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童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最早由西汉刘向所编定。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6年），在刘向主持下开展整理宫廷内藏书的活动，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崩乐坏，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701页）。这就是说，当时每整编一部书，都要撰写一篇介绍该书的“书录”，上奏朝廷。至今刘向撰写的各篇“书录”多数佚失，有的仅可辑出片言只句，而《战国策书录》则全文皆存，可借以窥知刘向整理图书步骤和方法之一斑，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刘向编订《战国策》33篇，在流传中多有散佚，北宋学者曾巩对该书进行了三次校补，最终编成一个定本，并为之写序说：“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所附《战国策目录序》，香港，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0页）曾巩虽说“《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但后人根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文选注》、《北堂书钞》等引用过刘向编定的旧本《战国策》，发现了不少逸文，另外也陆续发现了一些错讹之处。由于善本《战国策》不复得见，所以此后不断有名家为之作校补，南宋时，姚宏与鲍彪相继对《战国策》进行校注，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10卷，补正鲍彪注本。清代，黄丕烈、王念孙分别对《战国策》加以校勘。民国至今，亦有诸祖耿、缪文远等大家相继为《战国策》作校注。但所有这些古今学者在校订中，对刘向《战国策书录》存在着一个关键字的讹误，都没有察觉，笔者今拟将之破解，以便更准确地揭示《战国策》一书的历史文献学性质。兹依据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抄录已经标点的《战国策书录》相关段落如下：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页）
引文中“错乱相糅莒”一词令人费解，现行各种《战国策》点校本，如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所附《战国策目录序》，第1795页）、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55页）等对之皆未做出解释，含混了事。唯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对“糅莒”作了标注，其解释为“杂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0、661页）。然而，查阅若干字书对“莒”字的释义：《说文解字注》谓“齐谓芋为莒”。《康熙字典》释“莒国，今城阳莒县”。《新华字典》释“古代对‘芋’的别称；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在今山东省莒县一带”。显然，“莒”字同“杂”、“乱”抑或“杂乱”等意毫无关涉，将“糅莒”解释为“杂乱”是没有根据的，况且汉语中无论书面表述抑或口头表达都从来没有“糅莒”这样的措辞。事实上，书录中“错乱相糅”四字在语义的表述上业已充分，也很容易理解，附赘上“莒”字，则让人莫名其妙了。因此，应于“错乱相糅”之后断句，“莒”字应下属，即“莒又有国别者八篇”。
这里出现的“莒”字，应是“筥”字之误。《说文解字》谓“筥，筲也”。《康熙字典》释“筥，音举，盛米器也；筥，圆，受五升，方曰筐，圆曰筥；又刈稻聚把，亦名为售”。《新华字典》解释为“盛物的圆形竹筐：‘于以盛之，维筐及筥’；箱；量词，禾四把；姓”。由上可知，“筥”字有箱子、圆筐等义，所谓“筥又有国别者八篇”理解为“竹筐中还有分国别的八篇零散文献”，对照引文前后语义，这样才能通顺。
《战国策书录》将“筥”写成“莒”的两种可能：
一、“莒”通“筥”。汉语组词中有时存在草字头与竹字头通用的情况，如“账薄”和“账簿”同义，“狼藉”和“狼籍”同义。书法书写中有竹字头与草字头不分的情况，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第”字，据《从“郭沫若”笔误说起》（秦柏柳：《从“郭沫若”笔误说起》，《书法报》“言论版”，2010年6 月9日）一文考察，“最早‘第，字的写法，出现在汉代的《乙瑛碑》中，写的就是草字头。这是隶书的书写方式。到了北魏《张猛龙碑》中的‘第’字，还是草字头的写法。这是魏碑的写法”。当然，如果说“筥”与“莒”曾经可以通用，必须找到实际的例证。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字林》佚文：“筥，饭器，受五升，秦谓莒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豫部第九。按：《字林》是晋代吕忱所著，原书在宋末以后亡佚，今有清乾隆间任大椿著《字林考逸》八卷，光绪间陶方琦续著《字林考逸补本》，但未有见朱氏所引文字）由此资料可知，在秦地“筥”和“莒”是曾经通用的。刘向虽是江苏沛县人，但长年在西汉都城长安任官、生活，而长安恰为秦之故地，当时刘向或为刘向誊录文稿之人，很有可能是受文字书写传统的影响，将“筥”通用为“莒”。
