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孔子的第一种形象是“教主”。第一个对孔子进行现代改造的是康有为与“孔教会”。在传统中国，孔子之教，制度化为三纲，而辛亥革命之后，三纲失坠，即便作为日用伦常的五常，也趋于式微。康有为主张成立的孔教会，可以视为他参照西方的宗教形式，为孔教提供一个新的制度化落脚点。就像基督教，经过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最后在政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安身于教堂之中。假以儒学成为“儒教”，孔子就变成了“孔教主”；康有为则扮演着类似于马丁·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家的角色。
石勇：康有为要搞的孔教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主张君主立宪，也就必须寻找到君主之外的一个文化权威，这个权威仅仅是“圣人”已经不够了，而必须是“教主”。在他看来，洋人的宗教本就是一种迷信，而这种迷信居然有那么大的魔力。中国原本也是有一个教主的，即为孔子，他不是迷信的产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得起“理性”检验的，因此抬来供上就是。有意思的是，在民国成立后，“共和”之下他仍然不改主张孔教的初衷。
陈壁生：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中，传统儒学教化，多赖政权力量得以实行。康有为袭专制政治之余绪，一想立孔教，便马上与政治结合起来，要把孔教变成国教。从儒学到儒教再到国教，一种学说，三层曲折。康有为以圣人自期，其时华夏又逢艰难救亡之机，所以南海先生想一步到位，不料恰逢袁世凯想做皇帝，又企图在孔教中寻找其倒行逆施的合法性。政治的利用，使“孔教会”臭名昭著。儒学是否可为儒教，先师是否可为教主，固有可商榷者，但从儒学到国教，学理尚未厘清，便欲施加全国，故连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也提出怀疑。
石勇：蒋庆先生或许可以从康有为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些什么。
陈壁生：孔子的第二个形象是“先师”。在这一形象中，继承者又分出不同的面向。第一种面向是“内圣”的先师。大致上可以说，完成这一形象塑造的，是偏向“儒学研究者”之类的人，也就是把儒学“哲学化”的学者。西方学术体制传入中国之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得以建立。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去衡量中国传统儒学，孔子的形象为之一变，孔子的“先师”角色被哲学史学科确认了。
石勇：在“中—西”二元对应中，对应于西方哲学，如果中国有哲学，那么儒学则应是，孔子也就是“哲学先师”。
陈壁生：在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写到孔子的形象：“孔子只是一个‘老教书匠’。”其表现，最主要的就是孔子是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教授老儒，以六艺教人，并使六艺平民化，始于孔子。这样，孔子的形象就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苏格拉底了。就像苏格拉底最后成为西洋哲学的正统，孔子哲学宗派最后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正统。把孔子思想哲学化，变成跟西方哲学一样的理论这种做法，主要是把儒学当作一种“知识”，不但跟当下生命信仰无关，而且与当下的生活无关，与当下的人生无关。第二种面向是“内圣外王”的先师。大体上可以说，完成这一形象塑造的，主要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孔子以及儒学的人，并且他们身体力行地躬行传统理念。这一类的研究者认为，当下的生命，是历史文化生命的承续，由此主张尽力遵守儒家的一些道德信条去生活。我仅举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为例。梁漱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儒者。他搞乡村建设运动，替农民说话，参加民盟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转变社会中的儒者栖栖遑遑的姿态。尤其是1953年，他公开批评政府，“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这种批评引发了最高领袖的暴怒，而梁漱溟不为所动。到了“批林批孔”时期，他又坚持己见，不参与这种运动，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现代儒者那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傲骨。在这个大变局时代，儒学和孔子的形象，也在不断改变。儒学在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中，既有与专制合作，为专制提供合法性理论的一面，也有批评专制，成就自己的理想人格的一面，现代儒家的选择，也将成为我们认识儒学，认识孔子的理论源头。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