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和未来社会，尤其是对于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是中国乃至世界学者常创常新的恒久课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一书的作者唐任伍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首先要从研究儒家文化开始。东亚一些被称为儒家文化的国家和地区，诸如日本、韩
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的崛起，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单纯地从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作用来探寻经济起飞的根源，显然缺乏充足的说服力，具有协调、和谐人际关系，营造和平、宽松的经济发展氛围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中具有重大的作用。
西方著名学者诺思认为，任何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成功，除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正式规则的改变外，还不能忽视文化的非正式规则的功能效应。小托马斯也曾说过，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技术或经济资源、织织结构、发明创造的作用；经营管理的成败与否在于文化。日本一位学者倡导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引进文化论，经营和管理要以文化为基础。法国的佩鲁指出，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作用，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马克斯·韦伯在风靡全球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著名假说：新教伦理在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甚或全部现代文化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创造财富和发展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至高无上的光荣奉献的精神源于伦理动因。
唐任伍教授旁征博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比较研究各种文化中描述道，中国古代文化与印度古代文化、欧洲古代文化、阿拉伯古代文化相并列，同为世界文化史上富于特色的、影响巨大的文化系统，是今日中国文化之“根”和“源”。长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诸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本主义思想、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无神论倾向、任人唯贤的原则、舍身取义的节操等，继续成为中华民族奋进不已的精神动力。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启示。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迥异，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唐任伍教授不无乐观地希望，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起了重要历史作用。17世纪以前，儒家伦理精神维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在21世纪，儒家文化是中国为人类做出贡献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智慧资源。在未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仍然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智者的启迪。正如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指出的，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生活下去，那就必须退回去，回到公元前6世纪，以便从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中受益。
唐任伍教授在他的新作中精辟地分析道，儒家思想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以伦理为支撑点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表现为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天学”文化，也不同于印度佛教的“鬼学”文化，而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儒家提倡的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在中国加入了WTO的今天，骨子里流淌着儒家文化滋润的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同样是儒家文化“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