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春，美国纽约口岸张贴了美国立国（1783年）后第一张推销中国货的广告：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即将从中国广州载货归来，除茶叶外还有“各种瓷器，各种不同质地的……缎制品、丝织品；……象牙雕刻和漆器”等中国工艺品。货到之后即销售一空。美利坚民族的先哲们除了从欧洲人的著作中了解中国及其文化外，那就是从欧洲人转运到北美的中国茶叶、瓷器、丝绸等物品上来想象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艺品发挥了“大使”的作用，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文化。（注1）
随着中国商品的交易，日益增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建筑（幽深典雅的园林、拔地而起的高塔、飞阁流丹的凉亭等）风格非常倾慕。美国人凡?勃拉姆于1796年在特拉华河西岸建造一幢“中国静修所”，小塔、风铃、嵌板窗、糊墙纸、中国家具、藏书搂……等等，一应俱全。一位美国出版商这样评价：“凡?勃拉姆先生住宅里的家具、装饰及其一切，使我们想起了中国。一旦你置身于栩栩如生的中国人当中并被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作品及其艺术所包围时，要使自己不会以为已身临中国是不可能的。”1828年，美国费城地区建筑了一座高达100英尺的中国式宝塔，一个中国式亭阁和花园，形成一处“浑然一体”的中国式园林建筑。（注2）美国人内森?邓恩，集九年时间在中国收集了1200余件物品，其中有美术工艺品、植物学标本、仿真塑像（如清廷大员、书生小姐、演员商人、犁田农夫等）、家具和庙宇模型、数百幅图画等等，于1839年至1842年在费城开办了一个“中国展览馆”。展览开馆后，倾慕而来者络绎不绝，计有10多万人参观。展览开始后的头几个月，就向观众售出了五万份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册。当时，全世界只有三个博物馆收藏中国物品可以与邓恩的“中国展览馆”媲美：一个在荷兰海牙，一个在英国伦敦，一个在美国撒冷。费城社会改革家爱诺希?韦恩斯说：“在他提供给公众观察的收藏品之中，邓恩比其他任何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情以纠正对一个民族的错误看法，并且为之传播了真正的信息。这个民族的每一方面都值得那些研究国家繁荣和稳定原则的经济学家学习。”美国科学家本杰明?西里曼说：“如果一位建筑家想要检查他在中国方面的科学，那么他将会发现古老而雄伟的桥梁和长城的模式、画出鲜艳夺目使人叹为观止的图画的美术家、拥有华丽丝绸的绸布商、瓷器的制作工艺等等，都是他伟大艺术的来源。”美国政府官员、签订中美不平等《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的美国外交代表顾盛说：“要否认中国具有高度文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种文明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不一样；其帝国之广大、政治机构之稳定、中国人在生活技巧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孜孜不倦的文学修养以及既实用又有装饰意义的精心构思出来的物品”，都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无愧于基督教国家所声称的文明。（注3）
传教士传播儒学
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和澳门开堂礼拜。接着，美国各教会组织在中国各地建布道站，设书局译馆，立教会学校（1914年，美基督教会在华开办初级教会学校约2000所，招生4.5万人，中高级教会学校约286所，招生2.3万人），办刊物（1827年11月，美国人吴特在广州创办英文刊物《澳门杂录》，这是近代史上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第一家英文刊物，1843年迁至香港，改名《香港杂录》；1832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每月用英文在广州和澳门出版；1868年，美国传教士保灵在福州创办《中国纪事和教务杂志》，1874年迁上海改名《中国纪事》；1868年9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95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曾常、卫三畏合办《亚洲文会会刊》，等等）。1860年至1895年，清政府解除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旅行的禁令，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国人。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华的主要宗教团体有：长老会（南北美）、监理会海外布道会、新教圣公会、美国海外布道会、浸信会海外布道会、南浸礼会海外布道会、基督复临安息会、监理公会布道会、宣道会等，共有传教士2192人，布道站203个。”（注4）在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的过程中，美国传教士是“后来居上”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美国汉学研究领域中的筚路蓝缕开拓者”，是儒学传播美国的“带路人”。
19世纪初，美国创立了“基督教差会”，象西欧法、德、英等国一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30年10月，美国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来到中国。尔后，卫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玛太、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乐灵生、穆德、卫斐烈等人相继入华。到19世纪末，美国在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我们对中国的普通消息，都来自这个巨大的传教运动。”传教士来中国，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在美国形成又一次浪潮。1832年，裨治文创办《澳门月报》，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及民风民俗。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1829年毕业于安多弗神学院，受美国公理会之派，作为美国第一批传教士于1830年抵达中国。裨治文来到中国的第三年，就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他在发刊词中说：“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地和长时间不间断地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注5）1842年，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联合成立“美国东方学会”，以传布东方知识和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建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1848年，卫三畏出版两卷本《中国总论》。1883年，传教士李佳白来华，活动于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地，往返于中美两地，传播中国文化。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1882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并受长老会差会派遣来中国。他在美国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到中国后首先来曲阜参观孔庙“登其堂而瞻仰圣容”，主张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他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在山东传教时，穿中国服装，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用儒家经典附会基督教义，进行传教。他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注6）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兴起，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佳自却竭力推崇孔子是“古圣人”，是“中国的至圣”，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主张中国应以儒教立国，“环地球，五大洲数十百国，……秉历代贤圣师儒之教，民气顺良，惟上所命，问有如中国者乎？无有也”。他受聘担任“孔教会”的高等顾问，认为“孔教为颠扑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基督教与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在华近40年的传教士山姆?威尔斯?威廉士，返美后作了上百场演讲，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中华帝国》一书。（注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