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遗存中出土了484件青铜器，其中工具类16种127件〔1〕，可以确定为农具的有犁、插、耒、耜、铚垃、镰、铲、锛、钁、斨等10种计36件〔2〕， 其它如刀、斧、凿等既可以用于手工业，同样也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类别难以划定。处在烧荒垦地，刀耕火种时代的吴城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其用途是多功能的，不一定象我们今天这样对工具的分工那样细微单一，垦荒时要用刀，砍树时要用斧，因此我们不要去严格区分。
新干遗址出土农具器类之全、数量之多，均属罕见，尤其是犁铧、耒、耜、铚、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农业史、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下面我们将分析这批农具的功用及其意义。
一、青铜农具选介
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农具主要有：
（1）犁铧2件，三角形宽体式，两侧薄刃微弧，三角形銎，銎部正中有一穿对通，以系钉固定犁铧，两面饰三角形云纹。标本342长10. 7、肩阔13.7、銎高1.9厘米，两刃夹角65°，犁面与犁背夹角10°； 标本343长9.7、肩阔2.7、銎高1.6厘米，两刃夹角60°，犁面与犁背夹角10°。这种犁与新石器晚期以来江南地区流行的三角形石制破土器相类似，它的出土，说明过去人们把三角形石制破土器推定为石犁的推论是正确的〔3〕；李学勤先生还据此推定1973 年山东济南拣选出的一件青铜犁铧是商代遗物〔4〕。
据季署行先生研究，象新干出土的这种犁面与犁背夹角为10°的犁铧在南方水稻田中耕作，所需牵引力约为2.6～7.8公斤，在一个人的正常拉力范围内，也就是说，这种犁铧的出土，并不能说明当时已产生牛耕〔5〕，只能说明产生了犁耕，而且这种犁耕也是很原始的， 因为它没有配套的犁壁，只能松土、破土，不能翻土，不能提高精耕细作的程度，因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犁耕。不过，这种犁的发明和使用，还是农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革新，因为铲、耒、耜等起土农具对土地的作用力是垂直力，利用杠杆原理将土翻起；犁对土地的作用力是水平力，其工作效率远比耒、耜要高。
“一人ｚｈí蹠耒而耕，不过十亩”〔6〕。
“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7〕。
知汉代牛耕是耒耕效率的16.6倍。贵州黎平县侗族有木牛，即人拉犁耕作，据调查，木牛的效率是锄耕的2 倍（见附表一）这种效率可能比较接近商代的实际。
（2）锸2件，分两式，Ⅰ式（标本345）正方形扁平体， 圆角平刃，口薄，正面拱起，背面平齐銎口正中一孔，长13.1、肩阔14 、 刃宽11厘米。这是湖北盘龙城二里岗期长方体锸到晚商U 形凹口锸之间的过渡形制。
Ⅱ式（标本344），平面呈U形，双肩稍耸，弧刃，正面拱起成弧形，背面平齐，銎口正中处有一孔，銎口饰有一圈云纹，长11.5 、 肩宽14.8、刃宽11厘米。这种凹口锸是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锸的形制。新干2件铜锸的出土，说明锸这种农具在商代已有一定程度的使用， 并得到改进、发展。
（3）耒1件（标本346），背面无纹，椭圆銎，銎口有箍， 双扁齿，其中一齿在使用中已残损约1厘米，通长12.7、齿距8厘米。
（4）耜1件（标本347），三角形宽体式，平面呈梯形，平肩， 刃微弧，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齐，形成纯三角形銎，有一穿对通，正、背两面饰三角形云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长11.5、肩阔15.2，刃宽9. 1厘米，与“耜广五寸”〔8〕之制大体相符。
《易·系辞》云：“神农民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可东汉的许慎硬把耒、耜说成是同一种农具：“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也，”〔9〕，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徐中舒师在《耒耜考》一文中广征博引，力驳众谬，指出“耒与耜为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下歧头，耜下一刃”〔10〕，新干大洋洲所出青铜耒、耜以实物证明了徐中舒师这一推论的正确性。据杨宝成先生研究，耒、耜是商代主要的起土工具〔11〕。
（5）铲12件，分三式。Ⅰ式圆銎溜肩铲，共10件，椭圆銎， 銎口有箍，饰一周带纹，銎伸入铲面中部，平刃微弧，铲体呈圆形。原发掘简报称为斧，不确，因为这种器物体薄，质轻，不宜作为伐木工具，起土也不合适，可能是一种锄草农具。
Ⅱ式兽面纹铲（标本359），1件，椭圆銎，銎部饰双目纹组成的简体兽面纹，溜肩平刃，铲面近方形，通长17.8、刃宽13.4厘米。这种铲体薄，不宜作起土工具，可能也是一种锄草农具。
Ⅲ式，方銎铲1件（标本360），溜肩方体，銎口有箍，銎直通铲体近刃部，刃微弧，略有残损，素面无纹，残长14、刃宽10厘米，这是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铲式样，銎口加箍，銎直通铲体都是为了加固铲体，是起土的专用工具。这种Ⅲ式铲，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挖土工具之一，比较流行，但吴城地区在新石器晚期以来，有用锛挖土的习俗，因而在这一地区，铲的作用可能已退居到中耕除草的地位了，故Ⅰ式铲多，Ⅲ式铲少。
