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建立儒家教化成为一般宗教之基础
唐君毅：儒家之宗教性活动永恒的必然存在性及三祭之形上学意义
唐君毅：宗教世界中之太和
唐君毅：儒家非一般宗教﹐与奇迹神话之意义
唐君毅：道教之地位与自然生命之超化
唐君毅：宗教之本性与其必然存在之理由
唐君毅：建立儒家教化成为一般宗教之基础
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上) 》
世界宗教之价值及其冲突之销融
摘自唐君毅着《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页329-335，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6月全集校订一版二刷。
(一) 前言
由西方文化之入中国而生之现代中国文化之问题之一﹐乃宗教问题。这个问题之复杂性与重要性﹐不亚于现代中国之任何文化问题﹐如科学﹑民主﹑道德﹑教育问题之类。然此问题﹐却是最为不属于特定宗教的中国学者与知识分子所忽略的问题。而属于一特定宗教的人之一切宗教的言论﹐因其总归于说明其所信奉之宗教的价值﹐于是不管其是否具备客观的真理﹐通常只被非宗教徒视同为传教士的宗教宣传一类之说﹐以为无加以注意或讨论之价值。至于不同宗教的宗教徒﹐则自来很少能洗耳倾听异教的言论﹐向例是置诸不理。而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批评到一同事或朋友与左右邻舍之宗教信仰﹐亦是会得罪人的。由是而现代中国文化问题中之宗教问题﹐遂成为最未被客观的思索﹑认真的考虑的问题之一﹐而好像并不重要。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被现代中国人所认真考虑﹐还有一更深的理由﹐即中国民族是世界民族中﹐最富宗教上的寛容精神的民族。中国是历史上不曾有宗教战争﹐而一直在宗教上﹐任人民之自由信仰的国家。在此点上﹐与西方近代由无数流血才争得的信仰自由之精神﹐亦正相配合。因而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中国文化中可以莫有严重的宗教问题﹐因一切宗教皆可并行不悖。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的宗教战争﹐亦非无宗教思想与宗教势力的冲突。如历代之道佛二教之冲突﹐及儒佛之思想冲突。来华之基督教﹐如唐代的景教与元代之也里可温教﹐固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无大影响﹐亦未闻与中国原有之道佛二教之宗教﹐产生理论上的争执。但在明代之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华﹐渐得中国知识分子及政府之重视后﹐即曾明白著书攻击佛教﹐及当时盛行之宋明理学。彼所著之天主实义﹐及清初来华之孙璋所著之性理真诠﹐都是本天主教之多玛士下来的正统哲学理论﹐来攻击宋明儒的。这两个外来的耶稣会士﹐都熟读中国五经。此二书运思行文﹐皆极有法度。其攻击宋明儒﹐是把宋明儒之理气﹐当作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一类之理论来理解。此自是误解。但大体来说﹐则他们都可说是能入中国文化之室来操戈的。依他们之理论说:中国五经中原是有上帝的﹐而天主教则为本上帝耶稣之启示而建立的﹐故中国文化应与天主教结合﹐而宋明儒学则是佛老化之儒学﹐并非古儒真教。