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儒学复兴论”，这较早可追溯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后三代新儒家的薪火相传，虽在论证方法上有所变易，却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纲领所做的阐发。就大陆思想界而言，“儒学复兴论”在建国后已成隔日黄花，消声匿迹了许久，但在打开国门后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港台及海外的新儒家借机泊岸登陆，并以此为嚆矢，在大陆学界引起了一些人思想上的共鸣，最终诱发了“大陆新儒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后来居上，接过了“儒学复兴”的大纛。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不久，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有人将之与1958年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的“港台新儒学宣言”相提并论，称之为“大陆新儒家宣言”。在此后的1992年6月，一资深教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我的现代新儒学观》的论文，申明自己服膺现代新儒学，公开揭橥大陆新儒学的旗帜。两年后，李泽厚也在《原道》辑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愿望。在他们看来，“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没有大陆学人的传承和创新，没有在海外新儒家的薪火延续的基础上开出大陆新儒家，第三期儒学发展只能是半途失落的归鸟之梦”。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是否已正式形成“大陆新儒家”尚无定论，但以对“大陆新儒家”的呼唤为契机，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的观点纷纷发表出来[1]。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也有人全盘肯定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整个说来“在今天仍有用处”，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基础来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规范体系；有些学者则无条件地全面认同皈依港台新儒学，主张让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以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目的；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的构想；甚至有人主张，用儒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它被歪曲成为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斗争哲学”）。发表上述观点的学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可能很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他们都有着一种共同的致思趋向，即不仅异口同声地高度评价儒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而且围绕着这一核心观点具体展开论证的关键性论据也比较一致，大都以东亚经济奇迹为其事实依据，以“后现代主义”为其理论依据。故此，笔者亦拟从堪称“柱石”的这二大依据入手，顺藤摸瓜地对“儒学复兴论”做一番较为深入详实的学理探讨。
（一）“东亚经济奇迹”透视
本世纪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现代化研究之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斯?韦伯理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西方从基督新教伦理的宰制精神中孕育出了资本主义；相反地，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则认为儒家伦理只是调适现实世界而不是宰制现实世界，因此无法开出资本主义与现代工业。但是自六十年代以来，韦伯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迅速地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在废墟瓦砾上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也奇迹般地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而起为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此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程度也与日俱增、“虎虎生威”。“儒学复兴伦”者正是以此为事实依据，提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一时间，这类观点可说是连篇累牍地充斥了中国乃至西方的理论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