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文化保守主义在21世纪初抬头，如果从中国近年来的“崛起”、百年变迁及相伴而生的国人心理看，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它是在2004年，而不是在2005年、2006年，乃至2007年抬头，不过是必然中的偶然。尽管它的抬头与学界的努力分不开，比如陈明创办《原道》的艰辛努力，但却内植于两个情境中。其一是中国日益强大，中国人已不再是当年的“东亚病夫”，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点给长期以来自卑的中国人以一种“自尊”的过度体验——一个历史上的文明巨人本来在一系列失败所造成的自卑中，潜意识里就有着强烈的自尊渴求，而这一天似乎来临了。按照国人对于文化的理解，自1840以来的一系列溃败，中国文化是要承担责任的，是“文化不如人”才让民族蒙羞。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的意识中，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富强的障碍。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焦虑。按照这种心理上的逻辑，既然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文化不如人”，从而导致文化自信心的丧失，那么，当中国强大时，传统文化一夜之间似乎便美好起来，人们便恢复了久已湮灭的文化自信。这样的社会心理是文化保守主义获得关注和支持的土壤。其二是在当代，“文化认同”的问题日益凸显。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自我”和“他者”处于一种二元结构，并且呈现“结构紧张”的世界。放在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中，“自我”往往代表一种“文化自我”，“他者”同样是“文化他者”。尽管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这样的逻辑是存在的：一个人或者民族不可能没有“自我”，而这“自我”只可能是更带有自己符号的东西，并且这些不同的东西之间要进行相互比较，在这种比较中，一个人或民族会认同自己的文化并高扬它的价值，如此他才具有“主体性”。显然，崛起中的中国，从国人的心理上讲，更愿意用最能让别人认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否则似乎仍处于别人的阴影之中，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亨廷顿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情况显然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自我”，没有“身份”。按现在的人们的一般理解，“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所指之差异可以忽略，而在民国时却有不可忽视的差别。现代一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大抵是“保住守住那些传统文化，并且进行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意思，这与“文化守成主义”的含义差不多。而也恰恰是这样，蒋庆不喜欢别人在这个意思上称呼他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不仅是“文化上”保守，而且“政治上”也要来这么一手。按他的意思，这种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否定了文化上的政治内涵，是残缺的。在陈明看来，“保守”不是守着不放，坐吃传统资源。对他来说“法圣人之所以为法”，提出一个应对当代文化问题的思想方案，来解决现在的文化认同和身心安顿等问题是最重要的。他的“即用建构”理论即是此一认识下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明的工作与当年梁漱溟的工作倒可以相提并论。而也恰恰是从梁漱溟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化守成主义者”的工作还只是个开始。似乎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可能是失语的结果，梁漱溟所关注的农民的身心安顿问题没有在公共领域上表现出来，倒是城市社会对“文化保守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热衷。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