他们之意﹐明在想把宋明儒与先秦儒家之间之传统打断﹐而把先秦儒家之思想﹐用移花接木法﹐接在天主教。此志不能说不大。但是他们之宗教哲学著作﹐却并不为人所注目或反驳。只博学如明末之王船山﹐曾略对天主教义加以评及。至清代乃有杨光先等之对天主教﹐加以口诛笔伐。但亦未涉及宗教哲学之理论问题。至于如明代天主教徒﹐为崇拜祖先与孔子问题而生之争执﹐经罗马教廷及康熙之决断﹐则终于引致天主教在华传教之事之中断。直至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战败之条约上﹐定立准许教士在华传教之条约后﹐天主教与基督教﹐乃大大传入中国。而此百年来之外国教士之传教事业﹐初便是跟着炮舰与商船后面来的。此与明代之耶稣会士之传教入中国﹐由彼等之先学中国文化﹐其人格学问先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承认者﹐迥然不同。此处即连带引生了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宗教问题之复杂性。
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汉﹐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但直到清末民初﹐并莫有几个高级知识分子信基督教。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亦不把此问题放在眼中。只有在广州香港中西文化之接触地带之康南海先生﹐与其弟子陈焕章等﹐欲化儒教为真正之宗教﹐以与基督教对抗。孙中山先生则由西医学校出身﹐是一基督教徒。然他论文化政治﹐则以中国民族的儒家道德思想为本﹐以西方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为用。他在思想上﹐并不宣传基督教义﹐而相信进化论之理论。此处可使人怀疑到﹐其内心是否真相信人由上帝造之宗教理论﹐是否真为一严格义之教徒。无论如何﹐从整个来看﹐中山先生在思想上﹐是更愿承继中国之道统﹐而过于当一基督教徒的。然在清末民初之思想界﹐如广东的康南海﹑孙中山之思想﹐虽更是要表示对孔子之尊重的﹔而在较北方的地带之思想家﹐如湖南之谭嗣同﹑浙江之章太炎等之思想﹐却是更接近佛老的。所以在康南海﹑陈焕章要奉孔子为教主而建立孔教时﹐反对最烈的正是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等佛教思想家﹐而次烈的则是纯视孔子思想为哲学的梁任公﹑蔡元培诸人。关于这一段的史实﹐陈荣捷先生用英文所著中国近代之宗教思潮之趋势一书﹐可供给我们不少资料与启发。由主张孔子思想只为一哲学之说发展下去﹐于是由中国古代文化传疏﹐而经儒者说明润色的祭天之礼废了﹐祭祖之礼被人看轻了﹐而清末之尊经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否定了。到新文化运动时﹐大家皆以为中国学术自汉以后之不进步﹐归于汉武帝之罢绌百家而尊孔﹐中国不能建立一民主的科学的近代国家﹐皆由于孔子思想之遗毒﹐当住了路。于是打倒孔家店之思想起来﹐而倡科学至上的结果﹐科学的人生观的口号亦起来﹐而民国十二三年之非宗教同盟亦起来。而当时之非宗教的理由之一: 正是说西方之基督教﹐乃跟着西方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来到中国﹐其本身为一种文化侵略﹐以麻醉中国人民之反帝意识者。