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
引言
今天我想讲这样一个题目,那就是关于儒学复兴的问题。当初张杨教授 [①]跟我谈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定题目,我是有点儿犯踌躇的:到“科技”大学,我能讲什么呢?但当时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1923年,那个情景与此有点类似。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派别,叫“现代新儒家”,这个学派的第一次浮出水面亮相,就跟我刚才讲到的背景有关。那是在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那时候的清华与今天不同,叫做“留美预科”,培养的学生是要到西方去学习自然科学的,跟在座的大多数同学是一样的)一批同学即将赴美留学的时候,邀请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先生去做一个报告,就像我今天这样。(众笑)张君劢先生就去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叫“人生观”。这次演讲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我这里引了一段话,就是张君劢先生演讲的开场白:
诸君平日所学,皆科学也。…… 诸君久读教科书,必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即为因果律所支配。实则使诸君闭目一思,则知大多数之问题,必不若是之明确。而此类问题,并非哲学上高尚之学理,而即在于人生日用之中。…… 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②]
张君劢先生的演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一个引子,说明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尽管是和大家所学的学科没有关系的,但是也和大家切身相关。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就是说,如果在座诸位将来一旦出国留学,到了美国、欧洲或其它什么地方,那个时候你就会有极其强烈的感受,即: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是中国人,你的文化基因注定了你是中国人。于是你应该想一想:你在什么意义上算是中国人?你配不配做中国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就像苏格拉底所讲的“认识你自己”。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科学根本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想说:我们在进行科学思考的时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更重要的、更要紧的安身立命的问题;而这正是张君劢先生演讲的实质所在,他是想就这个方面的问题给当时的同学讲讲自己的看法。
那么,张君劢先生的演讲和我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史学界所谓“现代史”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但“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政治概念的“五四运动”,说的是从1919年5月4号到6月份的一段时间很短的政治运动。但“五四运动”还有另一个概念,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走出“五四”。这个概念,我们通常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开始于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而应该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算起,时间是1915年;至于它的结束,学术界有一些争论,有些学者、包括我的观点认为它的结束就是1923年的那次影响极其深远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就是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做的“人生观”演讲。他的讲演在刊物上发表以后,遭到了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留英回来的、搞科学的学者丁文江的长篇论文的驳斥、批判,[③]由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有两种叫法,有时候叫做“人生观论战”,另一种叫法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次论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待会儿我会详细地展开这个问题。
关于五四运动,我们大脑里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借用《红楼梦》里王熙凤的话来说,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或者用我的概括:“两个全盘”——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时所有的先进青年、先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一边倒,全都是激进派,都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转向,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正是在1923年那场人生观论战中才最终明确起来的,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思想文化的“三足鼎立”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前现代的儒、释、道,这是古代的三足鼎立格局;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三足鼎立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叫“唯物史观派”,这是一派;另外一派是自由主义,更准确地讲是自由主义西化派,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第三派是现代新儒家,我刚才讲过,张君劢先生就是其主要代表之一。从1923年以后一直到今天、乃至可以预料的未来,中国的全部思想文化都处在这样的三足鼎立格局之中。这就是我今天的话题的一个基本背景。
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儒学复兴的缘由,即为什么会出现儒学复兴运动;第二个部分是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我会对儒学复兴运动作出一个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这两条路线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即它们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超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