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两个共同体
文中
2012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许多重要场合，多次讲到同一个概念：命运共同体。随着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命运共同体概念正在成为时代强音。
命运共同体概念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把命运共同体从传统文化纷繁的概念用语中“拎出”，使之成为时代焦点和抓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命脉的眼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正是共同体承载着中国人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中国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共同体。共同体家国同构，以家为本，移家为国，移孝作忠。其传统犹如孵化器，把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再生产出来。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也预设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并为由中国人倡导的21世纪共同体建设大业提供“合法性”。历代真儒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无一不是对“共同体价值”的尊重、维护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之义正在于“共同体价值”。命运共同体概念帮助我们把古今打通，把当代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立在科学总结古代命运共同体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命运共同体因此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关键词”。
共同体有大小之分。中国人的家是小共同体，也就是基于血缘的以尊亲为结构的共同体，可称之为“孝共同体”。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亚洲命运共同体等，这是大共同体。
建设大共同体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运作。亚投行吸引50多个国家作为创始国，筹集1000亿美金，而据亚洲发展银行估算，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总量为8万亿美元。资本的运作会召唤更多的人离开村庄出门打工，会有更多的乡村变成“993861部队”。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更多的村庄正在变成空心村。世代中国人生存其间的孝共同体正受到解构的威胁。
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化背景下提出的，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它表明，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单子世界。在现代主义的逻辑中，资本反对一切共同体。它在同质化的运动中不断地消解各种意义上的历史主体，将人从各种传统关系中挣脱出来，变成社会单子。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共同体的建设要通过“顶层设计”，用共同体价值统摄资本，管控资本，将其从一种反对和摧毁共同体的力量，变成保护和发展共同体的力量。毋庸讳言，对于今日之中国，这将是一个兼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巨大挑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
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九族”是古代共同体的一种原初形式。它在实现家国同构的同时，也把过去、现实和未来融为一体，把制度、道德、信仰融为一体。自九族开始，在如何进行共同体建设这一跨越时代的课题上，世代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与时俱进地进行了连续而深入的理论建构，形成了共同体思维。这座打开的思想宝库，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古代共同体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也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于地球村的出现，人类共同利益超出彼此分歧，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天下一家的态势出现了。于是，古老的共同体智慧于21世纪得以展现出穿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在它面前，现代主义需要反思，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该“退场”。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这段被人所熟知的话中，主体问题值得注意：谁在“以亲九族”呢？是“尊”，也就是共同体的领导人。从九族到百姓再到万邦，是“德”于大小共同体之间的贯通与展开。而“尊要亲亲”是最大的“德”。有了“尊要亲亲”，才会有“亲要尊尊”。尊亲结构的建立，是共同体长治久安的根本。
我们倡导共同体之路，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也不是要于未来世界中走出中西方文化对立的格局。我们所要建立的共同体，是于“旧邦”中开出“新命”，是在充分汲取现代文明一切成果基础上的一种综合创新。简言之，21世纪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共同体。
我们之所以选择共同体之路，最大的优势来自于我们的制度。
