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事实上，“国学”这一术语，本身就有问题，它是对应着“西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词汇。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学在传统的分科中，按照四库全书的分法，是为经史子集四个门类，其中尤以经子为重。而在现代学科建立的过程中，所谓“国学”，根本上是以西方各种特定的学科为标准，去整理中国典籍而做出来的一种学问。这一名称与分科情况，在预设上已经把中国固有的文化视为一个古董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留下两个方面影响后来思想的内容，第一是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要“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以分析为特征的西方文化，这是以“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奇特的第一声。第二是蒋庆先生在那时候就已经以一个公羊家的心态，提出了全面复兴儒学的思想。
石勇：在国学热中出现了儒学的具体所指，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快来临了。
陈壁生：实际上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国学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的一个抬头。当时有大批研究现代新儒学的论著问世：《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辑要》等，都以数本、数十本规模推出。《原道》辑刊就公开表明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孔子研究》成了研究国学的重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国学研究》创刊。不管其学术水准如何，这种局面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开始被当作学术来言说。这承续上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传统。可惜的是，在那一波国学热潮中，留下来的不是一些厚重的思想、学术著作，而是一些奇异之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季羡林老先生的文字。季先生在《文汇报》1992年3月10日发表的《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中说：人类创造的文明或文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文明或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一说法引起了学界一场不小的地震。
(作者：陈壁生 石勇 著 李明华 主编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