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胡军先生发表《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一文后，蒋国保先生和我分别发表了商榷文章。双方遵守学术规范，围绕着方东美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受这次讨论的启发，笔者进一步思考了现代新儒家的界定问题。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但作为此项研究基本问题之一的现代新儒家的界定问题，看来仍然值得再探讨。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因。笔者曾撰文探讨过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问题，因而无意就这个问题再次申述己见。笔者试图在前人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现代新儒家的界定标准问题提出浅见。
一、文化立场体现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产生的。进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后，中国人特别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和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中华民族如何求得生存并且实现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个严峻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集中通过“古今中西”之争表现出来。“古今之争”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西之争”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而无论“古今”问题抑或“中西”问题，都紧密地关联着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在文化论争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但仍然有一批学者反对全盘否定传统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和主体，有选择地吸纳、融会现代西方文化，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作为民族精神的支柱，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并且促进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他们在认同、维护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主张接纳西方文化新潮以适应时代需要，从而寻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实出路。正是在文化论争中，以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学者创立了现代新儒家学派。方克立先生对此曾作出概括，说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有一批热爱中国文化、执着地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在现代必能有新开展并能有大贡献于世界未来文化的学者，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西化论者进行了激烈的持久的论战，他们被称为‘现代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形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足以和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而三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派别。” 现代新儒学的形成与发展，一直与这种“持久的”文化论争紧密相关。
可见，现代新儒家阵营是在文化问题上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的。究其根源，乃是因为现代新儒家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而民族复兴首先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贺麟在其堪称前期新儒家思想纲领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提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 他所谓“新的文化局势”，指的是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判之下，中国文化在走向近代和现代的进程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局。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也认为“今日中国的问题……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 现代新儒家把自己对于民族兴衰、祖国未来的关注和思考，归结、落实为对于民族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把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看成国人面临的关乎民族存亡的根本问题。这种观念，决定了现代新儒家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文化立场是这个学派的根本立足点；现代新儒学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对于民族文化存亡、发展问题的忧虑和探索是这种思潮的缘起。可以说，现代新儒家对于所有学术问题的关注，都紧密地联系着他们对于民族文化问题的关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现代新儒家对于哲学问题的高度关注。我们常说现代新儒学既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又是一种哲学思潮。而应该看到的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普遍地关注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普遍地认为哲学是民族文化价值结构的核心。
进而言之，现代新儒家不仅认为民族危机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危机，而且还认为民族文化的危机本质上是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危机。贺麟说：“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民族文化危机的深层，是儒家思想丢失了“孔孟的真精神”，不能适应新文化局势的需要，丧失了对于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指导作用，丧失了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维系作用。因此，“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 要解救民族文化的危机、实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就必须解救儒家思想的危机，根据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重新建立儒家的价值系统，在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和主体的前提下，吸纳、融会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依据现代新儒家的这种基本理念，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文化立场简略地概括为：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区别于其它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
这种文化立场，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同时期的和不同时期的）在思想、学术方面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文化立场却始终是一致的。贺麟在发表于1941年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正是此文第一次提出了“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概念），明确地提出“根据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势的观察，我敢断言，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 同时又指出：“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 这可以说是他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文化立场的表述。在现代新儒家学派产生三十余年之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名发表的题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长文， 被视为第二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又被称为他们的“文化宣言”。此文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念（例如该文明确地承认中国文化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缺乏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精神，主张建立“各种文化互相并存，互相欣赏，而互相融合的天下一家之世界”等等），同时坚持并且再次宣示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立场。时至今日，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人，所坚持的仍然是这种文化立场。
在现代社会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和主体的文化立场，无疑是保守的。现代新儒家因此而被称为“‘五四’以来立足于弘扬儒家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现代新儒学思潮因此而被视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的响应”。即便从这些称谓我们也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