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的心性之学源于薛瑄 1）。薛瑄（1389一1464年）之学“以复性为宗，濂洛为鹄”（2），以为“复性则可以入尧、舜之道”（3）。他依据所谓“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4）、“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5）的儒学传统，提出其“内外交修”的“复性”方法：学者“当下心意言动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诚，言必谨、动必慎，内外交修之法也”（6）。他所谓“外修”，即“下学”工夫，所重在“形而下”的人伦日用践履，目的在于“知性知天”、“上达天理”；所谓“内修”，亦即“持敬”或“居敬穷理”的工夫，所重则在使“形而上”的心之本体直与天理合一。由于“‘敬’为百圣传心之要”，“千古为学要法无过于‘敬’”，（7）故而“持敬”或“居敬穷理”乃是“学者至要至要”（8）的心性修养功夫。
程敏政大体顺承着薛 的基本理路，在心性论上发挥儒学传统，形成其思想观念。兹分三端述其要旨，并透过若干历史资料来看程氏心性之学在宋明儒学史上所起的作用：
其一，以“诚意”为“学者自修头一件事”。程敏政本《中庸》之论，以“诚”为“天地人物公共的实理。如天有此实理，方成此天；地有此实理，方成此地；人有此实理，君臣方成得君臣、父子方成得父子；物有此实理，草木鸟兽方成得草木鸟兽。若有一毫虚假、安排造作，便不成了，故曰：‘诚者，自成也。’”（9）他说：“‘诚’是真实无妄之谓，乃天理之自然，如仁则真实是仁、义则真实是义，更无一毫虚假，故曰：‘诚者，天之道也。’”（10）在他看来，“诚”的意义极大，所关匪细，绝不可“视为迂阔不急之谈”而“别求新奇可喜之论”。他说：
《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盖一者，诚也。以之修身则可以正天下之大纲，以之为治则可以举天下之万目。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纯乎此而已。大哉诚乎！原于天，性于人，亘万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准。人伦舍是则无所自而明，风俗舍是则无所自而厚，养民舍是则无所恃而臻于富庶，御夷舍是则无所恃而致其咸实。盖天下之理虽众，求其操之约、制之广，莫有过于“诚”之一言者。其可视为迂阔不急之谈，而别求新奇可喜之论哉？（11）
“诚”的本义是“信”，《说文》即以“信”释“诚”。《中庸》、《孟子》将之提升为哲学范畴，宋儒继承这传统，以为“诚者，理之实然，致一而不可易也。天下万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无二，虽前圣后圣，若后符节，是乃所谓诚”（12），把“诚”作为“致一而不可易”之理，即永恒的必然规律。集宋代儒学之大成的朱熹亦以客观必然性来诠释“诚”：“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3）“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14）他又在倡“诚”的基础上，提出“慎独”论，如其释《中庸》“君子慎其独也”道：“独者，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冥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之知；则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15）程敏政发挥程朱理学，将“诚”视为“原于天、性于人，亘万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准”的必然规律，强调“诚意是学者自修头一件事。”他亦如朱熹，在言“诚”的基础上提倡“慎独”谓：“独、是指自家心里说。好善恶恶，著实与不著实，只是自家心里晓得，别人不晓得。所以君子的人于这等去处必要谨慎，不可一豪放肆。”（16）较之朱熹后学魏了翁从体认并实践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之则的角度诠释“慎独”，（17）程敏政所说显然更接近于朱子本义。
就明代儒学史而言，大体与程敏政同时的陈献章（1428一1500年）主“静”却并不强调“慎独”；稍晚于敏政的王阳明（1472一1529年）倡言“良知”，却亦不重视“慎独”。陈、王之后，心学崛起，蔚然成潮。值得注意们是，坚守心学立场的儒者，大多“诚意”、“慎独”并重，同朱学家程敏政有着颇为相同或相近的学说思想倾向。如许孚远传承陈南障一一湛甘泉一系学脉，即以“诚意”为《大学》“全经枢纽”（18），又视“慎独”为“学肴命脉上功夫”（19），并说：“只慎独诚意，则心正身修，一齐都做了，而齐家冶国平天不，将举而措之无难。”（20）由阳明心学发展而成泰州学派传人的王栋，将“诚意”与“慎独”作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认为二者之间有着一而二、二而一的互为体用关系。迨至晚明，刘宗周即注重“诚意”，又以“慎独”为其学说思想的基本宗旨，力称：“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21）当然，许孚远、王栋、刘宗周诸儒都与程敏政并无学术思想上的渊源关系，敏政所论亦远未达到他们那种精微细密的程度，但就中国儒学史上的宋学而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程敏政之学实为重要的过渡环节。
其二，以“敬”为“圣学始终之枢纽”。程敏政远承程、朱，近袭薛瑄十分重视“敬”在心性修养上的重要作用。他首先审察了历史，揭示“敬”在圣学中的地位。他说：
古者人生必先之小学，而后进于大学，故其功有渐而性可成。后世小学书亡，人躐等，任天资以行，已而性学寝微，其弊久矣。程、朱二大儒悲学之后时者无所致力，为发“敬”之一言，为追补养蒙之方，由是人有所持循，而性学可渐复也。子朱子又尝为之箴，学者亦诵法乎此而已。（22）
予观古经传，自《周诰》之外，“敬”、“德”二字未有并言，惟左氏书臼季之言曰：“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先儒谓此真格言，且出沫泗之前，殆古圣之绪论乎？（23）
圣门之教，莫先求仁，而求仁之要，又非远人以为道也。禁止其视听言动之非礼，而“敬”以主之，则日用之间，表里交正，而德可全矣。顾其为说，莫详于颜、冉氏之所闻，又莫切于程、朱氏之所箴者。惜乎后学不能体而行之，则其群居之间徒有讲习诵说而已。……而“敬”实后学之法守也。一不敬，则私意万端，起而害仁，不可胜道，诚何自而致乎？“敬”而安焉，则无己；可克而仁矣，仁则一于天理而诚矣。此希圣之功也。（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