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2）儒家经典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3）儒家的经学方法是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状况看，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技的积极影响是占主导的。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中国古代科技 科学研究
从科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时期的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i]]。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也应当有积极的。当然，除儒家文化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以至于无法从科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方面真正把握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的动因和规律。本文仅就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作一探讨。
一、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家都研究过儒学，甚至撰写过儒学研究著作，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比如：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ii]]；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iii]]，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iv]]；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等。
在古代科学家的社会交往中，他们大都免不了与儒家学者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学背景的文人学士。东汉天文学家李梵等人修订东汉四分历，其中有儒家学者贾逵参与；东汉天文学家刘洪曾与儒家学者蔡邕一起补续《律历志》。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大儒朱熹的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元朝时期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其中有重要的合作者之一许衡是宋元之际的理学家。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儒家学者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儒家学者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儒家学者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v]]。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而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的价值观对科学研究动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