而此时所输入之西方思想﹐最明白的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西方宗教者﹐则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承接新文化运动下来之反中国儒教与反基督教之精神﹐以至乎其极﹔而以唯物的物本思想﹐代替中国之儒家传统的人本思想。亦一手挡住了西方之神本的宗教思想﹐于是到共党统制大陆后﹐遂有对于天主教徒迫之害﹐对于儒家信徒之梁漱溟先生之思想之清算﹐而连带亦清算了新文化运动时﹐所奉为至上之西方之民主自由思想﹐及科学至上之思想。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则共党之以马克思恩格思为预言家﹐列宁斯大林为救主﹐以共产党宣言为圣经﹐以其它之宗教思想哲学为异端邪说﹐把主张其它思想者﹐送入炼狱地狱般的反省院﹑集中营﹐正是一变态的宗教。由此等等﹐可见百年来之中国之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正一直与宗教问题相夹杂。政治的斗争与文化思想的冲突﹐都有宗教思想的冲突裹胁于其中。而政治的斗争﹐都多多少少﹐直接间接涵有宗教的意义﹐宗教亦无异直接间接在参加政治的斗争。这正无异西方的宗教战争的精神之移入中国。这与中国以前的历史全不同了﹐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中国之宗教问题之重要。
除此上所述者外﹐就我个人七年来在香港切身所感﹐亦使我知道此问题之重要。香港是一殖民地﹐亦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在此处之天主教﹑基督教之势力﹐当然是最大的。中国大陆少有孔教会﹐此处有孔教会。佛教﹑道教﹑回教亦有。但皆似不能发出精神的光辉。在大陆我们可根本不注意他人信什么教。但在此﹐一个人属于某一教﹐即代表一身份。一个人之属那一教﹐可决定其朋友之范围﹐社会的职业﹐与政治的信仰。而什么教都不属的﹐在许多地方都要减少一些方便。而不同的教会或教徒﹐所主持的学校及社会之事业团体之间﹐明有互相排斥竞争的情形。一个人如不属于任何教﹐亦即成为任何教所争取的对象。在此之教会与教徒的服务精神﹐固中国内地所不及﹐而赖传教或教会关系﹐来谋生求职的路道﹐亦特别多﹐而使人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信徒﹐谁只是吃教的人。而在宗教徒的相互斗争方面﹐则此地曾有专收和尚的基督教学院。有专以说服异教徒为己任的牧师或神父。而在此地传教的西方教士与中国教士﹐却很少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有的传教士﹐明白的说中国大陆之被共党征服﹐即中国人不信耶稣之故。中国人现在只有向耶稣忏悔﹐才能得救。此外﹐我又由好些人口头的或书面的话﹐知道一些西方传教士轻藐中国文教﹐及与佛教徒互相诋毁的情形。但亦曾遇见一些开明的基督教徒﹐承认基督教徒在中国必须中国化。这是中国之老辈天主教徒﹑如马相伯诸先生﹐及以前一些燕大的神学教授们所早见到的。此外亦有真诚的基督教徒﹐要想当面说服我的。亦有人匿名写一恳切的信来﹐并送我一本新旧约圣经﹐希望我阅读的。这些我个人所遇之零零碎碎的事﹐自然莫有什么特殊的代表性。香港这个地区﹐尤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或基督教文化。但是台湾近年来﹐亦有各教信徒锐增的情形﹐其中亦有基督教与佛教的冲突。而大陆之共党对于佛道基等宗教徒压之迫﹐及宗教徒殉难之事﹐复时有所闻。
