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第一个称道孔子作《春秋》并给予崇高评价的人，是孟子。因此，对《孟子》的深入考察，是我们解开孔子作《春秋》之谜的最好钥匙。
司马迁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1]但考《孟子》全书，未见引《春秋经》，所引之文全出《左传》，并有明称“孔子恶乎取”者。本文从他对“孔春秋”的有关称述，所引用的有关史料及其理论思想的渊源各方面，深入探考孔子所作《春秋》的性质，指出它即《左传》蓝本。从而否定了孔子所作为《春秋经》的传统误说。
（一）从孟子的具体称述考“孔春秋”的特点
《孟子、滕文公》这样称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孟子于后面又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他将其与大禹治水、周公安天下相提并论，说明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之大。从孔子自诩“知我其唯《春秋》”之语，可见其亦自视甚高，不同凡响。需要指出的是，《春秋》并非孔子首创。在孔子之前，各国都已有《春秋》。《国语、晋语》有“羊舌肸习于《春秋》”之语；《楚语》记载，申叔时对楚庄王太子的老师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说明即使是“南蛮”的楚国，《春秋》也已以其“耸善抑恶”的特点，被奉为了教课书。《左传》亦记载晋国使者出使鲁国，曾观书于鲁大史，“见《易象》与《鲁春秋》焉”。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什么还要作《春秋》？又为何对自已所作《春秋》如此自豪？《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有更具体的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案：“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作《春秋》区别于一般史官之作所在。它透露了“孔春秋”的独特锋芒。这当是孔子说“知我”“罪我”的缘由之一。孔子的这种革命批判精神，是“诸侯害之大夫雍之”的现实所激发出来的，是他作《春秋》的直接动力。而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历代统治者及其卫道士，千方百计抹杀掩盖这一点，篡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其根源也正在这里。
《孟子、离娄章》还说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的这段话，显示了孔子所作《春秋》在具体内容上的特点。“其事则齐桓晋文”，说明他写的主要内容是春秋时期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争霸战争。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说，孔子这段话可能是从考察历史，犹其是当时的现实所得出的论断。齐自齐桓称霸，到孔子所生活的时期，经历了孝、昭、懿、惠、顷、灵、庄、景、悼、简十公，至简公被陈恒所杀，恰恰是十世。晋自文公称霸，历襄、灵、成、景、厉、平、昭、顷九公，亦近十世，故曰“十世希不失”。鲁国自大夫季友掌权，历文子、武子、平子、桓子，恰历五代，故曰“五世希不失”。这段话，反映了孔子对春秋二百四十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孔子为什么要写“齐桓晋文之事”？这正是孔子对春秋时期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规律准确把握的结果。齐桓晋文称霸，标志着“天下无道”的开始。而这个“无道”，不仅仅是指诸侯的僭越，还包括周天子的“无道”—周室东迁，就是他“无道”、失政的结果。什么是孔子的“道”？那就是《论语》中一再称说的治国以礼，“为政以德”，百姓足衣足食，“庶民不议”。孔子写“齐桓晋文之事”，也许正是为了“行道”，为了探索历史之道。
“齐桓晋文之事”，是昏上乱下的春秋时期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故曰“其文则史”。至于对于他们的争霸，孔子并非如封建经学迂儒说的那样，一概地全盘否定。这从孔子盛推辅助齐桓争霸的管仲之功，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到证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段话深刻表明，孔子对争霸战争的历史意义，具有独具只眼的理解和评价—它对于统一中原、维护华夏文明、推动历史的进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是后代迂儒所不可能看到和承认的。而这恐怕也是孔子写“齐桓晋文之事”的原因之一。
其次，孟子的这段话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作何理解。历代经学家把《春秋经》推崇为孔圣人所作的宝典，然后从这部提纲式的“断烂朝报”里，从只字片语中挖空心思，穿凿出所谓的“春秋大义”，编出什么“日例”“月例”“爵例”“名氏例”等等无数“义例”，然怎奈自相矛盾，前后抵牾，无一可通。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对于“孔子作《春秋》”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及所谓的“窃义”是什么，“窃”的又是什么“义”，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搞明白。
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是否《春秋经》？要搞清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首先，从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来说。在《春秋经》里，对晋文的记载，仅于鲁僖公二十八年有这么几条：
“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晋侯入曹，执曹伯以畀宋人。”
