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它们就是：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此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关键词] 当代儒学 五种形态 宗教儒学 政治儒学 哲学儒学 伦理儒学 生活儒学
20世纪初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导的儒学，为了对人类所遭遇的困境有所应答，从而表现出对自我思想内容及价值的开掘和检讨；为了对新的社会际遇有所适应，从而在思想、内容和价值上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为了适应学科分类的要求，从而对自身思想内容进行学科分类和规定。对于这样包含了儒家思想内容的分类、儒学价值的开掘和落实、儒学存活和发展途径的寻找，且具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规模性、主体上的群众性的儒学更新运动和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儒学的形态”。根据我们的考察，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即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五种形态。
形态之一：宗教儒学
考之当代中国儒学史，以“宗教”为路径研究或发展儒学的约有三个向度：其一是制度儒教向度，以康有为、汤恩佳、蒋庆为代表。早在1912年，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称：“今者保教中国之亟图，在整纪纲”，以尊孔救国立论，倡导各地设孔教会。1913年，康氏又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建议国会将孔教立为国教，提倡在全国各地孔庙作每周性的宗教仪式。同年8月，孔教会陈焕章等人向政府呈送“请定孔教为国教”书，主张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呼吁“中国当奉孔教为国教”，推孔子为教主；声称提倡儒教的目的是保种保国、整顿纲纪。与康有为类似主张的当今代表有香港的汤恩佳和大陆的蒋庆。汤恩佳1992年出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此后长期投身于立孔教为国教的活动：每年提交一份《关于请求将孔教、儒教正式恢复为中国人民宗教一事的提案》；出资赞助修建孔庙和研究儒学；理论上肯定祖先崇拜、祭祀、孔庙、三纲五常等是儒教的表现形式；坚信恢复孔教为宗教对国家有利无害：更能争取大众、更能维持社会的稳定、更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1]蒋庆是近年积极提倡复兴儒教的主要代表，他提出了儒教展开的所谓“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两条路径。“上行路线”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儒教复兴的内容包括“儒教的政治形态、儒教的生命形态、儒教的慈善形态、儒教的财产形态、儒教的教义形态、儒教的传播形态、儒教的聚会形态、儒教的组织形态”等。复兴儒教的目的则是：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礼乐制度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上帝神祇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2]
其二是学科儒教向度，以任继愈、李申为代表。任继愈认为，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外壳部分是指它的组织形式、信奉的对象、诵读的经典、宗教活动的仪式等；本质部分是指它所信仰的领域是人与神的关系。而儒学具备了这些条件：儒教信仰的是“天”及其诸般道德，此是本质部分；外壳部分则是：信奉天地君亲师，以《四书》、《五经》、《十三经》为经典，以祭天、祭孔、祭祖为仪式，以征忿、窒欲为修养方法，以孔庙为展开宗教活动的场所。[3]不过，任先生判儒学为儒教具有贬义倾向：“儒教带给我们民族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教的地位，就没有现代化的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4]不过，任先生对儒教的看法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从积极面评论、批评儒教；强调从宗教角度研究儒教的重要性；肯定儒教的历史作用等。[5]任先生之后，对儒学之宗教身份进行学科性论证的要数他的弟子李申了。李申在其巨著《中国儒教史》中，对儒教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他看来，儒学是信天命、信鬼神的，因而有信仰；儒学是有彼岸世界的，儒学是有组织的，儒学是有祭祀仪式的。而且，李申强调“儒教”角度研究儒学的意义是：“揭示儒教的存在，仅是确认客观已存在的历史事实；而只有弄清历史本貌，才能正确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指出儒教的作用，也决不否定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成果。”[6]虽然也肯定儒教的作用，但认为儒教整体上是会衰亡的：在总体上，儒教文化不可能适用于现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它的君臣父子之论、三纲五常之说、天命鬼神信仰及祭祀制度等，都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7]
其三是人文儒教向度，以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为代表。唐君毅认为，儒学之宗教性，既表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言，也表现为气节之士的心志与行为。儒者之所能以从容就义为最高理想，就在于他们有绝对的信仰。而儒学之为宗教的特点是人文宗教，他说：“儒家骨髓，实唯是上所谓‘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为仁道，乃以人承天，而使人知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即天命，而皆至善，于人之仁心与善性，见天心神性之所存，人至诚而可成圣如神如帝’之人文宗教也。”[8]牟宗三认为，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所以儒学必须具有宗教性，但儒学只是在“尽日常生活轨道之责任和作为精神生活之途径”两方面满足其作为宗教的要求，而且儒教的重点在于“人如何体现天道”——“落下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提上去肯定一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此实体通过祭天、祭祖、祭圣贤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神性之实”、“价值之源”，所以与人文世界没有隔阂，故可称为人文教，而肯定儒学为人文教，乃是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9]刘述先说：“儒化家庭祭祖，历代帝王祭天，似也不乏其宗教层面。吾人自当更进一步追问，由纯哲学的观点省察，依据儒家内在的义理结构，究竟是否必须肯定‘超越’之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儒家祭祀固不止只有实用教化的意义，而自有其深刻的宗教理趣。”[10]就是说，儒学不仅在行为操作层面有宗教性，在精神超越层面同样有宗教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