（6）有肩钁1件（标本377），方銎长体，銎口有箍，双面饰索状燕尾纹一周，銎长与体长相等，双斜肩，平刃，通长14.8、肩宽5.7、刃宽2.6厘米。它基本具备钁的特征：长身，窄刃，长宽之比约为三比一，侧视为等腹三角形（楔形），平口刃，顶中空，銎口长方形〔12〕。据陈振中先生研究，商周时期的青铜钁主要有长条形、凹形、横銎三种形体，均作长方体〔13〕，标本377为分段有肩式，是钁类器的另一种形制，它很有可能是吴城地区有段石锛的变体。
（7）锛3件，（标本357）长方銎，断面为梯形，微束腰，宽刃、 正面呈弧形，背面平直。正背面近銎部饰简体兽面纹和蝉纹，长9、 刃宽3.5厘米。这三件锛与吴城、 都昌等地吴城文化遗址中所出同类器形制相近，吴城、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中出土数块石质锛范〔14〕，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中也出土了一块泥质锛范，这足以说明这些铜锛是本地铸造的，它起源于本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是一种广为使用的起土、松土农具。
（8）铚1件。（标本376）作长方形，薄体平肩弧刃，三长方穿，有夹柄痕，素面无纹，刃长20.5、顶长20、宽6厘米。垤是镰一类收割工具，《释名·释器用》云：“铚，获禾短铁也。”商代铜铚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它是西周时期矩形铚的渊源，为我们研究铚这一农具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9）镰，5件，长条无齿单穿式，（标本371）薄体平刃， 前锋下勾，近内端有一圆穿，正面近背部有脊，背面无纹，刃部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商代无齿式铜镰的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它可能渊源于长条形刀，比安徽含山、济南大辛庄等地发现的商代锯齿式铜镰要原始。
以上介绍的9种农具中，前7种为起土，松土、锄草用具，后2 种为收割工具，包括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农具。同一种农具往往有多种形制，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商代赣鄱地区已普遍使用青铜农具。
二、青铜农具的功用
目前，学术界倾向于把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性质推定为墓葬，这样，如此之多的青铜农具从中出土就难以解释清楚。笔者，认为这一遗存的性质为社祀坑〔15〕，既然社是祭祀的主题，在社祀坑中出土农具便是很自然的事。在祭祀坑中出土农具还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锛、铲、锄等玉质、青铜质农具，我们已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坑为农业祭祀说》一文中论证了这二个祭祀坑为农事祭祀，其中出土的农具是祭祀时用于处死人牲并举行农事祭祀的仪仗之器〔16〕。这两个祭祀遗存均属农事祭祀，从中出土的农具功用应当相类。
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业神，农耕民族为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举行的社祭是相当隆重的祭祀，有时甚至要用人牲。从民族志材料来看，近代东亚、西非的落后民族就盛行用人牲祭社神有习俗，在农事的不同阶段供上不同年龄的人牲。春耕时，供上一位少女，用铲和锄等农具把少女处死，埋进新犁过的地中，祈求丰收；庄稼生长期间，也要供上一个青年妇女作人牲，祈求社神保佑农作物茁壮成长；收获前，则供上一个老妇，用镰刀把人牲处死，以祈求来年丰收〔17〕。新干社祀遗存中也有人牲的遗迹，遗存中出土了24枚牙齿，据测定，它们分属1 ～1.5、10～11、20～30岁三个不同年龄组的个体〔18〕， 如果把它们理解为社祀时的人牲的牙齿，正好与在庄稼成长不同阶段为社神供上不同年龄的人牲这一民俗相合，而且遗址中同样出土了处死人牲时所必须用到的农具铲和镰。
据《路史·后记》所载，炎帝“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可推知祭社神时还有《扶犁》之舞，并配之以《丰年》之乐，可惜的是，史书没有详细记述《扶犁》之乐的内容，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一种模拟农业生产过程的乐舞。
从甲骨文材料来看，商代农业生产过程中有向社神举行的各种农事祭祀，春耕时商王带领群臣举行盛大的耤田大典：
己卯卜，ｈù＠⑥贞，雷耤于
明，亨，不＠⑦。《合集》9505播种时，要举行祭记：
……宾贞，呼黍于敦，
俎，受［年］。
壬戍卜，宾贞，我受年。《合集》9537庄稼生长期间，商王时常去视察其成长情况，一旦庄稼发生了病虫害，商王还要为其举行禳除灾祸的祭祀仪式：
王往省黍，祀，若。《合集》9613乙正
盂田禾ｊì＠⑧，其御，吉稺
弜御，吉稺。《合集》28203“省”意即省视、视察，全句大意为商王为亲自去视察黍子而卜问，要是举行了祭祀，社神是否会保佑黍茁壮成长。御是一种禳除灾祸的祭祀，稺，读如“去其螟ｔéｎｇ螣，及其矛贼，无害我田稺”〔19〕之稺，意即嫩苗，全辞大意是指盂地的庄稼发生了病虫害，商王卜问要是举行了禳灾大祭，是否能治好病虫害。