本来照我的意思﹐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是求如何自极权主义﹐唯物主义的人人如物的思想与政权中解放。因而我认为一切非唯物主义﹑非极权主义的宗教与学术思想﹐皆应合力谋自救。同时我想人类之正常的宗教如不能保存﹐则极权主义之变态的政治性宗教﹐即必将兴起而补此空缺。因而我希望一切正常的宗教之冲突能避免﹐而能互相宽容。然所见者所闻者﹐却为与我所愿相反。由我个人之种种切身之感触﹐更使我不能忽略此问题。而关于宗教哲学与形上学发生交涉之处﹐更是我素来极感兴趣的。但是本文不拟涉及过于专门之理论问题。只想就解决疏导中西文化的冲突﹐以谋中国社会文化之未来的发展之观点﹐来说我们对于宗教问题当持之态度。此态度﹐照我的意思﹐必须较五四时代进一步﹐即自觉的肯定宗教之价值。但同时必须建立一种确立现有的不同的宗教之不同的价值的思想﹐以真实的成就一各种宗教间之相互宽容﹐与一认对方之长﹐而互相取资﹐以求宗教精神的融通﹐而免人与人间由宗教信仰的分歧﹐而造成不必要的对峙与冲突﹔而同时亦要肯定中国儒家思想中之宗教意义﹐使纯粹中国人与不信仰其它宗教的世界人士﹐在儒家思想的信仰中﹐同可发现一宗教性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建立儒家的教化之基础。此儒家的教化﹐并不同于狭义之宗教﹐亦不是要建立之以成为一般宗教之一﹐以与其它宗教争天下。而只是要建立之成为一般宗教之基础﹐而使一切宗教得兼容俱存﹐而不致造成人与人之冲突敌对。同时要建立之为一涵宗教性而又超一般宗教的﹐人之安身立命之所。此即我之本文所拟约略加以论列的几点。
摘自唐君毅着《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页329-335，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6月全集校订一版二刷。
唐君毅 儒家之宗教性活动永恒的必然存在性及三祭之形上学意义
但如吾人谓儒家之三祭亦是宗教性之活动。则此诸活动﹐并非面对人生之苦罪而成立。吾人之祭父母﹑圣贤﹑天地﹐皆非因自觉自己有罪﹐以之为赎罪之仪式。亦非因自觉有苦痛﹐求其拔除。吾人之祭﹐唯在使吾人之精神﹐超越吾人之自我﹐以伸展通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别无所求者。而此即为一纯粹的表现吾人心灵之超越性﹑无限性之宗教活动。则吾人苦当祭﹐乐亦当祭。有罪当祭﹐无罪亦当祭。此方使吾人之祭的宗教活动﹐成为无待于我之具体的情形之为苦为乐﹐为有罪或无罪﹐而使宗教性之活动﹐成无条件的正当者。由是而纵吾人之灵魂﹐皆至天堂﹐至极乐世界﹐另转他身﹐吾人仍当还祭曾生于此世界之祖宗﹑圣贤之一度存在之生命﹐此方是儒家之宗教精神之极致。
儒家之此种宗教精神﹐其根本上之一极高明之一点﹐在其并非依于人之需要而立。因人自觉有罪恶苦难﹐而信宗教。此只是因人有需要﹐做信宗教。此中之宗教似尊而似卑﹐以其只为满足需要之手段故。而在儒家之三祭中﹐则要在全不依吾人对祖宗﹑圣贤﹑天地之有所需要而建立。此种祭之意义﹐即先秦儒家所谓大报本复始。祖宗为我之生命之本﹐我之祭之精神﹐即回到祖宗那里去。圣贤人物为我所受之人文教化之本﹐我之祭圣贤之精神﹐即回到圣贤那里去。天地﹑为我与一切万物所依以生之本﹐我之祭天地之精神﹐即回到天地那里去。此祭之精神﹐要在返本报本。返本报本﹐即超越末之现实上之限制﹐以表现我心灵之超越性无限性。这个道理﹐如用形上学的话说﹐则天地之化生万物﹐人类生命之孳生﹐人文教化之流行﹐都是一向前开展﹐向外放散的历程﹐亦可说是向下泄漏﹑堕落的历程。而人之自觉心﹐则能收拾﹑凝聚此所开展﹑放散﹑泄漏﹑堕落出之一切﹐而摄住之﹑贞定之。而由人之自觉心灵所发出之返本﹑报本之祭之精神﹐则直接将此历程﹐全幅加以回抱﹐以向上向内﹐求直达本源﹐以翻转回应此整个之历程。此历程原是由无而有﹐由幽而明﹐由无形而有形。由阴而阳。此翻转回应﹐则是由有入无﹐由明而幽﹐由有形而无形﹐由阳而阴。二历程一来一往﹐而幽明之际彻﹐形上形下之世界通﹐一阴一阳之道﹐保合而成太极﹐而后宇宙人生之事物之流行变化﹐乃辟而翕﹐散而凝﹐元享而利贞﹐以不已也。