二、两字音、形相近而致误。以草字头或竹字头为部首且字形相近的字很多，撰著者往往于不经意间用错字。以前秦皇帝苻坚的“苻”字为例，笔者通过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检索“符坚”两字，结果有四百七十六处匹配，真正符合条件的恐怕也在三百处以上了，这里是将“苻”字误写为“符”字；又如春秋时齐国相管仲的“管”字，《春秋大事表》有这样的记载：“然则菅仲对楚使之云亦非虚夸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附录《寄复初柬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汉文纪》所收《武梁祠堂画像》一篇中亦有“菅仲，齐桓公”（梅鼎祚：《东汉文纪》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样的书写之误，明显是撰者出于疏忽将“管”字误写为“菅”字了。
就本文涉及“筥”字与“莒”字而言，亦有一显例，《农桑易知录》卷一《力农器具》之“箩筐”条对于箩筐是这样解释的：“方日筐，圆日莒。筐本方形，与莒有别，但俗不用，因日莒为箩筐也。编竹为之，制圆……古人所谓莒也。”（郑之桥：《农桑易知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75册，子部农家类）不难发现，该句中撰者所谓的“莒”字其实是“筥”字，因为“筥”字有箱子、圆筐等义。可见，亦不能排除刘向或誊录者将《战国策书录》中“筥”字误写为“莒”字的可能。
上述两种推测中，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因为至今所知版本中，《战国策书录》内皆为“莒”字，似乎原始文献即是如此书写。而在千百年的流传中，这一“莒”字竟然未曾引起文献学家的认真解读。至于近现代，更因为断句时错误地将之上属成“错乱相糅莒”，在模糊、混沌中被学者回避。今判定“莒”乃“筥”字之讹，上引《战国策书录》的相关段落应当校订为：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筥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文中“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系散篇文献，无需标注书名号）
其大意是，刘向进言所校订的《战国策》，政府藏书整理后的剩余散卷，错乱而且杂糅在一起。而竹筐中还有分国别的八篇零散文献，要编成一书稍嫌不足。因而再从“错乱相糅”的文献中以国别的标准搜集，略按时间先后排比，分别出那些不成次序的残篇以相互衔接弥补，除去内容重复者，获得了33篇。政府藏书原有一些标识名称的散篇文献，或称“国策”、或称“国事”、或称“短长”、或称“事语”、或称“长书”、或称“修书”。刘向以为这些散篇是战国时游士辅助所在之国为之出谋划策而作，应该将编定后的书定名为《战国策》。书中记载从春秋以后，迄至楚、汉之际，245年之间的史事，全部校定以杀青简，可誊写成书。这样解读之后，对于研讨《战国策》的机制以及揭示刘向整理西汉国家图书的工作方式，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从整篇书录中可以看出，刘向编辑《战国策》的缘起，是发现政府所存文献中有八篇带有国别特征的文献，于是从其他零散文献中搜集这种具有“国别”特征的文篇，如称为“国策”、“国事”、“短长”等等者，甚至将零散的残件拼接整理，凑成33篇而归为一书，定名为《战国策》。因此，从史料上看这些资料都是先秦时期形成，可以作为研究先秦史的史料之一，但从文献学和史学史角度而言，决非一部史书，而只是各篇零散地存在于世。
“筥又有国别者八篇”中“筥”字之所以重要，乃是反映了此8篇也是混放在竹筐内的零散文献，并非合成一书，甚至不必是在同一个“筥”内。不过，这些文篇较为完整，没有断烂散碎而已，刘向从此8篇文献中看出其“国别”的特征，故继续搜集、拼接，因而编订了《战国策》一书。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此墓下葬时间早于刘向整理图书一百多年，其中有类似于今本《战国策》者，共27篇。其中16篇不见于今《战国策》书内，即当时西汉政府不曾收藏因而刘向未曾见到这些文献。这证明了刘向之前只有这类零散文篇，并没有一部《战国策》问世，许多中国史学史著述将《战国策》列为先秦战国时期史籍，乃明显失误。
第二，西汉成帝时期刘向所主持的整理图书工作，除了进行文字校订之外，还将流传书籍之各种文本予以整合，更值得注意的是纂辑了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书籍，即利用已有零散文献，汇编一起，拟定书名，藏于内府和传播于世。在将政府所存书籍大体整理完成之后，那些“中书余卷”即不成为书、而“错乱相糅”的零散文献，就成为刘向等人继续整理和汇编为书的材料，《战国策书录》清晰地展现了这项工作机制。
像这种由西汉刘向新汇编而成的史书，当然不只《战国策》一种，《世本》就是刘向编纂的另一重要史籍。《世本》中的材料来自先秦文献，但成书则出自刘向之手，这与《战国策》的性质一致，已有另文论述（乔治忠、童杰：《<世本>成书年代问题》，《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
刘向主持的国家图书整理工作，出发点在于图书文献的便于保存，以及文字的校正、篇目的统一整合，但缺乏保持文献原始状态的意识。经过这一番全面整理图书的活动，先秦时期的书籍和文献不少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历史文献学研究必须注意的问题。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研究，必须严格区分零星史料、散存文献、汇编之书与系统著述的不同性质，决不能彼此混淆。对先秦时期史学史的研究，应当站在重新审视所有相关历史文献的高度，不能被断代史眼光和史料应用的眼光所拘囿，即不能因为其书属于先秦史料就以先秦史学来看待，这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原则。许多中国史学史著述将《战国策》、《世本》当成先秦时期的史籍，就是将零散史料与史籍成书相混淆的严重错误。
致谢：本文经乔治忠教授指导和修改，谨致谢忱！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