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考虑，蒋介石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到了1933年，蒋介石为了反共的需要，于军事极为吃紧的关头，亲自发动所谓"新生活运动"，以期在更大的范围内鼓吹文化复古主义。翌年，南京政府明令规定每年的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家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重大的孔子诞辰纪念会。是年2月，蒋介石主持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7月，又在南昌成立总会。新生活运动的本意，无疑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这在蒋介石的几次讲话中讲得非常明白。他曾对他的心腹说："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不行，应该从范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反对共产党?quot;至于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蒋介石也亲自规定为"礼义廉耻"四个字，要求全体国民将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显而易见，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巩固其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
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现实，在蒋介石提出尊孔之后，一些不通文量的军阀也开始利用孔子为自己服务。据胡适《南游杂记》记载，他在1935年初南游两广的时候，发现南方的军阀如陈济棠等人对孔子的作用特别偏爱。陈在广东不但提倡古文，反对用语体文，而且明确提倡读儒家的经书。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祖孔是我主张的，拜关(羽)岳(飞)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我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我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我决心反共了。"还说，他在广东的两大政策，一是生产建设，一是做人。在生产建设方面，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至于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就必须到中国古文化里去寻找。这就是他主张尊孔读经的理由。
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现实，如张东荪所说，尊孔的人越来越尊孔，反孔的人必然越来越反孔。胡适在听了陈的理由之后感慨地对陈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来说，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安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榜样吗?"
正当胡适对南方的尊孔读经复古运动深感忧虑和起而反对的时候，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上海十位名教授联名于1935年1月10日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悲哀地叹息，"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冶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形式，已经失去他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他们主张不能任其推移，而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里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要求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为此，他们提出几项具体主张，即要注意中国日前地域、时代的特殊性，对固有的文化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质地、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对欧美文化也复如此，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进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要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从表面上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具有明显的折衷调和倾向。但从中国文化建设的长远观点看，这种主张无疑是有害的，是"颇感觉失望"的。当然要激起学界的反对和批评。最先也是最严厉批评这种见解的是以主张全盘西化著名的陈序经。他认为，对于已经落后的中国文化来说，最要紧的是要认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而任何坚持中国特殊的理由，都只能成为复古和倒退跑借口。所以他主张在目前的情势下，为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与其主张折衷调和，不如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全盘西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到了尽善尽美的地位。其立论的基本根据是，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趋势和环境，故不得不彻底将其全盘西化。这里的西化尤其是全盘西化不是别的，而是世界化和现代化。陈认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于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他坚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 当这场争论刚刚开始的时候，胡适并不在北平。但由于争论的过程中陈序经在文章中涉及到胡适，并将胡适定性为折衷论者，因而迫使胡适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他在是年3月11日为《独立评论》第142号所写的《编辑后记》中明确表态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所以，此时的中国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这种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据此，他宣布，他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
当中国本位论者与全盘西化论者争论正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加深，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这种情势下，全盘西化论者只得收起论战的武器，而民族文化复兴论者的势力则自然得到壮大。后者成员来自各种政治阵营，他们的一个共同愿望都是在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能为中华民族提供一种精神力量和智慧资源。郭沫若在1937年所写的《理性与兽性之战》一文中说，复兴民族就是要复兴我们民族的精神，就是要保卫住我们中华民族三千年的文明，保卫文化的责任现在是落到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的肩头上了。我们不仅要争取我们民族的自由、祖国的独立，我们同时要发动至大至强的理智力来摧毁敌人一切矫伪的理论，暴露敌人的一切无耻的阴谋，廓清敌人的一切烟幕的言论，以保卫世界文化的进展，人类福社的安全。这就明确提出中国文化人在抗战时期负有保卫中国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责任。
综括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全部情况看，可以说尽管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争论与冲突，但在民族精神的复兴与重建这一点上，几乎包括左中右的各派学者都有相当一致的基本共识。他们都在竭尽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从哲学、学术层面证立我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抵抗精神和热爱和平的根本特性。比如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在抗战之前致力于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从事于纯哲学的创造。但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之际，深感唤醒民族精神之重要，在着力于形而上思考的同时，不废讲学，并撰写《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倡言五族同源，提倡民族精神，推?quot;日本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文化，亡我民族"，表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知识分子的优世情怀、乐观精神和哲人的窖思。
如果能够深切地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其早期的国内民众的一般情绪，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思想文化界倡导保卫中国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活动并不是把人忧天，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针对性。当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确实不如日本，中国军民起而抗战确实带有被迫的意味。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国内确实弥漫着一股悲观主义的气氛，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抗战究竟能否获得胜利。国人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正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描述的那样，"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是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
