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邓晓芒教授
陈乔见
邓晓芒教授曾作《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下引此文简称邓前文，并随文夹注页码），有感于该文对《游叙弗伦篇》的惊人误读，笔者撰文《逻辑、理性与反讽——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邓晓芒教授商榷》(载《学海》2007年第2期，下引此文简称《商榷》，并随文夹注页码)与之商榷，并藉此对所谓“亲亲互隐”略陈己意；此外还有三位先生也撰文回应。[1]前不久邓教授不惜笔墨撰写长达4万言的《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载木铎论坛、原道论坛，下引此文简称邓文）回应我等四文，该文最近刊于《学海》2007年第4期，但不知是邓教授的删改，还是编辑的删改，该文刊出时删略了网络版的一些内容。笔者再回应邓文的文章其实早已写成，只是考虑到尊重期刊的首发权，一直没有上网。邓文宣称“期待在正式刊物上来摆开战场”，这些删去的内容，我也不便等待正式期刊迎战，所以，现在姑且就这些内容先做网上回应；也算符合古人礼尚往来的精神吧。
一、博士与耶诞问题
邓文第一部分冠名为“答陈乔见博士”，并附加注释：“本应为‘陈博士生’，但因为年初‘十博士抵制耶诞节’宣言中有他，我想这样称呼他也不会反对吧。”（邓文。刊于《学海》被删除）就此短短一个注释就错了两处：第一，那份宣言（其实是“看法”）的标题明确写的是《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见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817）。邓教授却道听途说媒体之言，还煞有介事地做个注释，以嘲讽我，徒添笑柄！第二，我们明明是2006年12月中旬，在耶诞节之前发布《看法》一文，邓教授却说是“年初”，也就是2007年初。可是那个时候，2006年耶诞已过，而2007年耶诞还很遥远。邓教授之“严谨”，我已再三见识。如果不是习焉不察的坏毛病和过于自恋，邓教授何以丧失了基本的时间感？
关于“耶诞门事件”，邓教授还有一注释：“连圣诞节都不让中国人过的陈博士，却对西方学者的话如此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可见自命为儒家传统捍卫者的人，不见得就不崇洋媚外。”（邓文。刊于《学海》时被删除）这就更让我惊奇了！我——陈博士，竟然“连圣诞节都不让中国人过”？在自由价值已深入人心的今天，这不啻是一个杀头的罪名。可是，在《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中，明确地写着：“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值此‘耶诞节’来临之际，我们愿意祝福那些真诚的和爱国的中国耶教徒愉快地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2]我们只是呼吁国人不要盲目过耶诞节而已嘛，邓教授太高估我一介“儒生”的权力了；不过邓教授的不良用心在于，先把我妖魔化成一个干涉他人自由的“专制暴君”，然后再借热爱自由的“群众运动”（邓文语）把我推上风口浪尖。虽然邓教授在文中总是怀疑别人的理解力，这里又如此严重地强奸了我们的原意，我还是不愿怀疑其智力，但我不能不怀疑其视力和心态！“博士”与“耶诞”本与论辩主题无关，但邓教授有意提及又信口雌黄，我想澄清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也可让我们先领略一下邓教授任意宰割的“大批判”作风。
二、崇洋媚外问题
我曾征引斯通普夫和菲泽的《西方哲学史》以佐证我的观点，但邓教授却说：“连圣诞节都不让中国人过的陈博士，却对西方学者的话如此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可见自命为儒家传统捍卫者的人，不见得就不崇洋媚外。”（刊于《学海》时被删除）这还是关系到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子告父罪”，究竟是邓教授所理解的“赞同甚至鼓励”（邓前文，页6），还是我所理解的“反讽、非难与劝阻”（《商榷》，页5）。其实，关于苏格拉底对于游叙弗伦“子告父罪”的态度，我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邓晓芒主持翻译的斯通普夫和菲泽的《西方哲学史》，恰好以《游叙弗伦篇》来介绍苏格拉底的反讽法，而且与我的观点相同而与邓教授的观点相背，那么，我想，用它来做一个佐证再恰当不过了。因此，所谓我对西方学者的话“不加分析全盘接受”，纯粹出于邓教授的的诬陷，他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我这个“自命为儒家传统捍卫者的人”，“不见得就不崇洋媚外”。“不见得就不”，几字甚可玩味，言外之意就是邓教授承认自己崇洋媚外，然后又硬要把我拉去做伴。实际上，谁“崇洋媚外”，谁是“洋奴”（邓文语），委实没必要讨论了，大家都明白的很。我们且看邓教授模棱两可、闪烁其辞的狡辩：
至于陈博士也想通过指出我主持翻译的斯通普夫和菲泽的《西方哲学史》来“反讽”一把，这也丝毫不能起到他预期的作用。凡是读过我为这部哲学史所写的“中译者序”的人都会看出，我对这本书是持有保留意见的。……我说它“基本上是准确的”，但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其中的观点。我看出作者“在处理资料上的某种先入之见”的毛病，并指出过其中对马克思的一处明显的误解。当然我没有指出其中陈文所引这段话的错误，但严格说来这是不能由译者负责的，译者的任务是翻译，而不是纠正原作者的观点。……作者在引证文献上所出现的这个差错，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界公认的结论”，例如由汪子嵩等人所著的《希腊哲学史》中，在论及《游叙弗伦篇》（《欧绪弗洛篇》）时，就只字未提苏格拉底引起争议的这段话，而是直接从有关“虔敬”的话题进入讨论的。本来这篇对话的主题就是“什么是虔敬”，而不是讨论“子告父罪是否应该”，这才是学界公论。（邓文。这段话刊于《学海》时有所删改，而且删除了汪子嵩的例子）