此外儒家之三祭之宗教意义﹐吾人复可自吾人在本文上篇所谓宗教精神之根原﹐在求价值之保存与生发之超越的圆满悠久去了解。我们说世间自然事物之生长﹐人类文化之开发﹐人格世界之成就﹐皆为创造价值﹐实现价值之事。然此一切存在之自然事物﹐已成之人文人格﹐皆如为一成即向历史之世界﹐过去之世界﹐沉入而永逝者。此处即动人之大悲哀。而宗教之根本要求﹐则在求肯定一保存一切有价值者之超越的绝对存在。此为神或佛教之阿赖耶识﹑如来藏或佛之类。由此而世界乃变而有常。有毁者﹐亦有自古固存而永不毁者。而此宗教家心中之神等﹐即一面为创造世界﹐一面为保存世界者。创造是亁道﹐是天德﹐保存是坤道﹐是地德。而乾坤天地亦即一切创造之原﹐万物保存之府。一般之自然事物人间事物﹐在不断创造中﹐而形而上的宗教性的神与天地等﹐则不断创造之而又保存之。然神等在创造事物时见天德﹐而不见地德。在其保存事物时﹐则显地德而不显天德。二者不一时兼呈于人前。故吾人在观万物之生时﹐吾人可感天地上帝之恩。而当万物死亡消逝时﹐则吾人虽可念其尚存于天地之内﹐上帝之怀﹐然亦感其对吾人﹐如毕竟空无所有﹐以其不能再来也。因而吾人不能不致憾于天地与上帝。然在吾人之祭天地﹐祭圣贤祖宗时﹐则吾人之心﹐可兼具保存与创造之功﹐而兼呈一具体而微之天德地德之全。因吾人念祖宗圣贤时﹐祖宗圣贤之德﹐重呈于我心﹐此即已返于天地之内﹐上帝之怀﹐而为其所保存之存在与价值﹐再回到人间﹐而兼为我所保存。而我之保存﹐即为天地上帝之保存之事以外﹐另一保存之事。而此保存之事﹐即为我之当下所生发所新造﹐而为我之一创造。此之谓即保存即创造之人心。一般世界之事物﹐皆由创造而成﹐而不能自保存其成。天地或上帝﹐能创造兼能保存。然其所正创造者﹐非所保存﹐所保存者不能再回到人间。而人则独能于祭时﹐于心中将祖宗圣贤之德﹐重呈于我心﹐而使之为我所保存﹐而我于保存时﹐即创造我如是如是保存之活动。此即人之祭之精神﹐所以补天地或神之所憾。吾人又可谓人在祭天地时﹐乃使天地之创造万物之自强不息之德﹐保存涵藏万物之博厚无疆之德﹐同为我当下之所创造之一念所持载。而此一念﹐即本身是地德天德之全之直接表现。天地之德与人之德﹐互为其根﹐而互相保合成太和。然后价值之生发创造无穷﹐其保存亦无穷。斯可致价值之生发创造与保存之圆满与悠久。此圆满与悠久﹐固超越的洋溢于吾人祭之精神之上﹐亦内在于吾人当下一念之祭之精神中。此之谓﹐鬼神之为德﹐其至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体物而不可遗。此之谓儒家之极高明而致博厚之宗教精神。此宗教精神因不自求超拔罪苦之动机入﹐故永无断绝﹐亦不归极于祈求崇拜﹐而由报本返始之情﹐以归极于赞叹。鸣呼至矣!
复次﹐中国三祭中之宗教精神﹐不特不由自己之罪苦之求超拔之意识入﹐而且正根于不信人之有原罪。如人有原罪﹐则祖宗﹑父母﹑圣贤人物之死亡﹐皆为带原罪以去者。而吾人一念及此﹐则吾人对祖宗﹑父母﹑圣贤人物之崇敬之心弱。而依中国之儒者之教﹐则吾人对于已逝去之古人及父母﹐皆只当思其功业德行﹐而忘其一切不德之处。所谓隐恶扬善﹐以孝子慈孙之心﹐为先人补过是也。而此隐恶补过之精神﹐亦即直下使其罪恶之存在﹐自吾自己之心中超拔。此即吾人对古人已死者之赦罪心情。在形而上之世界﹐乌知吾之此赦罪之心情﹐其不能转而感格此古人与已死者之灵魂﹐以使之更超升而向上﹐以日进高明耶?然吾人可姑不问此问题。