“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此外，就是于僖公三十二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这就是《春秋经》对晋文公的全部记载。与对其它各国诸侯的记载相比，仅从文字的数量上看，也当不得孟子所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语。再从褒贬上说，写晋文“侵曹”，用“侵”字，决非褒义。“入曹”“执曹伯以畀宋人”，这行径使人感到不大光采。至于记载践土之盟，《经》把鲁侯放在首位，实际上掩盖了晋文的霸主地位，这就尤其不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的主旨。《经》对齐桓公的记载，虽然文字上多一些，但一字不提管仲，丝毫看不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管仲之力”，似乎也不合孔子对此有关的历史评价。其次，《春秋经》对“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乱臣贼子”也讨伐不力，多有隐讳之笔。《春秋》弑君三十六，《经》所书唯有二十六。隐讳失实如此，又如何当得孟子说的“乱臣贼子惧”之语？对此，前面已多有论及，兹不赘。
以上所说，仅依据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直接称述，仔细推敲，就令人大为怀疑，《春秋经》究竟是否真是孔子所作《春秋》。当然，这还只是间接的论证。我们还必须通过对《孟子》全部文章的深入研究中，才能作出更可靠更有力的论断。
（二）从《孟子》所引《春秋》史料考“孔春秋”
孟子既然对孔子作《春秋》之功推崇如此之高，可说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自然不会不引用其文。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以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为《铎氏微》；---虞卿上采《春秋》，------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据司马迁之说，孟子曾引用孔子的《春秋》之文以著书。但考《孟子》全书，却未见引用《春秋经》，而唯见多处引用《左传》。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万章下》所记与此同，只多几句：“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士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考《左传》昭公20年所记，与此大同小异：“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 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是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基本情节完全相同，只是一则招以“旌”，一则招以“弓”，但招虞人以皮冠则完全一致。主旨亦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出入（古人引用，常用其意而不必严格按原文）。但无疑是引自《春秋》（《左传》），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子说的“守道”，指君臣之道；所谓“守官”，指“非其招不往”。孔子一向将“以礼治国”置于首位，“招虞人以旌，不至”，因非其招。故孟子说，“孔子奚取焉”？义取“非其招不往”的尚礼“守官”精神。案《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这段史实，当然不可能是孔子取自《左传》，而只能是左氏取自“孔子史记”。这就有力地说明，孔子所作《春秋》，并不是《春秋经》。
《孟子》所引用的《左传》史实，远非这一条。《孟子、离娄下》：“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 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此亦取材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卫国之事。“公（卫献公）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河泽。---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 射两軥而还。尹公佗曰：‘子为师，我则远矣。’ 乃反之。------”案二则事实虽有参差，但学射师事的情节基本相同。孟子的“庾公之斯”与《左传》的“庾公差”，仅一音之转。“尹公之他”与“尹公佗”亦音近而变。盖孟子意在论交友师事之道，并未细考史实原书，故有乖违。但此亦无疑出自《左传》。
又《孟子、万章上》：“-----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不可谏而去之秦------”案：百里奚，见于《左传》僖公十三年：“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晋假道伐虢，宫之奇谏事，不见于《春秋经》，唯见于《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国。”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者，其虞虢之谓也。”
《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此亦取自《左传》：“------夫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以不利鲁国，而求容焉。亲富不亲仁。------”（定公九年）
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但对《左传 》之引用则达20处以上。又有引用其文者如《告子下》“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此见于《左传》僖公九年：“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所引誓辞，与《左传》一字不差。
除了史实，孟子的语言修辞也颇有取之于《左传 》者。如《离娄下》“故为渊殴鱼者，獭也；为丛殴爵者，鸇也；为汤武殴民者，桀与纣也。”“鸇雀”之喻，出典于《左传》：“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鸇 之逐鸟雀也。”（文公18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鸇之逐鸟雀也。”（襄公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