邓教授不仅怀疑“中国哲学”（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是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见邓前文，页7）的理解了，而且也怀疑西方学者的理解了，勇气着实可嘉。我想，等到什么时候中国学界都具有此种怀疑精神时，中国学术就有望了。不过，怀疑归怀疑，西方学者作为一个常识而写入通行教科书（再版七次）的观点，怀疑时还是谨慎一些好。邓文反对这个“常识”和“学术界公认的结论”，理由是汪子嵩等先生在论及《游叙弗伦篇》时，只字未提苏格拉底引起争议的这段话。难道邓教授竟然认为，不同学者对同一作品的研究，必须一个路数？难道邓教授不明白，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研究作品？至于说《游叙弗论篇》的主题是讨论“什么是虔敬”，这个我完全赞同，也明确说过该篇对话“主题讨论‘虔敬’”（《商榷》，页7）；这也是一个常识，因为该篇对话的副标题就是《论虔敬》，邓教授实在没必要反复重申。但，“主题”不就是相对于“次题”而言么，而且在一定语境中——比如在这场争论中——“次题”也可上升为“主题”。再者，讨论“什么是虔敬”，其具体内容不正就是讨论“子告父罪是否应该”么？
三、道听途说
关于道听途说，邓文如此写道：
至于所谓“道听途说”，陈博士完全是为了报复我曾说杨泽波和郭齐勇“只凭道听途说就得出了孔子和苏格拉底同调的结论”的话（见拙文，第6页）。.…….然而，陈博士把这个词加到我身上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是按照范先生正式出版的著作文本来引证的，而不是在外出开会的半“道”上或“途”中“听”“说”的。所以这种强加于我的做法纯粹是出于一种不正常的报复心态，不仅让人瞧不起，而且拙劣。（邓文。下划线部分刊于《学海》时被删除。）
笔者《逻辑、理性与反讽》中曾经指出邓教授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把游叙弗伦看作智者。邓教授说我这是报复行为，“让人瞧不起”。笔者虽愚钝，不过经与邓教授两个来回的论战，也大概知道了邓老的学风和逻辑能力，若是邓教授真的瞧得起我，那倒是令后学很不安。至于邓教授是否道听途说，今再举一例即可管窥。郭齐勇等先生曾指出解读儒学应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和了解孔子言说的情境，并举叔向为例，说明孔子并非一概“亲亲互隐”。但邓教授却曲为之说：
例如在叔向的情况下就有三个条件，首先他自身是执法者，若在这种情况下也隐于亲，则直接破坏法律，毁弃名教，国将不国，这是得不偿失的；其次他的弟弟叔鱼作为违法者事先已被人杀死，叔向这时若还“隐于亲”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并不能起死回生，以遂亲情，枉法而不能徇情，是所以不为；第三，前面说过，亲亲相隐最主要的是卑亲属为尊亲属隐，如“子为父隐”，至于“父为子隐”或“兄为弟隐”则是次要的。试想如果叔向的对象是他的父亲，而且还活着，他是不是还会判其死罪，或者判了以后孔子还会不会称赞他，就很难说了，至少孟子是不会赞同的。（邓前文，页19）
在此，我只想指出邓教授的一个硬伤，并表明邓教授是如何道听途说，其余这里姑且不论。邓教授说叔向“自身是执法者”，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叔向的弟弟叔鱼才是“执法者”（“理”）。邓教授说叔鱼已被杀，叔向再隐已没有意义。这就更加说明他没有看《左传》原文，因为在孔子对叔向的评论中，明确提到叔向三数叔鱼之恶，即“平丘之会，数其贿也”，“归鲁季孙，称其诈也”，“邢侯之狱，言其贪也”。可见，前两次都是在叔鱼生前，只有最后一次才是在其死后。邓教授之所以这么说，很可能他只是“道听途说”抄袭了郭先生的引文，而没去看原文。何以见得？我们对照郭、邓的引文即可管窥，郭先生引文如下：“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执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灭。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儒家伦理争鸣集》，页54）邓教授的引文为：“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执刑，不隐于亲。”（邓前文，页18）其实，郭先生并没引全，因为这对证明其观点足矣，而邓教授却不明就理，且为了符合他论证的需要，将引文进一步缩短。走笔至此，笔者恍然大悟：原来邓教授的“道听途说”之论是有其自身经验的基础。当然，根据“邓氏逻辑”，邓文的这个硬伤有三种可能：（1）要么邓教授根本没有查对《左传》原文，那就是“道听途说”；（2）要么他看了，却看不懂古文，这说明他不具备读原典的能力；（3）或者说明他对经典没有自诩的严谨态度。
以西方哲学史专家名世的邓教授惊人地误读了《游叙弗伦篇》（我相信以邓教授在当今中国西哲界的地位，苏格拉底“赞同甚至鼓励”游叙弗伦控告老父一说，一定会成一个天大的笑话，载入学术史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能力”问题么？然后又闪烁其辞、模棱两可（观邓文关于邓译《西方哲学史》、游叙弗伦“智者”身份的狡辩等即可知），难道这不是“态度”问题么？至于邓教授说我“纯粹是出于一种不正常的报复心态”，这倒让我看清了他自己是什么心态。我仅仅运用“反讽”而已,“反讽”是一种艺术，以彼之言讽谏彼身，更容易让对方反省到自己的诬妄，目的是让对方以后不要随便地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别人下一些轻佻的判断；然而已“耳顺”之年的邓教授却不懂反讽艺术，笔者惟有表示遗憾。当然，邓教授是大师嘛，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任意妄评别人；我们却不能——即便是有根有据地指出邓教授的谬误——不然就是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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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三位先生是龚建平、丁为祥和胡治洪，详见《学海》2007年第2期，“特别研讨：‘亲亲相隐’及其后果”专栏。
[2] 见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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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7-8-14浏览人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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