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哲学、宗教学和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他对宗教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宗教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方向；他关于儒学性质的判断，开始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阶段；他领导的古籍整理工程，为以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可靠而丰富的资料。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研究的优秀代表
青年时代的任继愈先生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他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认真而不是敷衍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刻而不是浮浅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任继愈先生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其学识在学生时代就受到前辈们的赏识。上世纪60年代，教育部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这三家学术单位组成写作班子，由任继愈先生做主编，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经过3年努力，教材编成。到1996年，该书共印刷13次。1997年修订，2003年又发行新版。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研究，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学者的做法。苏联学者把恩格斯关于在欧洲“近代哲学”中才“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野推广到全部哲学，认为哲学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划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任继愈先生根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深刻了解，认为列宁所说的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一个从元素论到精气论、到元气自然论、到元气本体论的过程。晚年，他又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奠基、成长和转变三大时期。然而，《中国哲学史》是教材，不能完全贯彻个人的主张。“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任继愈先生即组织班子，编写“成一家之言”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书名特意加上“发展”二字，体现了他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认识。
哲学思想的发展存在一个前后继承的问题。任继愈先生明确提出了“继承以谁为主”的问题。他指出，从孟子、荀子开始，这些儒者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是“以我为主”改造了孔子的思想。至于后世，更是如此。后世之所以对于古人思想见仁见智，原因在于继承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观点在哲学继承问题上的彻底贯彻。从具体分析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是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始终坚持的原则。
依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任继愈先生率先把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辩证法的研究、社会历史观的研究纳入中国哲学研究范围，自觉地把佛教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扩大了中国哲学的内容，而且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中国哲学的面貌。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把毛泽东主席关于先秦时期儒家和法家学派斗争的评价扩大到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从1973年到1976年，以所谓“儒法斗争”为主线描述中国哲学发展的论文、专著成千上万。任继愈先生在这一时期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完全不讲儒法斗争，保持了学术的严肃性。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说自己没有想通的话；在不能说话的时候可以不说，但决不乱说。这是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的学术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哲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方面，任继愈先生的工作为后人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以研究为目的、而不是以信仰为目的的宗教学，在中国早有开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宗教研究，则是任继愈先生开辟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肯定。
任继愈先生在大学时代，就从熊十力等先生那里系统地学习过佛教哲学。后来读研究生，又师从以研究佛教著名的学者汤用彤先生。1955年到1963年，任继愈先生就中国佛教的禅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写了一系列论文，后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这些论文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凤毛麟角”。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权威学者、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塚本善隆，也曾带着《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从日本来到中国，登门和任继愈先生商讨，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中日佛教研究互相交流的长期机制。
在这些文章中，任继愈先生肯定了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宗教观念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宗教所许诺的幸福只是一种幻想，对于苦难中的人民是一种安慰，解决不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要人们抛弃幻想的、虚幻的幸福“花朵”，去摘取真实的“花朵”。
任继愈先生在宗教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概括为“用历史说明宗教”。依据这个原则，任继愈先生说明了前辈学者未能深刻说明的佛教产生和发展、分裂和盛衰的原因，说明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所发生的种种演变，为一般的宗教学研究作出了榜样。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建立宗教研究机构的批示中指出，要“批判神学”，因为神是不存在的，神学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是有害的。我们是无神论者，应该向群众宣传这个真理，鼓励人民群众摆脱思想枷锁，自己解放自己。1979年，任继愈先生发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他强调，离开科学无神论的思想立场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装饰和旗号。
以科学无神论的立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宣传无神论与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仅互不矛盾，而且缺一不可。所以，任继愈先生在创建“中国宗教学学会”并担任会长的同时，也创建了“中国无神论学会”并担任理事长。
任继愈先生把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为“摆脱愚昧”。他强调，在宣传无神论问题上，“脱愚”不仅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群众的事，也是许多在自己专门领域知之甚多甚至是权威、但在宗教和无神论问题上非常无知的人们的事情。1999年6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口号。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传统文化资源的学术研究领导者
任继愈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曾虔诚地相信儒学可以救国。然而，旧中国多难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他最终放弃了对于儒学的信仰，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祖国危亡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并且取得了成功，亲身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为了救亡图存而追随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认真阅读大量古代名著，甚至照着去做。所以在他的身上，保留着许多为人高度称赞的传统美德：律己以严，待人以诚；严谨治学，高尚做人。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使任继愈先生清醒地认识到，要救国、强国，靠儒家的办法是不行的。他曾经写道：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他还写道：由于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真正感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假的。即使古人真正这样想的，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只能把旧中国拖向苦难的深渊。
至于孔子，在任继愈先生看来，他维护旧制度，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相信天命鬼神，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作为教育家，孔子私人办学，扩大了受教育范围，其教学方法“体现了尊重客观事实，反对主观成见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孔子整理古代遗留的文献，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可靠的研究上古历史的资料。孔子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清理传统文化，不能以回到孔子为目的。
基于对文化问题的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任继愈先生发现，文化的传播就像水和电的流动，存在一个“势差”规律。同水向低处流、电流向低压走一样，文化传播也总是先进的文化向文化落后的地区流动，并且逐渐取代落后文化。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回流是非常薄弱的，只能作为文化先进地区人们欣赏的古董或玩物，而不能真正支配他们的基本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要使中国在独立富强之后在文化上也为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任继愈先生深信，中国传统文化决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但是需要经过正确清理，才能使之成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资源。他相信，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之后，也会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潮。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为这个文化高潮准备资料。为此，他不仅自己动手，整理和今译了《老子》、《肇论》、《神灭论》等一系列古代哲学名著，还主持和领导了《中国古代哲学名著全译丛书》、《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型和超大型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程。清理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是任继愈先生作出的巨大学术贡献。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清理使任继愈先生发现，中国古代也是一个宗教观念统治的时代。中国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在古代就成为一个“无宗教国”。儒教就是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和他率先把对自然科学和辩证法的研究纳入中国哲学研究一样，这个结论起初也几乎是遭到所有学者的反对。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结论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承认。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作出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科学认定，是任继愈先生对于清理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