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而文明的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是漫长的渐变而非整体性的突变，同时文明的本身也是由低层次逐步向高层次进化的，这种渐变和文明的升级在全球范围内是分阶段分地域进行的，并有着各自不同的进程。因此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就时刻存在着野蛮与文明，低层次文明和高层次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正是各种文明力量的不断碰撞和相互作用，最终把人类社会带到了今天的状态。
客观的讲，我认为各种形态的文明，其自身都不存在自我否定的力量，这里的否定是指彻底的否定，不包括文明渐变。换句话说，渐变不能使文明产生代级的本质性的进步，突变才是文明进化的主要动力。同时，高级的文明形态对低级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哪怕野蛮的武力可以占领文明的地域，也难逃最终被其占领地的文明所同化的命运。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可以不断把入侵的蛮夷变成文明人的道理。于此同时，这些古代蛮夷的入侵也促使了中国文明的突变和进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的互动才是最应该被关注的，对所谓“蛮夷”的客观尊重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与他们的冲突互动，也就没有当今的文明形态。
以上可能说的太枯燥了，但却十分必要，现在拉回来说正题吧。在当今世界上，被公认存在着四大文明体系，它们分别是：基督教体系，伊斯兰教体系，印度教-佛教体系和儒家道德伦理文明体系。
这样的划分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被很多中国人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我这里谈的“文明”是不同于“物质文明”的文明，是文明的本质。拿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做例子，工业革命以后至今，西方的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并有了文明扩张的欲望。但他们的原始扩张都是以传教开始的，而后才是物质资源和地域的占领，最终不断同化那些仅拥有落后文明的地区。而伊斯兰教地区和印度，由于拥有着和基督教文明同档次的社会文明体系，却能始终保有自己的文明本质，虽然可以接受基督教地区传来的“物质文明”，甚至曾被西方殖民，但却拒绝完全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说明，文明的本质并不是物质意义上，也同时说明了四种文明形态划分的正确性，因为这是四种当今世界上仅存的文明体系，是难以相互同化的。
中国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最先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也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文明影响中国，但在本土同级别文明的强大压力和排斥下无功而返。后来虽然中国经历百年耻辱，甚至一度几乎亡国，但仍然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文明体系，甚至也未能使原有的儒家道德伦理文明体系产生突变而出现新的文明形态。中国还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力量和生命力之强大，儒家文明层次之高，也只能叫拥有先进技术和物质的西方人徒叹奈何！
儒家文明发端于春秋的“诸子百家”时期，但仅仅是当时众多哲学派别之一。乱世之中并没有显示出它的魅力，甚至还在秦代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秦后的汉代统治者出于对维护庞大帝国有效控制的考虑才开始重视儒家学说，其对儒家学的流传和发展最重要的举措是在科举考试中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正统来加以提倡。但虽然如此，仍不能说儒家文明已经形成。后来又经历了唐朝的一度所谓“佛教社会”，但儒家思想始终袅袅不灭地传播着，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终于使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被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进化为影响整个东亚和世界的儒家道德伦理文明体系。
与其他三大文明体系相比，中国的儒家伦理文明有着极为特殊的不同，那就是它不是宗教，或不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大家知道，宗教的特点多是用虚无的理由解释不能解释的东西，或者是神本位地说明一切事物。这样的好处是不用解释太多，也不能问太多为什么，叫你信你就信，省去了很多思想工作，只要把经书里的故事说严谨了就可以了。同时对报应的恐惧以及对来生的向往也会成为一种简单却有效的约束人们行为的动力。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泊来的佛教，都没有成为能够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的主流思想。究其原因，可以解释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理性思维方式。相比于世界其他地方，中国的帝国史虽然十分长久，但却是唯一的从来没有产生过祭祀阶级的国家。神职人员的地位远没有其他文明国家和地区的地位高。中国的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大多偏向于处理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社会群体的有机组合与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地位，而不是仅仅用玄虚的幻想来控制人民。孔子本人虽然肯定鬼神的存在，但却从来没有把鬼神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是儒家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保证了儒家思想长久的生命力。
第二个特点，是华夏文明有着惊人的连续性。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的脉络几乎没有中断过或者产生过本质的变化，而儒家思想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是都官方的主流思想。虽然有两次被外族占领甚至统治的经历（元朝和清朝），但中国不是接受了外族的文化而却是以极快的速度显示出高级文明的强大征服力量，同化了外来民族，使之纳入中华民族的行列。反观西方和印度，则都曾有过因为遭到外族入侵而被迫中断文明进程（印度）或接受外来文明（西方）的经历。
