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在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谈论文化，背后的本质是谈论政治。即如魏晋时代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面上是文化反抗，实际上是政治反抗。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直接打倒的是专制政治与缠足、贞洁牌坊、三妻四妾、三纲五常等陋习。“文化”作为大词，几乎是大到抽象的，而它直接表现的制度、习俗则是具体的，在五四那种历史情况下，以打倒一种文化来打倒一个旧世界，那种迫切的心理是可理解的，并且，就算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也认为是正确、可行的。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而到了现在，谈文化，不如具体落实到“问题”之中，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与习俗之中。也只有在这些具体的制度、习俗之中，才可能谈得上具体的文化。季羡林先生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他强调什么“天人合一”，什么“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最终落实在现实中的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在文化上，我们要保留什么，要摒弃什么，要赞同什么，要反对什么，都必须有明确的对象，你不能说我们必须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拯救地球，保存“以综合为基础”的文化去维护世界和平……这样的说法，只是写抒情散文，不是做思想研究。
石勇：季羡林先生的说法的确引发了“文化海啸”。很明显，太夸张了，这不太像是从学者中说出来的活。不要说从现实及未来走向，在逻辑上他就是经不起反驳的。然而有些批评也和他一样糊涂，天真地在中西文化之间作出某种“优势比较”和价值上的取舍，陷入一种文化自大和文化自卑的两极泥沼中。而事实上，季羡林先生以他的逻辑所言说的并不是“文化”，而是某种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是某种文化所特有的，只能说它更为鲜明而已。你说中国文化综合，人家西方文化就不综合？故意把它们的丰富属性抽掉而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将两种特征进行比较，这样的“宏大叙事”只能是一种梦呓。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