这样，依据民族志和甲骨文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复原新干大洋洲先民们立社时所举行的盛大的《扶犁》之乐的面貌：第一部，开荒垦地，人们手持铲、钁、锛等农具模拟开荒时的劳动场面；第二部，耤田，人们扶犁耘地，再用耒、耜等农具处死给社神供献的约一岁小孩，埋入刚刚犁过的地中，然后点种；第三部分，中耕锄草，人们用ｑｉāｎｇ斨、铲等农具处死给社神供献的约10岁左右的青年，然后模拟锄草的动作，第四部分，收割，人们手持镰、铚等收割农具，将一位年龄约30岁左右的老年人（当时由于医药卫生条件差，人一般只能活到三、四十岁）处死，献给社神，然后模拟收割的动作，至此，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结束。整个祭祀活动完毕后，各种祭祀仪仗之器、人牲均被埋入坑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祀遗存。
三、青铜农具发现的意义
江西新干商代社祀坑中青铜农具的发现和推定，有非常大的意义，它使过去流行的那种认为殷周时期没有使用青铜农具的论点不攻自破，同时，也向那种否定殷周时期已经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论点提出了挑战。
目前，关于殷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殷周时期没有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已出土的青铜农具多为统治者耕田用的礼器，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六点理由：1 ）目前为止，出土青铜农具的绝对数量很少，在同一遗存中，青铜农具与骨、石、蚌质生产工具比起来，数量很少；2）殷周时期重礼， 铜料又很贵重，少量的铜料主要用于铸造礼器以满足祀与戎的需要；3 ）殷周时期是奴隶社会，奴隶是主要生产者，他们有破坏工具的惰性，因而，奴隶主主观上也不愿改进生产工具，不会让奴隶使用比石、蚌、骨质农具更贵重的青铜农具；4）出土青铜农具的地域也很狭窄，仅限于江西、山东等少数省份；5）青铜农具的形制很单一；6）目前还没有发现专门制作青铜农具的专业作坊〔20〕。
另一种意见认为，殷周时期已普遍使用青铜农具， 主要理由有：1）殷周时期是青铜时代，人们自然会注重改进农具以提高生产率；2 ）目前出土青铜农具数量少，主要是因为青铜比较贵重，用坏之后，人们并不是象对待石、骨、蚌质农具那样，随便抛弃，而是回炉再利用，因而不能以出土物的多少作为否论青铜农具大量使用的证据〔21〕。我们认为还可以加上三点：a）出土青铜农具的地域已很广， 据不完全统计，已在河南、河北、江西、陕西等七省三十多个地点发现了近二百件青铜农具（详见附表二）；b）出土的青铜农具种类繁多， 包括开荒起土（犁、耜、耒、锸、铲、钁、锛）、中耕锄草（ｑｉāｎｇ斨、铲）、收割庄稼（铚、镰）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农具；象江西新干商代晚期社祀坑中出土的青铜锸、铲分别可以分为二式、三式，说明青铜农具由于生产需要的推动，改进得很快；c）郑州南关外、 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中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钁范〔22〕、铲范、锛范、耜范〔23〕，很可能是当时重要的青铜农具制造点。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殷商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必须正确区分青铜农具的使用与其在某一区域内广泛使用；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与其在生产领域完全取代非金属农具等几个问题。
1.青铜农具的使用与其在某一区域广泛使用问题，其实质就是青铜农具的使用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问题。
青铜农具的使用，有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必须有充裕的铜、锡资源以满足铸造青铜农具的需要。由于地质构造上的原因，中原地区铜锡资源比较缺乏，同时，又是奴隶主比较集中的地区，有限的铜料主要用于铸造礼器、兵器以满足祀与戎的需要〔24〕，因而中原地区不具备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物质条件。商代的江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是铜矿比较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新干所在的虎方，在当时已对瑞昌铜岭的铜矿大量开采〔25〕，使得大量使用青铜农具有了物质技术保障。其二，社会生产需要的推动。中原地区，土地肥沃，土壤中含有丰富的腐殖质，土质疏松，易于耕作，木、石、骨质农具也可以胜任，相对比较起来，对青铜农具的需要就不是那么强烈。江南地区，“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26〕，耕作难度大，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自然会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铸造青铜农具以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虎方地区已具备了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物质技术条件。新干社祀坑中大量农具的出土，尤其是耒、铲均在生产中严重磨损，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在商代确实已经大量使用青铜农具。
附表二：全国各地出土商代青铜农具一览表
