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你这种概括很形象和准确。孔子（儒学）所呈现的不同面向大致都不是后人穿凿附会，而是他（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来就可以作这样的解读。
陈壁生：如果按照上面的划分方式，那么当代人对孔子的认识，最普遍的就是一种内圣的先师，包括当代学者对孔子的思想的整理，也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这种做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学术分科兴起之后，儒家思想被纳入哲学这个学科之中，变成哲学的材料，人们在哲学的学科体系中，用哲学的眼光、方法来整理儒家思想乃至整个先秦思想。
石勇：这是因为，在现代的学术分科体系中，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经典注释方式延续儒学的研究和传播了。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区别：经典的注释是内在于经典所承载的符号内容与价值内涵的，但将儒学视为一种“哲学”进行研究，则像你所说的是将它当成了一种材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保持着距离的。当然，这也并不妨碍研究者在研究它时，阐明它的各种思想、意义，并通过这种方式既延续它的“知识谱系”，也延续它的价值内涵。
陈壁生：事实上，在中西学术交汇之前，中国有中国本来的学术样貌，中国那么多典籍，其分类方法，最典型的是“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的区分方法。但是，中西学术在近现代交汇之后，“哲学”这样的术语，经由日语传入中国。那个时候，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哲学学科，并且有了成熟的哲学史。而中国则根本没有这一套，中国的学问也根本不是按照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这些门类来分的。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西方既有的、成熟的学科体系，便通过留洋学生传入中国，由此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
石勇：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混沌”终结了，学术分科建构了一种“秩序”。
陈壁生：用“哲学”整理中国思想的做法的开创者是胡适。在那个时候，公认的意见是，没有西方哲学框架，中国“哲学”是不可能的。蔡元培就说，对中国古代哲学史，“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胡适被蔡元培称为既于西方哲学史很有心得，又有兼治汉学功力的哲学史家。1919年2月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成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史著作，一举创立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
石勇：胡适将经典即所谓“哲学家的著作”称为“原料”，而将古人关于哲学家的传记、轶事、评论等称为“副料”。这种研究方式，很明显是将中国哲学认为是一个“曾经存在的对象”，而很多“哲学问题”都没有带入现实。尽管此后的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对儒学的研究仍然是受到胡适路子的影响，但已是通过观念演绎、思想阐释的方式来承续儒学的香火了。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