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的“国学研究”与“中国哲学”
“国学”与“中国哲学”都是中西文化交汇而产生的概念，它们差不多同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文著述中。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关涉中国传统学术中是否有“哲学”，而其更深层的意涵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梁启超在1902年有倡办《国学报》的设想，同年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前六章，其中已使用了“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先秦之哲学”等表述（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在1904年续作的此书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说：“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传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同上书，第135—136页）梁启超所说的“外学”主要是指严复等人译介的西学，而“国学”即指中国传统的学术。
中国古代有“国学”之名，是指由国家在京师设立的学校。此处“国学”是相对于地方的“乡学”而言。在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乃有“中学”与“西学”之名。“国学”即相对于“西学”而言，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有“经、史、子、集”和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划分。其中“义理之学”与“哲学”的涵义相近，但是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之名，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是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philosophy”的翻译。
西周最初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参见钟少华《清末从日本传来的哲学研究》，载《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按“教法”，西周是“以治人者为法，以导人化善者为教”，见同书第14页）由此可见，“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philosophy”的原义是“爱智之学”，西周把“philosophy”译为“希哲学”或“哲学”，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有密切的关系。“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据此，孔子的学说可以称为“哲人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