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企业，它们是市场崇拜的对象，享受远高于同行的利润回报，我们称之为“圣像”企业；在中国，从“仁、义、礼、智、信”的管理思想开始，“圣像”企业便成功有望了。
牛津大学的市场学教授郝特(Douglas Holt)研究“圣像”(Iconic Brand)企业现象。
“圣像”企业是市场崇拜的对象，享受远高于同行的利润回报，它们的产品价值在消费者崇敬的眼波中增益。此类企业很难被复制和模仿，因为他们的优势来源于商业之外的文化源泉。欧洲贵族享受文化滋养了一批意大利、法国的名牌企业；美国西部的牛仔拓荒精神成为好莱坞电影界的魅力来源之一；日本文化为他们的汽车和电器质量背书；甚至美国政治民主风格也影响到人们对美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好恶判断。 出于人的天性，消费者永远不满足于清晰可辨的优秀。对市场恒久的征服只存在于质量和技术之外。悠久文化包含了集体权威、神秘色彩、原乡情结和名分暗示等。它们纷繁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并成为“圣像”企业商业优势的文化原乡。有了“圣像”企业，人性中的悠古情怀、精神寄托、英雄崇拜才能获得移情别恋的对象。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最早感受到“圣像”企业的优势利润，所以市场上充斥着“源自于佛罗伦萨”，产自于温州市郊的“正宗”意大利西装、皮鞋、背包。但那些产品可以喧嚣一时，却无法经久不息。错认文化原乡的商业品牌仅有泡沫效应。
想要成为“圣像”企业，得先从中国文化风格的管理开始。中国式管理不是自创、自闭、自赏，而是将现代的、世界的、先进的，转译成中国的、传承的、贴切的应用语言和方法。这样的管理者，思想是国际的，表达是本土的；贴切相关才有利于员工的理解操作；中国本土才能让客户感觉悠久的魅力。在六月的本报专访中，成中英先生总结儒家精神在“仁、义、礼、智、信”。我将以此为例，说明用中国文化转译现代管理思想的可能。
“仁”指明企业生产秩序的最小单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研究个人行为到团体互动关系，现代管理的关注单位已经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二人成“仁”，关系是本质，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思想正合当代的组织设计原则。产业不同，生产方式有异，“仁”的内容自然就不一样。军队讲纪律，政协颂团结，研发重协作，制造盯岗位。本质都是“仁”，内容随情境而改变。“仁”是管理的纲，把关系调顺了，纲举目张。 “义”要求企业选择与环境和谐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每一特定的时间、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总是面临千万种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每位利益相关者都向企业推崇自以为是的关系。从企业的利益出发，只有一种组织层次的关系形态最适合。它必须符合企业当前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它是诸多关系中与外界组织矛盾最弱小的一种。以心为准，以本组织的最大利益和与他组织的最小矛盾为上下界限，这就是“义”。在贫瘠资源环境下，企业难求环境保护，智权保护的大义；待到承担世界五分之一的生产任务时，追求大利的中国企业必须先宣扬大义。 “礼”是标准化的、魅力化(Enchanted)的行为和过程。它让行礼者在不知不觉的言行中遵守秩序。有了礼，普通人不需要经过高深的理解思考就能够顺从繁复的秩序。你可以批判“礼”所维护的秩序，但这不否认“礼”对维护秩序的有效功能。今天的企业不断在提炼“最优操作”、“最佳流程”、“标准工序”。它们其实是管理的“礼”。“六西格玛”把企业的“礼”推到了格物致志的巅峰；过程再造，转型变革的目标是更新企业的秩序，然后再建立新的“礼”。礼崩乐坏，制度不存，国家将亡。企业也是如此。 “智”包含了对行动和实践的价值的理解。没有理解，秩序难以深入人心。经过思考，企业才能不断更改旧“礼”中不合事宜的秩序。理解的前奏是反思、学习、批判、扬弃。这与现代企业的学习型组织同出一理，共修一行。有了学习和批判的动态理智活动，才有和谐与稳定的“礼、智”秩序。一动一静，山水相应。 “信”强调企业应该坚定不移地遵从已经被“智”检验过了的“礼、义”。阶段性的稳定是所有新生事物成长、建立的前提条件。怀疑、动摇的人性态度不利于集聚游散的心理能量。所以，邓小平才会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过去，信念的力量仅限于宗教般的讨论。近五年来，从密执根大学的“积极正面的组织学说”研究开始，信念与希冀逐渐成为受重视的组织能量形式。
转译本身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经过中式转译，先进的西方思想就能简洁并且亲切。简而易行，亲而易从；从则广，行而通；广且通，大事成矣。从“仁、义、礼、智、信”的管理思想开始，中国的“圣像”企业便成功有望了。
来源：21世纪经济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