从古今制度比较的视野观之，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际地存在着制度障碍。在君主集权制度下，世代真儒所倡导的“常道”与“正德”，始终受到“制度性”的限制与束缚，而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究其根源，盖因“一姓与万姓”的矛盾，也就是黄宗羲所言，“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从整个古代“家天下”的历史来看，这种制度性的缺陷最终会导致“一姓”之皇权背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价值观，而最终走到“万姓”的对立面。
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乃“万姓”社会，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当代的弘扬，提供了无限宽广的空间。社会主义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优势讲清楚，并在实践中把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从根本上保证21世纪共同体建设大业的顺利开展。
共同体成为时代强音，意味着我们的家——“孝共同体”的建设具有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战略意义”。国学访谈《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家训文化与家庭建设》一文中所谈及的家训文化，是共同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科学地汲取其中的思想养分，实现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协调发展，于学者的话语中屡有涉及，颇多启示。欢迎读者关注。
时间：2015年4月12日上午 地点：徐州中汇国际会议中心VIP会议室
访谈嘉宾：陈 瑛 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陈延斌 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首席专家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李 伟 宁夏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主 持 人：梁 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
一
主持人：各位好！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与优秀家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约请大家座谈一下家训文化与家风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特别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传统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第一个问题：“家”这个概念，中西方有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国人的家形成了绵延不断的家风与家训传统？
陈延斌：中国的家庭与西方不一样。爱琴海是古希腊文明的摇篮，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在打破血缘氏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活在海洋国家的希腊人靠贸易为生，这种贸易活动必然是在城镇聚居，因而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基于家族利益，而是以城邦为中心来组成社会。这样的传统形成的西方家庭基本是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人的核心家庭，孩子一成年就从家里分离出去，他们重团体生活、宗教生活而相对轻家庭生活。中国不然，中国社会是在血缘氏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作为大陆国家，世代以农立国，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安土重迁。中国传统家庭多是由三代人组成的主干家庭，家庭又组成家族，像唐代江州陈氏家族人口达到数千人。这种血亲关系将“孝”视为最核心的家庭伦理规范，而这种经济的原因则将家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发展出了家族制度。也就是说，血亲关系是家国同构社会的基础。这种纽带把家庭与家族联结在一起，而不必依靠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强制。这种家族产生以后，为了维系族人正常生活，延续宗族，就有了家庭管理、成员关系调节、子女教育等问题，这就有了教家、治家家范和宗规、族训，形成了家族的家风。所以家训、家风是随着家庭、家族产生发展而出现的。
另外，家国一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宗法社会，也使得注重家训教诫成了我国的一贯传统。早在《周易·家人》卦辞中就已经提出了“教先从家始”“正家而天下定”的主张，此后传统社会就一直将身修、家齐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而家训的产生发展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可以说，这种家和家庭教化的力量支撑了中国数千年的发展。
主持人：可以说中国人的家是一个“孝共同体”。
陈延斌：非常正确！中国人的“家”、甚至“国”正是建立在以“孝”为核心的共同体基础上的。孝老敬长是永远都需要的，孝是家庭伦理的基石，“移孝作忠”才成了家国同构的基础。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家文化，而孝文化又是家文化的根，因而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数千年来支撑着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李伟：“孝共同体”这个说法很形象，传统社会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进行都离不开这个共同体。今天时代虽然变了，但孝道文化还是需要的，这也是社会道德、社会建设的基础。
二