儒家文明的先进性，不但体现在对地域辽阔的大帝国的有效统治上，还在于儒家伦理观念对社会最基本单元——家庭关系所具备的特有关心上。这些特征，有效的把社会群体联系成一个相对紧密的整体。使中国始终以统一的大帝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并延续千年。
但是，过于漫长的文明延续，恰恰又同时产生了儒家文明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或者叫缺点。那就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僵化。由于儒家学说的起源是那么的古老，所以中国古代的学者开始沉迷于考据和注释古籍。自朱熹的评注以后，官方的科举考试就开始拒绝一切新思想，新思维，和新的发展而把背诵解释古籍的教条内容作为考试的唯一内容，甚至连作文的格式都有了统一的规定——八股。
程朱儒学的这种内向的性质客观上妨碍了儒学整体的自身进步，没有能把基于农耕文明的儒家思想体系发展成为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面向海洋的工商业文明形态。这就大大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和本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后终于表现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后劲不足并日趋落后。
实际上，早在宋朝，中国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并且可以早于西方成为面向辽阔海洋的新型帝国。那时侯，由于北方的沦陷，原来的陆路贸易被阻断，海路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途径。航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元朝的统一，贸易的方向和重点又开始向西而不是向东发展了。中国又开始变的背对海洋，从而失去了第一次占领大洋的机会。
但历史对中国，这个当时的世界强国原本不薄。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着使中国一举成为海洋国家的良机，这是第二次机会。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明朝《禁海令》的颁布，使中国失去了早于西班牙殖民东南亚的历史机遇，也失去了辽阔的海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恨。现在想来，虽然还难免令人扼腕，但那却也是当时程朱儒学所指导下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必然选择和必然结果。
由于儒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保守的，固步自封的缺陷而同样受到打击的还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商业的发展。过于内敛的统治和井井有条的社会生活秩序，加之“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以及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模式，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多地热衷于对古代的追思和对教条的遵守，头脑中根本缺乏未来的观念。空谈和背书本成为社会上最高尚的行为。思想灵活的商人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远没有和他们实际的作用统一起来。商人阶层在还没有能够利用其资本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的时候就被无情地打压在了社会的低层，没有官僚和政府人员去代表新兴的工商业主的利益。从而使“禁海令”的实施并不曾受到强有力的抵制。这一法令的实施，最后终于产生了令当时的国人根本难以预计的极其严重后果！——失去了第二次面向世界的发展机遇。
大国的衰落，由此而始！
乌飞兔走，沧桑变换，正所谓“成也儒学，败也儒学”。回眸历史，不禁使人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惋惜。。。。。。
历史走到了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突飞猛进的物质文明，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仍然被列为“四大文明体系之一”的儒家伦理文明呢？
抛弃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儒家思想早已完全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了，抛弃和完全否定，意味着彻底背叛自己的历史，背叛自己的文明基础；指望彻底改变它也是不行的，因为19世纪到20世纪使中国社会产生剧烈动荡的外力都没有使儒家文明体系产生突变，内部的力量就更无法作到了。不要说什么“五四运动”，也不谈“文革”，因为那都是文明的渐变经历，是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中华文明的。原因我上面说了，文明自身并不具备自我否定的力量。那些发起“五四运动”和“文革”的人本身都是儒家伦理道德文明的“局内人”，所以那些作用虽然看似很大，但就文明的进化这一大前提来说，始终还是局部性的，不是根本性的。
最后留下来的选择就只有传承和发展了。这不但是作为中国人所必须做的，其实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很多国人现在被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表象所蒙蔽，看不到自己与生俱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文明遗产，不了解自己所肩负的传承优秀文明的历史使命，片面强调儒学消极落后的一面，看不到积极和先进的一面。这可能才是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隐患。
儒学发端于乱世，其本身并不存在保守和内向的固有特征。所以，只有把儒学从程朱理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其本来面目，抛弃其中保守落后的糟粕部分，发扬其仁德精神和务实的思维方式，真正理解的儒家文明的精髓，才能真正在扬弃中继承和发展这一世界优秀文明遗产。这是摆在当今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
来源：中国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