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其实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趋同”与“求异”的一体两面。“求异”的根源在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别，而如何对待宗教传统的差异，从而化解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文明冲突，如今尤为迫切。儒学传统并非西亚一神教意义上的宗教，但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宗教性。其中蕴涵的“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在明代的阳明学中趋于成熟。而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可以为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提供一笔丰厚的资源。
关键词：全球化；宗教冲突；儒学传统；阳明学；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全球化似乎已是世人公认的一个潮流，但所谓“全球化”这一观念究竟包含怎样的具体内容，具有怎样的现实所指，恐怕是我们在使用这一用语来描述当今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需要有所自觉的。本文无法也不打算对“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全面与细致的分析，而是要指出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化”趋势与不同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的强化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构成“全球化”过程的一体两面，而宗教传统之间的冲突更是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的核心所在。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以阳明学者三教关系的思想和多元宗教参与的实践为据，并结合当今宗教学领域的相关论说，说明儒学对于化解当今世界宗教冲突所可能提供的有益资源。
一
全球化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加以定义；[1]也可以不局限于全球化的现代理解，而上溯其历史，甚至将古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成吉思汗拓展疆域的征服都算作全球化的不同形式；还可以侧重从人类文明活动的某一个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来界定全球化。[2]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明确，即目前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的一体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对全世界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进一步来说，当我们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时，我们主要是想指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各类共同体之间交往互动的日益密切以及不断趋同的现象。无论对全球化的具体理解可以怎样的“见仁见智”，但这一点恐怕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基本的共识，也是全球化这一用语所指的核心内容所在。事实上，如果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当今东西方各种媒体对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使用，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对这种趋同现象的描述。
就全球化所导致的“趋同”而言，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反省的是这种趋同是趋向怎样一种“同”。事实上，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并非世界不同文化互动的“合力”现象，所趋向的“同一性”并非包含世界不同文化传统的要素而又根本不同于某一种文化形态的综合性的新生事物和新文化。而毋宁更多的是全世界范围内非西方的各种文化形态逐渐趋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尽管西方文化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但相对于全球范围内非西方的各种文化传统来说，我们确实可以以美国为例总结出一些西方世界共同分享的东西，譬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等等，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西方文化。而如今的全球化也正是在向着这个方向趋同。此外，尽管如今非西方的各个国家、社会、民族也在力求发展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明模式，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求异”恰恰是在“趋同”于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只有在自身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得非常西方化了之后才会产生。譬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晚近对于民族文化传统认同的强调，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延伸和对非西方社会的侵略，虽然不无偏颇，却也委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其实是西方文化在“化全球”。[3]
指出当今世界范围内各个文化形态正在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趋同于西方文化，确实揭示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基调。但是，正如早有学者观察美国社会时敏锐指出的，与融合、趋同相伴而生、互为表里的，是族群意识、寻根意识的抬头和强化。进一步而言，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和本土化其实是彼此相伴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英文中全球化是globalization，本土化是localization，而晚近英语世界中出现的glocal这一新词（neologism），则正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如影随形、水乳交融现象的反映。因此，当我们过于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趋同”、“一体”的同时，也不应当忽视这种以“同一化”为原则的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各类共同体之间差异的日见强化与冲突的与日俱增。如果说当前“亚洲化”、“印度化”、“斯拉夫化”、“伊斯兰化”反映了非西方社会对于西方文化“同化作用”的抵制与反激，诸如加拿大和法国对本国电影业所采取的保护政策（限制美国影片的输入）这类情况，则反映了西方世界内部其他国家对于美国价值的抵制。如今，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几乎成为每一场重大国际会议的必备场景，而这更是全球化过程中差异与冲突日益增强的一个表现。恰恰是由于非西方社会的许多人已经感到全球化并不是在将他们引向一个全球一家、天下一体的“大同”世界，而是在将他们纳入到西方的运行机制当中，使他们为西方文化所“化”；甚至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感到全球化正在迫使他们接受不同于他们自身传统的一套东西，因而，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反全球化才越来越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化过程本身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如不同族群和社会的人们都可以穿西装，使用美国的微软电脑系统和日本的小汽车，享受市场经济的实惠那样，如果说全球化可以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和物质层面，大概在不同的族群和社会之间不太容易出现差异和冲突的问题。正因为全球化是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涉及到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问题才不那么简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愈是触及到不同文化形态的深层结构，愈容易形成差异的对照从而引发冲突。对于文化的定义，至今已不下百余种，但认为文化包括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这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则基本上是中外学者们的共识。而差异与冲突的表现和发生，往往集中在观念的层面。如果说价值系统和宗教信仰是文化最为核心和底里的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今历历在目的世界上的主要冲突，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宗教信仰差异的根源。世界上各大宗教传统无不以惩恶扬善、净化人性为基本宗旨，但宗教在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上又常常是规模巨大、难以消解的族群冲突的渊薮。恰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它（宗教）鼓励我们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与超自然的力量和诸神本身交往，然而它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它的具体表现中，它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斗争之源泉。”[4]从中东地区的连绵战火到9.11的极端恐怖，都可以说是宗教冲突的表现形式。亨廷顿（Samuel P. Hungtington）所谓“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固然包括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内容，但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也正是将宗教视为文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5]因此，假如我们要关注全球化过程中差异与冲突的一面，那么，如何化解宗教冲突，谋求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繁荣，恐怕就不能不是一个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世界伦理宣言”的起草人孔汉思（Hans Kung，又译为汉斯·昆）所谓“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6]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越来越不断得到了现实层面的论证，也成为全球众多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
二
不论以全球化为人类的福音，还是视全球化为人类的陷阱，反映的都还只是我们对全球化侧重不同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情感态度，[7]而在全球化这一难以逆转的潮流之下，如何解决其中的问题，使之发展朝向一个繁荣昌盛的人类社群，而不致因为冲突的激化导致人类的悲剧和文明的毁灭，则是我们首先需要深思熟虑和赋予更多关注的。正因为宗教的因素构成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的根源之一，如何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寻求宗教冲突的化解之道，业已成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事业。[8]世界各个宗教传统的信奉者以及认同或至少对这些宗教传统有同情了解的研究者们，如今更是正在分别从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发掘各种相关的资源，以求能对宗教冲突的化解有所贡献。例如，在今年美国纽约举办的第32世界经济论坛年会（WEF）上，宗教冲突的问题就纳入了会议的议程，显示出经济与宗教两个似乎不相干的领域其实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受邀参加论坛年会的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一方面建议论坛成立宗教委员会，一方面也呼吁信奉或认同佛教传统的人士开发佛教传统的智慧，谋求化解宗教冲突的良策，表示了佛教方面对于全球宗教冲突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