陈瑛：过去的“家”是等级制度的家，是上下级关系的家。我母亲从小被裹了小脚，她对等级森严的封建家庭痛恨得不得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等级制度的家，而是充满活力、保证每个人幸福的家，这个家的内涵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现代家庭应该打破等级制度，孝道要分析，谁对就听谁的。
主持人：等级是一个需要梳理的问题。有两种解读。一个是秦汉以后的尊卑结构，一个是西周的尊亲结构。尊尊亲亲作为西周社会“诏王取万民”的国策，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其要旨在于尊要亲亲，亲要尊尊。汉儒讲独尊，把尊尊亲亲给分开了，亲亲成了族内原则，尊尊则是族外原则，对皇帝要无条件地尊重。尊亲的传统与结构于是变成了尊卑结构。不过这时候，中国文化其实底层还是尊亲结构。
陈瑛：后来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不平等，其实最早先秦的时候还是对应的。
陈延斌：是的，你看《礼记·礼运》篇的“十义”，这些道德规范都是对等的，不是单方面的，所谓“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明清以后才片面强调下对上的义务。
李伟：周的时候就是尊亲，周以后开始就有变化了，但根还是尊尊亲亲，不然的话，没有血缘，就谈不上祖先崇拜嘛。刚才讲的家庭里边的家祭是很重要的，祭祖先，慎终追远，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信仰的体系就变了。
陈延斌：我们北方地区的风俗仍然是除夕那天，全家族的人要到祖先坟墓上祭扫，怀念先人，慎终追远。
主持人：陈瑛先生的话语中，还有一点需要辨析。对于家，中国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句话，但由于时代局限，只说出了前半句，后半句一直藏在心里，没有机会说出来。我试着把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尽管旧式家庭桎梏人性，令人厌恶，但是对于中国人的生命，家是多么重要，成为丧家犬是多么可悲。在中国文化中，家一直是各种价值的一个承载，是核心。这是跟西方一个显著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说家训、家教，其实还是在用另一种形式来解读家的重要性。
三
李伟：一个家应该怎么维护好？您说家应当怎样？家这个组织，谁来管理，谁来负责？国家治理过程中当代家庭的组织建设才是重点。在家庭组织建设背景下来考虑家训家风家教就会更全面一些，传统家训要转化才能变为对今天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有些问题要好好研究，比如当代家庭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当代家庭建设中传统家教家训的当代价值在什么地方？什么社会力量能够促进当代家庭建设？什么样的家庭能够作为社会的家庭示范？
孙云晓：现代的父母非常渴望学习如何进行家庭教育。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家庭教育思想出现自由思想的极端化，放任的结果是孩子特别难管。心理学研究认为，发展最理想的孩子一定是主动性与自制力平衡发展的孩子，其中自制力与家教家训存在非常契合的地方。从调查数据看，广大青少年认为他们最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我们刚刚完成的调查显示，自制力与家训家教是有关联的，家庭教育的需求是很强烈的。他们认为传统家训文化既有珍贵的价值又有糟粕，它里面有对人性的束缚，所以弘扬家训文化要与时俱进。另外，就国家层面来说，中国缺少支持家庭的政策、法律。从青少年发展的需求上，家庭教育的需要上，家训文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不得不与时俱进，批判性的继承。
陈瑛：首先要建立民主、和谐、文明的家庭，培养孩子应该有这样的家庭环境。
陈延斌：在我看来，中国家庭的根基没有动摇，家仍然是一个精神家园，有人担心在“洋节”冲击下，我国的民族节日要消亡，我觉得不可能。春节时全国几亿人大迁移，就是为了回家过年，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中国的“家”字，宝盖头下面的“豕”，人们往往解释为房子里面养的猪，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意思，即猪是祭祀的祭品，是“牺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需要着力加强家庭建设。
主持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孝共同体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孝共同体是有底线的。
陈延斌：是的。我们对孝文化、孝共同体的定位与认同要走出“现代主义语境”，今天的家庭生活中谈民主、自由也要以尊重、维护、发扬孝共同体为底线。因为这是中国人幸福感、归宿感的源泉，也是社会这个大共同体建设所不可或缺的。
四
主持人：怎样认识传统家训文化在今天的作用和价值？请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一下。
陈延斌：这就涉及家庭这个小共同体与国家、社会这个大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今天的国家、社会这个大共同体的稳定、繁荣仍然要以家庭这个小共同体的建设为迁移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训文化的存在仍然具有很强的合法性，中国需要家文化。虽然中国的家庭现在已经核心化、小型化了，但家庭依然是社会的细胞，仍然延续抚养、教化、赡养的功能，家庭建设搞好了，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
我们今天谈家训，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文献文本，一个是动态的活动，即家训的教化。这种教化对于良好家风的形成非常重要。例如宋代名臣包拯清廉公正，不畏权贵，他生前立下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命儿子将家训刻在堂屋墙壁，以昭后人。包拯的言传身教，养成了清廉公正的家风，并被包氏后人继承弘扬。《人民日报》几年前报道，包氏家族后代的三百多户、一千五百多人中，没有出现贪赃枉法或者因犯罪而被关押的。再如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在良好家风熏陶下，家人子弟勤劳节俭，奉公守法，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这个大家族跨越宋、元、明三代，受到了三个朝代皇帝的表彰，朱元璋还题词“江南第一家”。这个大家族360多年聚族同居，173位为官者无一贪赃枉法，浦江县将其作为廉政教育基地。这些家族如此义居，可以说很大程度依赖于家训教化、约束长期培育的良好家风。