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quot;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这一半是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另一半则是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反观思想文化界重建民族精神、保卫中国文化的努力，便自然很容易理解其价值和意义。
思想文化界保卫中国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努力是多方面的。但鉴于抗战时期的特殊形势，保卫中国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本质说到底就是要重提和强调对外抵抗的不妥协主义，即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功能，便是当异族入侵的时候，比较容易唤醒国人的觉悟，形成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一致对外，从而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民族的再生与发展开辟通途。但是另一方面，不论民族危机多么严重，如果一味过分地提倡民族主义，它固然有助于唤醒国人进行不妥协的抵抗，但终究因其狭隘性的见解，极容易形成固步自封的排外心态，从而有害于民族的再生与发展。尤其是那种民族启信心和民族文化优越感如果经过不恰当的夸张，从长远的观点看，无疑弊大于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体精神的中断，并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出如钱穆，在抗战时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贡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在弘扬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心方面，确实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但是毕竟囿于当时的特殊环境，钱穆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未免落入民族文化自尊自大的旧窠臼，表现出浓厚的文化复古主义情绪。 他认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并不错，中国文化的未来决不能寄托在一切向西方学习这种幼稚的想法上面，而有待于进行调整和更新。同时他还强调，这种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并非来自西方文化，而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他相信，只有这一文化系统在经过现代洗汰之后仍能保持传统的特色，中国才算获得了新生。如果仅从文化演进的观点看，钱穆的分析多少有些道理，但是如果结合他所要保持的究竟是哪些特色，则明显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他说，中国的文化不但没有走到尽头，而且如今仍然要继续着。"所以我对中国文化仍抱乐观，中国的文化未老未死，缺点是有的，只看中国将来怎么办严那么怎么办呢?钱穆强调，一定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显然，不论这种观念有多少道理，它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文化复古主义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活，是在所谓"中国化"的招牌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反对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对此，胡绳当年批评道，钱穆等人的折衷见解，在根本上是复古，也是排外，因为他是把一切外国的东西，从中国旧文化的传统立场上看去是新的、不适宜中国的东西都加以排斥，它排斥一切西洋文化中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但它却看出了在西洋文化史上也还有时期的不同，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只是"貌异神同" 看出这点倒是对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而欧洲也有过它的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从此出发，认为中国文化自己要向后转，并和向后转的西洋文化合作，这却是拿人类文化史开玩笑了。 面对文化复古主义的逆流和新儒学的鼓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进步文化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反对。胡绳在批评冯友兰的新理学时说，冯氏的新理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中国老哲学圈子里理论的杂芜、混乱和空虚的一种表现，是和现实脱离的倾向，它忘记了哲学与大众的关系，和实际生活的关联。陈家康也指出，由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将真际与实际分开，且不从实际肯定真际，仅仅从形式逻辑上肯定真际，结果便是最哲学的哲学脱离实际，所以不是实理，同时也不是真理。赵纪彬认为，冯友兰自谓新理学是"讲理之学"不妥。因为宋明以来，不仅理学家讲"理"，心学家实际上也许"理"。理学之所以为理学，并不在于讲理，而在于其有讲理的特征和方法。就特征和方法而言，理学家将理气二本，心学家以反对理气工本为缘起，而持心本论。反理学家则基于物本论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冯氏的新理学以"不切实际，不管实用","不合实用","不问内容"为特征，那么在方法上实际是承袭程朱理学而有些微创新卢口"以真际为根本，个物为派生；真际之有不在个物，而个物之有则为真际所规?quot;，结果便是一种"客观的心本论"。
对于国民党官方利用儒家思想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比如对陈立夫、蒋介石等人反复宣扬的儒家一些道德伦理观念如"诚"的观念，胡绳就明确地指出这种宣传的目的不外乎是消灭人民大众的自觉。因为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下，"诚"这个概念本是为了说明人的合理关系而产生，却在神秘主义的外衣下被抬上神圣的殿堂，使人们顶礼膜拜，作为欺骗与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由此，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诚"的神秘性，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承。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在批判各种文化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的同时，也着力于自己体系的创建。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为了建设新文化，必须说明中国的旧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自周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封建的文化；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他说，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设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革命的对象，都是应当废除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据毛泽东说，就是新民乏主义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特点，按照毛泽东的概括具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当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外国任何好的东西，都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对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他在同时期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二是科学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成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三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不仅区分了中国的旧文化和新文化，而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应取的态度，那就是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拒斥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但必须通过民族形式的转化，使之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显然，这种文化观要比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国民党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独裁统治都更有道理，更有说服力。因而这种主张既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光辉旗帜，也是近代中国中西古今文化论争的科学总结，是百年来国人在文化问题上基本可以达成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