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主导的地位。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而儒学的影响大于墨学。汉代以后，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隋唐时期，儒道佛并称三教。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对佛老进行了理论的批判，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儒学对于中国两三千年来的政治、教育及文化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前，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中国没能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于是有人认为中国落后主要原因在于儒学，认为儒学是中国振兴发展的障碍。
但近几十年来，日本有些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上采用了一些儒家的思想观念，颇有成效。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都重视儒学。这证明，儒学不仅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而可以成为动力。虽然儒学有陈旧过时的内容，但其积极因素是不容置疑的。深入研究和发扬儒学思想，去粗取精，革故鼎新，对社会发展、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
历史上，儒学具有宽容、融合与开放的精神，它凭此精神及其对其他各家思想的蕴涵，不断地改造、发展自己，使儒学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先秦时期，自从孔子创立儒学，儒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荀子，他打开了儒法合流的先河，主张儒学的王道与法学的霸道可以“王霸相杂”，提出了重王道兼霸道的思想，荀子把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发展成礼法的结合，倡导两者的兼备，要“隆礼重法”，以此打破了旧有的思想界限。
到了汉代，顺应秦汉以来儒家与阴阳家、神仙家趋于合流的趋势，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进而导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董仲舒提出了最高哲学范畴“天”这一人格神和“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
宋代，宋儒对儒学进行了第二次改造，以适应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宋儒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用道教的宇宙观为儒学的纲常论证，他在《太极图说》中保留有宇宙图式，并阐发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二程在宇宙观上吸收了佛教华严宗“法界无限”的理论，体贴出“天理”，作为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在认识论上主张“格物穷理”，这是吸收了佛教“渐悟”、“顿悟”的思想。
南宋朱熹是二程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宇宙观、本体论等为儒学做论证，建立了博大精深的理学哲学体系。理学是儒学的哲学化、宗教化。
（二）
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随着西学东渐，也可以说是随着西方列强的炮声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儒学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变换，儒学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调子时高时低，不断变化。
１８４０年，英国首先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屈辱的历史开始了。对此，李鸿章惊呼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此，龚自珍、魏源急呼变法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及沈宝桢等人大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这些只是对儒家思想的变通，而康有为则开启了近代儒家人文主义的先河。
康有为力图推倒古文经学，重新发现儒学的价值，并对孔子形象再塑造。他认为圣人之治理天下，因病而发药，病无穷则方亦无穷。他还认为在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民主思想，以此为变法维新服务。康有为力主定孔教为国教，想借儒学去推展政治，将儒学直接改造成现代民主政治，但他受到了保守派和革命派的反对，于是戊戌变法在四面楚歌中失败了。相对来说洋务派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他们终究只是对儒学消极的续，失败也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仍然想推展儒学，但儒学与不得人心的政治的结合激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弹，一场以批孔讨儒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传统儒学的穷途末路来临了。
陈独秀认为儒学是专制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想防止专制和推行民主就必须根除儒学，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截断了儒学与政治的联系。在思想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诸人彻底否定儒学，旨在以欧洲文化取代儒学，在中国实行彻底的西化，以西方的文明代替中国的野蛮。他们认为在东西方的思想间是不可调和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这种偏激的想法是不科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