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篇向大家介绍我所结识、接触或了解到的四位波士顿人，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系统，甚至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二是他们都信仰基督教，其中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是在美国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自己的一点见闻，未必每部分都有学术价值，还望读者包涵。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在今后一个月里再向大家介绍2－3位波士顿学者的儒学研究或儒学观。
文末所附两位学者的论著目录，为压缩篇幅，未收入论文及主编作品。
Neville论“波士顿儒家”
我第一次听到“波士顿儒家”这个术语是在上学期，一位美国学生Mike Ing（下面介绍他）告诉我这个术语，并向我出示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ism）[[i]]，是波士顿大学的Robert C. Neville教授写的。[[ii]]我当时真的感到很吃惊，若是有人说“北京的基督教”，这样的术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说到“波士顿儒家”，似乎不大可能。出于好奇，我在图书馆借来了这本书，才知道是什么回事。
原来1991年Neville出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代表中有不少来自波士顿的儒家学者，于是会上有人跟他们开玩笑，戏称他们为“波士顿儒家”。会议代表中有哈佛大学的杜维明以及波士顿大学的好几位儒学研究者，他们分别是Robert C. Neville, John Berthrong, Chia-sik Chung等人，这些人都来自波士顿地区，并且认同儒家价值。后来在其他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于是“波士顿儒家”的声音就更强了。但是一旦承认存在“波士顿儒家”的事实，就必须说明它有什么特征。“波士顿儒家”这一称呼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概念，而是与儒学发展史有某种契合之处。Neville指出，正如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可分成以孟子为代表的心性一派和以荀子为代表的重“礼”学派一样，“波士顿儒家”也可分成两派：以查尔斯河为界，北面以哈佛大学的杜维明为代表，是接近于孟子心性儒学的一派；南面波士顿大学的几位儒家学者，则都出人意料地更重视荀子一系的礼学，与杜维明有侧重点的不同。Neville称，波士顿儒家的领军人物是杜维明先生。
这些就是波士顿儒家的来源。该词的英文名字有两个，一是Boston Confucian,指波士顿的儒家学者；另一个是Boston Confucianism,指波士顿的儒家学术。
Neville写《波士顿儒家》一书，不仅标志着波士顿有一批重要的西方学者正式承认自己的“儒家身份”，而且表明他们对于儒学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有了自己的定位。根据Neville的说法，“波士顿儒家”这一称呼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几方面：首先，儒家的传播和发展不受地域限制。正象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不是希腊人就不能成为柏拉图主义者或亚里斯多德主义者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不出自东亚，就说他不可能成为儒家（Confucian）；其次，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局限在东亚；其三，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这可能是指儒家只有在科学最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找到立足之地，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其四，必须认识到儒家关于“礼”的思想可以极大地有益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例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的思维框架，就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的礼学思想，二者可以相得益彰;此外，他还站在波士顿儒家的角度，在书中对美国儒学研究者David Hall 及Roger Ames关于transcendence的中西比较思想进行了批评。[[iii]]
Neville关于“波士顿儒家”的说法目前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波士顿大学的John Berthrong先生对此积极呼应，多处支持这一说法（有的文章好像已译成中文），去年他又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中国哲学期刊》上发表一篇“从荀子到波士顿儒家”的长篇论文，阐述儒家从荀子时期到波士顿儒家的发展过程，当代波士顿儒家是如何出现的，它的未来前景是什么，等等。[[iv]]此外，《东西方哲学》杂志2003年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波士顿儒家》的书评，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评论。[[v]]
Robert C. Neville是耶鲁大学博士，曾担任纽约州立大学人文及艺术系系主任，美国宗教学院、国际中国哲学协会、美国形而上学协会、联合卫理公会神学院协会的负责人；目前仍是美国及加拿大神学院联合会授权委员会成员、联合卫理公会教会神学教育委员会会员。据Berthrong介绍，Neville原为波士顿大学宗教系主任(现在改为神学院)，后因工作需要，学校派他到另一学院当负责人，其职务仍与神学相关。Neville长期以来的研究领域是宗教、神学及哲学，出版的作品以基督教神学为多，同时亦有不少关于儒家及儒家与基督教对话的作品(参本文附录)。Neville毫无疑问是一位基督徒，Berthrong说他与Neville经常礼拜天在教堂里相遇。我们似乎不易理解，这样一位有着广泛的国际性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同位也承认自己是儒家，并一直积极推动儒学的发展。可以想见，Neville心目中的儒家，已经高度的“基督化”。
我没有见过Neville先生。
Berthrong谈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
John H. Berthrong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之一，他的研究领域与Neville相似，但重视比较宗教研究，重视儒教、佛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在儒学研究方面成果尤多（参附录二），可以说是“波士顿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多次到过中国，不少中国学者都认识他。他说他年轻时曾经学过中文（好像是在台湾），当时能够说汉语，后来口语荒废了，但是中文阅读仍然可以。另外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参加过杜维明先生主持的儒学研讨班，是杜先生的学生。
Berthrong自称自己是一位Confucian Christian,即一位儒家基督徒。他说他一家三代都是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堂。但是在波士顿大学上课，给学生讲的课程有一部分是神学方面的，另一部分则是儒家方面的。我的好朋友Mike Ing已经连续两个学期在波士顿大学听他开设的儒学课程了。Berthrong跟我说，教授神学课程与给基督徒传道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信仰的话语，前者是理性的话语。他说儒家的价值中有很多非常非常好。比如“理一分殊”、“爱有等差”之类，对于文化多元化、种族多样化、分工专业化的现代人来说都大有启迪意义。我记得好像是在《儒家之道的转化》这本书中，他说自己本来没有兴趣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后来他的同事Neville劝导他，希望他以儒家入世的精神参预“政事”，这是他接受神学院院长一职的重要原因。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对他影响的一个见证。
Berthrong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我这次在美与他总共见过三、四次面。第一次是我按约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我事先拟了一个问题清单，以电子邮件形式告诉他我想与他谈的内容。他本来告诉我他一般只在上班时间与人会面，听说我平时有课，表示既可以在周末见面，也可以安排一个时间专门到剑桥这边来。因此最后一次他专门开车到了剑桥，一边请我吃饭一边与我在饭馆叙谈。像他这样一位虽身居要职却完全没有架子的人，做事的方式实在令我感动。我在谈话中告诉他，我在中国时曾被不少基督徒拉去参加基督教活动，被我所拒，因为他们中有些人过份热情，令人生疑；另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点不了解，盲目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批评儒家，让我生气。他告诉我，基督教有很多派别，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并不是每个派别都象我在中国所见到的那种样子。他极其反对我在中国见到过的那些基督教派别做事的方式，说那样做会让人把人惹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