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宓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现代阐释，认为：孔教为中华文明的支柱，建设现代新文化必须融汇东西文明的精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道德理想和人格标准的寄托，他以执两用中为宇宙及人生之正道，以孝为诸德行之本，以克己复礼、行忠恕和守中庸为实行道德的方法。吴宓反对批孔，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和歪典，并因此遭受摧残。
【关键词】吴宓；孔子学说；现代阐释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一位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就是吴宓先生。吴宓先生终生致力于弘扬、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侯玉海先生曾对吴宓与孔子作了有趣的比较，从时代背景、性格特点、事业遭际、人生命运及思想观点等方面揭示了两位相隔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物惊人的相似之处。①这里，本人想梳理吴宓对孔子学说的现代阐释，进一步探讨吴宓何以成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内在思想动因。
一
吴宓对孔子及其学说的终生信仰和现代阐释，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首先，是吴宓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极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反拨。他描述当时的反孔情形时说：“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子，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致诋讠其 。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凡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匪特反对孔子而已。”②孔子降生二千多年来，“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藉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②但是，时至今日，“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之影象，似将消灭而不存矣。”②这是令人悲哀、伤心之事。作为从小饱读孔孟经典、古代诗文，生长在陕西关中这块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民风纯朴、知书好礼的黄土地上的吴宓，在悲伤之余便发奋阐发孔子学说精义，以供国人了解，以维护圣道不坠，并义无反顾，付诸行动。
其次，是吴宓于对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的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是为了从根柢上挖去封建专 制的思想基础，启蒙民众，实现社会变革，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当时社会现状，则甚为复杂。“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孔子又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利用起来，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掩盖了自己的反动本质；一方面恢复孔教，大肆举行祀孔仪式，还要求学校读经，“礼教立国”的呼嚣此起彼伏。一些地方军阀也竞相通过尊孔读经来愚弄人民，像鲁迅先生讽刺的山东军阀张宗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以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③吴宓十分厌恶这些现象，便奋而起来阐释孔子及其学说的精义，维护孔子的尊严。
第三，是吴宓出于自己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吴宓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所办的《学衡》杂志周围，聚拢了一批与新文化运动对垒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在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年时代留学欧美，在文化观上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自己对待中西文化的观点。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潮流，认为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促成一个“人文国际”的基础。当吴宓在哈佛读书拜谒白璧德时，白氏对吴宓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促使吴宓发大愿，研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孔子及儒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人生信仰和文化追求。
二
吴宓对孔学的阐释不是以一个封建士大夫，而是以一个学贯中西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用世界性的眼光，站在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的。吴宓潜心研究了人类文明发展史，指出古希腊苏格拉底和犹太耶稣，代表着西方文明；中国孔子和印度释迦牟尼，代表着东方文明。这四大文化犹如四根支柱，支撑着世界文明大厦，孔学就是这大厦必不可少的支柱之一。吴宓用自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留学、游历的切身体会，来说明中国文化和孔子学说的优点，“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④正是因为如此，吴宓才对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提出自己的灼见，认为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⑤他指出，目前应当着重研究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基督教）之真义，“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于以上所言之四也：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⑤然后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文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融合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这便可以做到“国粹不失，欧化也成”，并进而创造“融会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的新文化。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孔教”一词，并不是以孔子学说为宗教，而是一种习惯用法，其实就是儒学，或孔子的教化。
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吴宓专门写了《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一文，发表于192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上。在文章中，吴宓是本着“智慧思考”，“坚持孔子之学说”来“复申”孔子的价值及其学说的精义的。他认为，真正的尊孔，应该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二是理论。因为“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人尊孔的要务”，便在“自勉勉人，随时地实行孔子之教。”②在理论上，吴宓提出了求得孔教真义的基本方法：“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语之态度，思辩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②可以看出，吴宓对孔学研究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开阔高远的思路、崇高中正的目的。
那么，孔子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吴宓引证分析孔子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并赋予其现代意义，认为“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②具体地说：①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②（这句话又见于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一书，当为学衡派的共识）这个评价是否过高，可以再讨论。②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②吴宓痛诋当时社会道德沦丧、腐化堕落，而欲把孔子作为道德理想的寄托和人格理想的体现。他说不但一人一家，即一国一族之盛衰灭亡，世界文化之进退，都是以道德水准的高低、大多数人的人格水平为枢机的，并试图通过孔子的道德人格来改良世道人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种“道德救国”却是不可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