陈瑛：家风优劣对家庭、家族盛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延斌：这启示我们在今天在家庭这个小共同体建设中，从小就要注意给孩子以规范和熏陶，要在孩子年少时、在他品德没有形成的时候，立下一些规矩。不立规矩不成方圆，家长要注意这种教化。我们传统家训里面好多东西依然有很重要的价值。比如强调家长率先垂范，倡导尊老敬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乐善好施等等。还有他们的教化方法，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可借鉴的价值。
这里就有传统家训文化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化，与今天对接的问题，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倡导建立一门“家训学”，有这样一个学科，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它有哪些东西在内容上、在载体上、在途径方法上是可以借鉴的。有这个学科便于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转化。
陈瑛：家训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容非常丰富，相当集中地反映着中国传统精神，优秀的价值观。曾经对于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需要认真研究，弘扬其精华。这种“家训学”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总结我国历史上家风家训的历史经验，全面系统；深入现实，深入群众，搜集今天家风家训的实际做法，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并上升到理论高度。
孙云晓：建立中国家训学最需要科学精神，要有敬畏之心，也要有批判性继承的理性态度。
李伟：家训的核心是家德，家训是家庭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教育的主要路径。由于地理、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的家训家规在其传统文化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少数民族家庭和家族与民族的内聚性联系较紧；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因此往往是通过家训、家规等俗文化的方式来进行家庭道德教育。
孙云晓：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特色并有深厚底蕴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古代的家训到现代依然有价值，就因为家庭生活是有规律的，家庭教育也是有规律的，孩子的成长也是有规律的。它所有有价值的部分都是它符合了规律的部分。
陈延斌：对，虽然小型化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家是国的扩大，国是家的缩小。至今我们还说“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祖国是家园，世界是大家庭。中国人对家庭最充满深情厚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文化是核心，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训则是家文化的核心，好多东西都是以这个往外发散的。不仅如此，家训教化是传统文化大众化、世俗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条途径是蒙学。自宋代始，一些学者自觉地将治家教子的训诫与儿童开蒙教育结合起来，甚至有些家训著作本身就成了私塾蒙馆对儿童教育的启蒙读本，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等等，这大大推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社会化。此外，由于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和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比起师友所传授的思想，家训教化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其教诲更能潜移默化、入耳入心。
五
主持人：今天，在大量的农民工家庭中，家这种支撑的力量还存在吗？如何推进他们的家庭建设？
孙云晓：今日中国，许多家庭有崩溃之危险，农民工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但是，农民工对家庭又非常看重，春节返乡潮就是一个证明。如果政府和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支持，他们的家庭还是有希望逐步完善的。
陈瑛：作为血缘关系联系的组织和群体，家庭在今天、明天，甚至遥远的将来，都会存在。当然，它的具体形式和活动方式、社会作用会随着时代变化。无论如何，在今天的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传统型家庭还是农民工家庭，仍然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中，发挥巨大的组织、保证作用。
陈延斌：现在不少农村都有值得注意的现象，父母给儿子盖了楼房，办了婚事，自己就被赶到一边的小屋子住了。父母年龄大了，有些儿子媳妇根本不尽赡养责任，甚至打骂虐待老人，刚才梁主编说在孔子故里媳妇竟然当街打婆婆。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加强教育引导，传布现代孝道观念，同时像韩国那样建立孝道法规，从法律上予以规范、保障，严惩这些不孝顺的子孙，营造优良家风民风，切实促进农村家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