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四个问题（提纲）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里就这一结合谈以下四个问题：
1、一个本质：两个接着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其理论建构来讲，在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毛泽东在延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实践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讲，又接着中国传统的知行观讲；《矛盾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讲，又接着中国传统的变易论讲。这样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排拒或漠视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就其本源来讲，是从西方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仍然以某种形式显示其存在；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来讲，显然不能撇开西方文化所蕴涵的关于具有时代普遍性意义的思考。对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而言，也是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经历了近代的变迁，而这一变迁是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影响有着重大的关系；同时我们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命题为基础的。因此，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是以中西文化融合，走向世界文化为理想的。当然，如何做到这样的统一，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也是当前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2、两种形态：意识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区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上述的两个接着讲，但是这样的接着讲实际上有两种形态，即作为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这种区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为依据的。回顾历史，就哲学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张岱年的“解析唯物论”为代表的。这两种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体是不能互换和替代的。区分这样两种形态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在于，使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专家：不仅仅是阐释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把在学术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区分不是分割，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互相启发和推进，还是互相的支撑和依靠，即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对于学术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引领，而学术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则会极大地巩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成为学术领域的旗帜。
3、三大环节：变革、融合、制约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贯穿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解构）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只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拒斥或同化。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当然，如何变革传统文化，变革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中是有差别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处予以自觉的融合。一般来说，两者融合的基础是它们具有某种相似性（仿佛是出发点的回归）。二是在对两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取长补短。通过比较，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各有其特点，但它们各自的特点并不就是各自的长处，因为特点往往既是其所长之处，也是其所短之处。三是两者概念的相互诠释和发明，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就有了中国的意味。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里，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有内在的联系的：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历史上的继承性。然而，无论是变革还是融合，均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前提。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所以，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环节。这样的制约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意义。不断反省这种制约的负面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4、四个区别：与现代新儒家的不同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现代新儒家的保守主义在如下四个问题上是有区别的：一是如何呈现和揭示儒学传统？现代新儒家基本上坚持道统说，以此来阐释儒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从正统儒学和非正统儒学相反相成来考察儒学传统，而且更多地以后一方面作为自己的历史根基。二是如何认识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现代新儒学试图将儒学重新确立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以为儒学能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资源，但这决不是儒学原有价值的翻版。三是如何确定评价儒学的价值尺度？现代新儒学将工具价值尺度与内在价值尺度相分离，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路至今无法走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将这两个价值尺度统一起来，不仅从外在的时代根据，而且从内在的民族智慧来评价儒学。四是如何看待儒学的人格理想？现代新儒学坚持以圣贤人格为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提出平民化的人格理想。前者使得人格理想流入玄虚和空泛，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已在这方面提供了前车之鉴；后者则把人格理想扎根于现实的土壤。眼下有关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说和实践，往往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学的区别。其实，这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过这两者的区别，如侯外庐、陈家康、杜国庠、胡绳等。我们应当在他们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深入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