2、 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与青铜农具在生产中取代非金属农具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问题。
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必须把它放进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并全面分析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理解为由于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在社会生产中引起了重大变化，诸如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不能把它理解为一个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问题，即青铜农具在生产中完全取代石、骨、蚌质农具的地位〔27〕，正如恩格斯所云：“铜、锡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28〕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商代虎方地区有石、骨、蚌质农具的出土而否认这一地区已大量使用青铜农具这一事实。
商代虎方地区，由于青铜农具的大量使用，在商代中晚期，迅速崛起于赣鄱地区，产生了以樟树吴城地区为中心的强大的政治集团，与中原商王朝相抗衡，成为一支与中原王朝并行发展的南土青铜文明。
我们在区分上述二个问题之后，完全有理由相信，商代虎方地区已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而推及全国，得出商代在全国范围内已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论断。因为铜矿资源并不如铁矿那样丰富，铜始终是古代中国的贵重金属。
附表一：锄耕、木牛、牛耕效率对比表
耕作方式 时间（天） 劳力 面积（担田）
锄耕 1 1人 1
木牛 1 1人 4
牛耕 1 1人1牛 14
（引自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年1期。）
注释：
〔1〕《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2〕詹开逊：《谈新干商代青铜农具》、《文物》1993年7期。
〔3〕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的石犁》，《农业考古》1984年1期。
〔4〕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 年10期。
〔5〕季曙行：《“石犁”辨析》，《农业考古》1987年2期。
〔6〕《淮南子·主术训》。
〔7〕《汉书·食货志》。
〔8〕〔26〕《周礼·考工记》。
〔9〕《说文解字·耒部》。
〔10〕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
〔11〕杨宝成：《先秦时期的木质农具》，《农业考古》1989 年1期。
〔12〕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1981年1期。
〔13〕陈振中：《殷周青铜钁》，《农业考古》1986年1期。
〔14〕《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7期； 《江西德安石灰山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4—5期合刊。
〔15〕拙作：《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性质新探——兼与墓葬说商榷》，《中原文物》1994年1期。
〔16〕拙作：《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为农业祭祀说》，《农业考古》1994年1期。
〔17〕参弗雷泽：《金枝》， 徐育新等译，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8〕韩康信：《新干商墓出土人牙鉴定》，《文物》1990年10期。
〔19〕《诗·大田》。
〔20〕徐学书：《商周青铜农具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 期；白云翔：《殷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1期。
〔21〕〔27〕陈振中：《殷代的铚艾》，《农业考古》1981 年1期；《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年2期。
〔22〕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彭适凡等：《江西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4〕拙作：《铜与中原王朝的南侵》，《江汉考古》1992年3 期。
〔25〕拙作：《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3 期。
〔28〕恩格斯：《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恩选集》1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原字为（土下加月）右加殳
＠⑦原字为氵加（册下加口）
＠⑧原字为禾右加（四下加小下加攵）
来源：《中原文物》1995年04期第101-106，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