至少﹐吾之忘却一切古人已死者之罪恶﹐此本身要即为一宽恕而忠厚之精神。人诚以此精神观世间﹐以互恕他之罪﹐则人之罪﹐亦即渐在人之互恕其罪中相忘﹐而归于各自求超拔其罪过之事。此即儒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教。此教之义﹐要在看人自己之过﹐而视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满街皆是圣人。则与此精神相应之宗教﹐宜其为积极性的报恩崇德﹐以对天地祖宗圣贤之祭﹐而难乎其只为一消极性的解脱罪苦之宗教矣﹐更难乎其为一先定人为罪人﹐而向人传教之宗教矣。
摘自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
唐君毅：宗教世界中之太和
上文所论﹐吾以为大体已足够说明﹐中国儒家之三祭中所包涵之宗教精神与其价值﹐至少并不在世界诸大宗教之下。由此即可说明人之信儒学者﹐并不必信其它宗教﹐乃能补足其精神上之空虚。儒家之精神固重现实伦理及社会政治之事业﹐然儒家精神﹐亦实有一超现实而极高明之一面。此除其心性论与天道论之形而上学﹐思想理论外﹐在生活上则表现为三祭之礼。此三祭之礼之价值﹐乃中国之礼教衰落以后﹐人所忽略者。由此而世人之视儒学﹐低者乃只视之为历史﹐高者亦只视之为一种哲学﹐而忘其为一种生活。而知儒学之为一种生活﹐又或只知其为一重人生情趣之艺术性生活﹐或只知其为一种重道德修养之道德的生活﹐而不知言其为艺术性生活﹐乃言儒家之重乐之一面。言其为道德的生活﹐则指其重礼之一面。而儒家之礼实以祭礼为中心﹐而乐则所以行礼。由祭礼之乐﹐以通天地鬼神﹐而彻幽明之际﹐则此礼乐之生活﹐皆涵超现实之宗教意义与形上意义。而世俗之儒﹐则溺于卑近凡琐之见﹐反以儒家之只谈现实自诩﹐而忽视儒学精神高明一面。一般宗教徒﹐则亦有意无意的抹杀其此一面。由此而人或则据儒学﹐以反宗教﹐以为儒学只可与科学结合﹐或则以儒学缺乏上面一截之宗教精神﹐欲在儒学之头上安放一上帝或佛。然实则儒学之精神﹐固可与科学结合﹐然其本身亦有宗教性﹐因而不能为反宗教者。其所涵之宗教性与其形上学﹑人生伦理思想配合﹐已尽足够使人安身立命者。
至于儒学与其它宗教之融合问题﹐则主要是在中国之整个之人文世界﹐承认其它宗教之一地位之问题。此并不系于信儒学者之须兼信一宗教。而所谓在中国之整个之人文世界﹐承认其它宗教之地位之问题﹐即一肯定其它宗教之不同价值之问题。而此问题之答案﹐则要在于人本心本性上﹐求出不同宗教精神要求所自生之根据。由此而吾人可一面与各宗教以应有之地位﹐而同时又不失吾人之重本心性之自觉之儒家立场。而人人亦即可不动吾人之立场一步﹐不依傍系属于任何特定之宗教﹐而尊重宗教。吾人知各宗教各有凸显之精神﹐即知对具不同的精神要求之人﹐不同之宗教﹐即各有其所契之机﹑所呈之用﹐因而尽可并行不悖。而吾人之立场不动﹐亦即所以成就此并行不悖者。反之﹐如吾人自身倾欹于一宗教﹐而与其它宗教为敌对﹐即反使人类宗教之世界中﹐只有敌对冲突而无融和。而一切宗教间之关系﹐便只有如东风西风之互相摧压﹐而皆战栗于存在与可能被消灭而不存在之间﹐而一切非宗教徒﹐则将只成为宗教徒所争取以扩大其势力﹐而压倒对方之对象。此即不特非吾人之不幸﹐而且为一切宗教徒与非宗教徒之不幸。故吾人之立定吾人之立场﹐不特为求儒家之精神﹐不致中断所必需﹐亦为使一切宗教徒及非宗教徒﹐安稳的存在于世界之所必需。而吾人之立定吾人之立场﹐即为兼成己与成人之事﹐成就儒学﹐亦成就宗教之事。在此义上吾人即可说儒家之精神之存在﹐将为一切宗教存在于中国于世界之一基础。而亦为使一切宗教之逐渐汇通融合﹐成为可能之真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