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说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事件，不得不说一点题外话，那就是李2003年在网上抛出来的一个震动一时的长文《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和《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他“合作”旧事》。我读过他的小说《丽娃河》，这个人可以说是文坛的异数，可惜后来远赴重洋，至今未归，让沪上文坛至今缺了这一道风景线。《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他“合作”旧事》一文，讲述了他当年为何在发起和勾划了整个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又不得不被迫退到一边的原因和经过。这些文章在网上流传，也一定传入当事人的眼中，可惜直到今天，并不见回应或者反驳。这段历史花絮，只能等那些专门研究当时思想的人们去澄清了。我赞同李先生对人文精神的定义，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事实上，“人文精神”这样的词语，在每个时代、每一个文化背景中，都有不同的定义。近代西方“人文”的提出，是为了以“人”对抗“神”，昭示着人的觉醒。而中国古典的“人文”，则是礼乐精神。面对着不同的时代状况，不同的社会形势，“人文”必须有不同的解释。而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环境，甚至针对现在的情况，我认为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定义人文精神，都是非常确切的。不管面对不受约束的权力，还是面对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的异化，“人文”都离不开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石勇：根据当时讨论的核心人物王晓明的事后言说，彼时的背景是，讨论者认为那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丧失批判精神、趣味粗劣，等等。很显然，“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商业经济带来的人的异化”都是重要的原因。那么，提“人文精神”，就必然意味着对此二者的反抗。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商业逻辑已经在权力逻辑的力挺下开始大行其道。犬儒主义风行。但是，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政策的特殊结构，某种思想的逻辑对此的把握并不能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复杂的现实的真相。王晓明承认，讨论者本身对现实缺乏深入的认识；而这场讨论的意义一是在沉闷的90年代初表现出了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担当责任的精神，二是迫使知识分子转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
陈壁生：应该说，那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文精神”的含义有不同的取向，是像李，用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来定义人文精神，主要就是针对权力问题，而像另外一些学者，更多的是针对资本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两种思路已经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埋下了伏笔。不管如何，这场讨论在特定的时代有其特定的价值，而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把“人文”这样的词语，带入一般言说之中，就像20世纪80年代一群老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努力，把“人道主义”前面的“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去掉一样。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