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西方每一种时髦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演绎的场所和知音，当然也具有有限的解释能力。比如“后现代”，大都市里是有这些奇观，可是放到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乡村，甚至仅仅是城市的贫民区，就无法“后”了，因为“现代”都不知道在哪儿。然而新左派对资本的批判并不能说也属于这类闹剧，原因很简单，就是资本已显示出它“恶”的一面。姑且不说它压根就是一种对人的精神构成压迫的权力，从而必须引起对任何压迫和奴役都应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理性审视，而不是一味为它唱赞美诗——就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强势资本已经与权力相勾结，也很难把它放到权力的对立面来观察了。按照资本的逻辑，只要权力的存在能够保证它不断地扩大自身，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并不是最需要考虑的，因为它们在现有的权力—利益秩序中最为“自由”。没有看到“精英联盟”的危险，还在像当初那样先验地假设资本对权力的解构作用，以为它仍然处于一种政治上的“无辜”状态，恐怕是对权力—资本的结构导向的是“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民主资本主义”缺乏必要的警惕。“主流经济学家”张五常已经点明了“独裁”的“路径”，这恐怕不应让我们感到吃惊。另外，值得反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主义和理论在中国走马灯似地上演，这一阵热这个，那一阵热那个，和流行文化没有区别。然而有多少人理解了那些西方思想？比如现在，一提到萨特、弗洛伊德，人们可能连兴趣都没有，因为他们是过气的人物。但是，他们，特别是弗氏的思想，如果说在80年代只是一种时尚，现在则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随着人的精神生态的恶化，他的理论会越来越显示出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西方理论对于中国的意义既在于经验，也在于理论的价值预设。经验是无法重复或复制的，而只可借鉴；而理论的价值预设因对应于人的普遍人性或普遍的生存困境，其逻辑具有普遍性的指向，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只不过，理论的价值预设尽管如此，但没有一种理论对现实的判断和规范是脱离开具体的时空环境，因而需要有所批判地加以吸收罢了。
陈壁生：我认为，“文化守成”恰是对这一问题的纠正。文化守成主义的要旨在于，立足本土的问题，直接针对本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答方案。西方理论，西方社会的示范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我们现在进行中国问题分析的最好的借鉴，最好的参照系，比如如何分配权力，如何在分配权力的基础上分配利益，如何组织选举等等。我所说的反思现代性，绝不是否认西方的经验，而是强调要立足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我说的文化保守，最主要的是看传统是否有我们现代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例如民主，我们可以说，中国可能实行的民主，在操作层面，必须考虑中国的特性——这不是不要真正的民主，而是考虑怎样真正植入民主。从文化守成主义的角度来看，能否守成住农村的家族、家庭？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投票、监督机制？而不是向西方民主的基础那样，只有把人群打散为彻底独立的个体才能建立起平等制度。再如一些救济制度，国家救济明显是不现实的，那么扩大基层的权力，并且以伦理而不是行政来建立基层，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些救济问题？还有其他如权力监督等问题，我觉得，这些应该是重新考虑的东西。2004年开始的文化保守主义抬头，最大的缺陷就是一开始就直奔政治主题，而且是完全绕过“五四”以来形成的思想传统，直接要接上“五四”之前的思想。问题在于，这些跳得最高，言论最激烈的人，当真比“五四”那一代大师们更加聪明吗？我不得不说，那些对待儒学持一种急功近利，用激烈的言辞来引起公众注意的人们，不但对他们的观点是毫不负责的，而且在知识储备上面完全不够，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比较注意，他们的言论就是毫无价值的。持儒学立场的人们如果不肯老老实实地在个体的人格上树立起来，以此产生道德感召力，如果不老老实实承认“道在民间”，从以伦理道德去建立民间社会开始做起，而一下子直奔权力中心，那么要不是一事无成，要不就是误国害民。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