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合论
[内容提要]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包含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适合毒素，因而同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这是他坚决地选择批孔立场的最主要的理由。在李大钊所理解的唯物史观里，特别突出平民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这同孔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郭沫若肯定孔学的正面价值，并不赞成“复兴孔学”，因而与所谓“新儒家”有原则区别。他们批孔可以振聋发聩，他们释孔同样发人深省。从发展趋势上看，他们对孔学态度逐渐从批判过渡到同情，从以清理思想糟粕为主过渡到以提炼思想精华为主。
[关键词] 孔学 孔教 唯物史观
众所周知，接受唯物史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般都对孔学抱着批判的态度。他们作了大量的清理封建主义思想糟粕的工作,努力为新民主义革命扫清思想障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思想障碍。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全盘否定孔学的价值。在释孔方面，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研究者们往往片面地强调他们批孔的一面，而不大注意他们释孔的一面。本文试图全面展示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孔学的研究成果，看他们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诠释孔学的。这对于我们澄清误解，科学地评估孔学的价值或许是有帮助的。
一、陈独秀：批判的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率先举起批孔的旗帜。针对尊孔派“立孔教为国教”的喧嚣，他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之说有悖于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在现代中国是行不通的。“今效汉武帝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惨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1]“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2]在陈独秀看来，孔子之道已经无非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了，已经变成阻当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障碍，必须予以清理。
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包含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适合毒素，因而同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这是他坚决地选择批孔立场的最主要的理由。照他看来，纲常名教是孔子之道的最基本的内容，而纲常名教则是维护专制主义、等级观念的思想工具。当时学术界有一种为孔子辩护的比较温和的观点，认为人们所诟病的纲常名教并非出于孔子之道，而是汉宋时代的儒生提出来的。陈独秀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纲常名教就是孔子的根本思想。陈独秀拒绝对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具体的分析，把孔子之道等同于纲常名教，并且一概予以否定。在今天看来，陈独秀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警世之论。它不啻是向封建礼教发出攻击令的号角，表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封建礼教的深恶痛觉，表明他们高扬新文化、新思想的坚决态度。
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例举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冲突的种种表现。例如，在现代社会中一般都存在着政党，每个人都有加入某一政党的自由，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并且每一政党的成员必须服从该党的章程；可是，孔子之道却有“父死三年无改其道”之教，有妇女“三从四德”之教，这同政党政治显然是不相容的。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已经不是丈夫的附属物，她们走出家庭，迈向社会，独立地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有了婚姻自由。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 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夫死不嫁”等等儒家礼教，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在当今文明社会里，男女社交已成为很平常的事。倘若按照儒家礼教，“男女不杂座”，“叔嫂不通问”，“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女之间的社交活动当在禁止之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妇女已有独立生活的权利和能力，已成人的孩子不必事事听命于父亲，纲常伦理已成过时的信条。总而言之，“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3]在中国社会摆脱封建时代、跨入现时代的进程中，不再需要这套陈腐的观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