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是儒学的重要理论形式。儒学是否具有一个能“一以贯之”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因此能以“道统”谓之，乃是判定“道统”能否成立的依据。对于道统的理论形式，因儒学学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推定，这使道统的“一以贯之”之理出现了歧解，道统因此成为儒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新儒学表明，其心性之学的理路并未解决“一以贯之”的道统理论问题。然而，段正元先生的“中道”道统理论形式，却与先秦儒学的“允执其中”一以贯之。本文以港台新儒学重镇牟宗三先生的道统理论与段正元的道统理论进行比较，以求深入认识道统的理论问题。
一
孔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和删定，从而以“六经”的形式创立了儒学学术思想形式。孔子的思想理路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方法论是“述而不作”，孔子对其所建立的儒学思想体系谓以“吾道一以贯之”(1)。然而，由于孔子的亲传弟子不得要领，不知孔子的“一以贯之”之理，(2)所以，儒学史表明，孔子虽然创立了“一以贯之”的儒学思想体系，后世儒家对“一以贯之”的儒学思想原理却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对于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自曾子的“忠恕”之解以后(3)，“仁”被后世的儒学家推定为孔子的思想核心，但是，“仁”何以能“一以贯之”孔子的思想，即“仁”作为儒学思想体系的哲学性原理，却是后世儒学力图使其明确、又始终未能明确的问题。所以，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对“一以贯之”之理的推定，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儒学的思想进路虽然历经二千余年，然而，对于“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共识。由于儒学思想体系的困扰，儒学自汉代末期走向了衰落。自此以后，儒学的学理依据就成为儒学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道统理论的提出，就是由上述问题形式引发的对儒学思想体系重构。
我们知道，韩愈首发道统谱系，在宋明儒学中兴之后，由理学提出了系统的道统理论形式。韩愈发端的道统谱系，其目的是与佛陀抗衡，而宋儒对道统理论的推定，却是因复兴儒学必须进行的理论建构。宋儒的道统论经过了以下的思想进路：石介以“礼”、“乐”制度作出的推定；张载以中国文化的系统性作出的推定，并奠定了宋儒的道统论基础。之后，经二程至朱熹形成了道统的集大成之论，并在《宋史》中确立了道统论的历史地位。道统由此成为理学中的基本理论范畴。道统理论形式有三个特点：其一，认为道统代表了中国文化，道统是由中国古代圣王形成的思想文化形式，中国的古史文化是由道统承续形成的结果；其二，道统的传承自孟子以后中绝；其三，凡是承继道统的儒学家，都要以“一以贯之”的理路贯通儒学的理论形式。
随着西学东渐形成“全盘西化”的思想进路之后，儒学的道统理论为古史辩派所否定，道统理论从此一厥不振。所以，反思和推定道统必然成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工作。我们看到，现代新儒学的道统理论形式以牟宗三先生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如在科学一面说学统，则在‘德性之学’一面自可说道统。”(4)他之所以一反韩愈和宋明理学推定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历史性承续的道统理论，而把“德性之学”立为道统，是为了把道统的思想体系由“周孔并称”改为“孔孟并称”，认为孔子立“仁教”开始了“德性之学”的道统，进而把“德性之学”的道统理论核心归之于“心性”。这是他以“道德形上学”为哲学基础推定的道统理论形式。牟宗三先生的道统论因此成为新儒学中的代表形式。
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说：“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或非中国现代人与西方人所乐闻，但无论乐闻与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此事实，乃源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 关于这个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他们认为“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因为“中国心性之学，乃至宋明而后大盛。宋明思想，亦实系先秦以后，中国思想第二最高阶段之发展。但在先秦儒家道家思想中，实已早以其对心性之认识为其思想核心。……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这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此心性之学，是中国古时所谓义理之学又一方面，即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者。此心性之学，最为世之研究中国之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所误解的。而实则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上论表明了现代新儒学道统理论的“心性学转向”。此“心性学转向”的理论特点是“不重传道世系，也不讲‘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儒者是否见得‘道体’”。(5)，这就是说，“心性”是主体之法，“道体”是本在之体，由“心性”所致者，“道体”也。由“心性”之法而达“道体”之果，是道统的一以贯之。因此，“心性”何以能达致“道体”，即“心性”和“道体”的关系就成为新儒学道统论必须给以论证的问题。
“心性之学”的道统论表明了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思想理路，其“心性之学”的理论形式仍然是宋明理学系统之内的东西，只不过是把“程朱”视为“别出”，而把“陆王”视为正宗而已。这样一来，就必须反思陆王心学能是否与先秦儒学的本体论承诺“一以贯之”，即“心性之学”与儒学元典是否能够“一以贯之”。如果儒学的思想核心是由“心性之学”所统，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就应该实现“道体”和“心性”的统一。
因此，在先秦儒学的元典理论形式中，是否能用现代新儒学的“心性之学”“一以贯之”，就成为推定现代新儒学的道统理论架构是否合理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牟宗三对儒学元典的推定是：“《论》、《孟》、《中庸》、《易传》是孔子成德之教（仁教）中其独特的生命智慧方向之一根而发，此中实见出其师弟相承之生命智慧之存在地相呼应”(6)其所谓“之一根”者，亦即陆象山说的：“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据是理，心即理也。”(7)王阳明则进一步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原也。”(8)显然，现代新儒学所宗的陆王心学是把道统的“允执厥中”转化为关于“人心惟危”和“道心惟微”的推定，这就在儒学道统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形式上造成本末倒置，即成为对“人心”和“道心”之“心”的研究，从而疏离了“允执厥中”。由于孔子所推崇的是“执中”之法，所以，悖离了孔子的“允执其中”，就不能称之为与孔子儒学一以贯之，因此也就不能称为由儒学之“道”所统，因此也就难能有道统之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