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判断中国有没有哲学和有哪些哲学，这本身就不是“哲学”的。
陈壁生：从胡适到冯友兰到牟宗三，这种哲学化儒学的进路，在学院中普及化了。有人说儒学变成了“大学儒学”，就是出于对这种进路的反感。哲学化儒学，在理论上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最突出的一个是，用哲学的框框来套儒学之后，儒学变成了西方“唯物”、“唯心”、“方法论”、“世界观”等术语的异域变种。如果孔孟重生，朱王复活，看到他们的思想成了“内在道德性”、“唯心主义”、“道德自主性”这些术语的天地，一定惊异得瞠目结舌，简直不知所谓。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事实上是通向内在道德的提升，并且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周围的人，最终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它的最终指向是躬行，甚至可以说，立言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最重要的是立德立功。而哲学化儒学，则在根本上把立德立功的功能全部抹煞掉了，并且其立言，是按照西方的哲学学术框架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西方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哲学家，借助他们的概念，才能理解我们古代的典籍。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上，常常出现这样奇特的事情：研究王阳明的文章比王阳明自己的原著还要更加难懂，研究朱熹的书比朱熹自己的书还要更加晦涩。甚至可以说，要通过研究著作理解古代“哲学”典籍，付出的功夫要比直接阅读古代文言文典籍大得多——因为你还得先去懂西方学术，先知道现在这些研究著作的那一套“哲学”的学术语言。通过这样的哲学化的过程，儒学的生命力越来越弱，至今仍在语言层面维系我们道德的仁、义、礼、智、信，等等，也失去了思想的源头。
石勇：这种现象用一个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异化”。华人学者孙隆基曾写有一本书，叫《历史学家的经纬》。其中在分析鲁迅时，用的就是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理论。我的阅读障碍不大，但还是发现问题大了。出问题的不是用精神分析这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它虽出自西方，但因其研究的是人性需求、心理世界、人格结构等，超越于人种、民族、文化等的分野，成为一种很显明的普遍性理论，因此不存在从一种情境进入另一种情境的逻辑断裂——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理论比精神分析理论更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而是对理论术语的简单的生搬硬套。那种夹杂英文单词的写法，要多装神弄鬼就有多装神弄鬼自不必说了（这可不是翻译作品，在相应的重要术语、概念背后有必要注明外文原词！）严重的问题在于，利用这种理论术语的堆砌，鲁迅已经被移植，从中国文化的场景中退场而变成了西方的鲁迅——他完全是西方人眼中的鲁迅。这种很时髦的“学术”的实质是：它在利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时，即使理论因其普遍性维度而有效（这是肯定的，无论是自由主义、康德哲学、精神分析、语言哲学，等等，都有效，否则它们就只是一种局限性很大的“地方性知识”甚至“个体知识”，中国人也就只当是好玩，没必要提到价值和规范这样的东西了），它也无视这种有效性背后的中国现实，而是抓住那些在原体系中自洽的理论，利用概念和术语的运动在新的解释和规范情境中构造一个封闭的逻辑系统。也就是说，它根本不管你现实如何，只管它的理论是否自洽，而现实不过是为了证明这个理论而存在，从而也可以随意剪裁罢了。这与用理论来解释和规范现实的要求和一般做法恰恰相反。然而，对这种玩法的厌恶不能殃及本来无辜的理论。比如，如果有人用康德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一些领域，若完全只能对应于康德那个书本上的理论的术语，人们就很可能认为康德理论无用。但这是错的。西方理论即使不从深刻性上讲，最起码也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宝贵的、必需借鉴的角度。从这种意义上，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看西方理论在运用中是不是被乱用和根本没有运用，不能轻易否定西方理论。不得不承认，它们很多是非常富有解释力的。（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