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汉时期的皇帝，大多都有较好的儒学修养，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的传播过程，也正是东汉的政治社会过程，儒学价值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的传播，形成东汉社会的浓厚的儒学氛围，儒学价值逐渐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
关键词：东汉；儒学；儒学传播
儒学在西汉有着曲折的发展过程。汉初行黄老之学，儒学只能容身于民间，私相传授。但是由于儒学学者的努力，儒学建立了在学术上取得极大的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学术谱系，同时儒者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终使儒学在西汉中期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借政府之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由于儒学与政治的特殊的紧密关系，儒学的传播，与汉代皇帝的提倡密不可分，并初步影响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这在东汉时期，更显得突出。
一 东汉诸帝和皇族的儒学修养及对儒学价值的提倡
东汉自光武始，皇帝及皇族大多受过较多的儒学教育。这个情形大约从西汉就已开始，贾谊就曾提出以学高身正之人为太子师傅，认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1]。汉武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老师中，就有儒学大师赵绾和王臧。而元帝更是“柔仁好儒”[2]。光武帝微时在“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3]，即位以后，即着手恢复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又在洛阳兴建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文化设施，营造文化氛围，在些基础上建立太学；同时祭祀孔子，并封其后为“褒成侯”；在他在位期间，多次幸临太学、辟雍；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4]。明帝“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也曾“新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5]。这在桓荣的传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其中说，汉明帝“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6]。章帝“少宽容，好儒术”[7]。以后诸帝祠祀孔子、兴太学、临幸明堂、辟雍在《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记载。
东汉诸帝不仅身体力行地学经，还经常亲自讲经并撰写经学著作。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蓺，息马论道”[8]。“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袓效，尊重儒术”[9]。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礼时，“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0]。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11]
不仅皇帝本身身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当时的皇族学习儒学的积极性也颇高。《后汉书》卷四十二上《班彪列传》载班彪之语：“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父辈对之也督导甚严，光武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钟）兴受章句”[12]。明帝时，“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13]。明帝还为外戚樊、郭、阴、马家（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14]。安帝时邓太后绥“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15]。因此，皇族中很多人亦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光武时，沛王刘辅“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谶，作《五经说》”，琅玡王刘京“性恭孝，好经学”，东平王刘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恩”[16]。不仅皇族中的男性被要求学习儒学，女性也不例外。明德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顺帝梁烈皇后“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而在这些社会上层的女性成员中，竟也有主动修习儒学者。邓太后绥“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下意犹出意也。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17]。
皇帝与皇族及上层社会阶级的儒学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儒学修养，促进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政策。当时之世，在儒学经典的整理及提倡名节表彰忠孝等儒学价值诸方面，东汉诸帝进行了很大的努力。
汉代，儒学师门多出，文无定本。光武时，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18]。章帝建初四年，“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1]；章帝还曾诏令贾逵“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诂”[2]。安帝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令伦监典其事”[3]。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4]。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勒石以定《五经》语句，对儒学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修习儒学，就是为了推行并实践儒学的价值。所以后汉一代，不断派出使者，巡行天下，观览民风，推行教化，以移风易俗。“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5]顺帝时，雷义“为守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6]。
汉代，派遣使者观览风俗是定制。与此同时，政府还把一些将儒学价值体现得较好的敦厚长者，褒扬天下，充作楷模。周党以高志受褒奖；而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所以“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此外，另有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刘平“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江革“‘巨孝’之称，行于天下”；薛包“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7]；这些人均受到政府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奖励。同时东汉时，屡有对举荐之人，一律“以安车玄曛，备礼征之”的事例；对不愿应征之人，竟有“使画工图其形状”[8]的做法，以宣示朝野。汉“以孝治天下”，诸帝皆以“孝”为谥号，对“孝”的价值极为推崇，据刘厚琴估计，有汉一代，“全国性的褒奖孝悌达几十次，至于地方性的则更多”[9]。正是因为东汉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推行和尊崇，所以，在儒学的氛围下，东汉风俗可谓大化。司马光《稽古录》卷三十云：光武帝“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虽语涉夸张，但儒风所及，人心醇厚，当是部分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