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是与儒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密切相关的。儒学作为“大一统”的封建文化，既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封建制度的支撑作用，又有对中华大家庭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心理维系和文化延传作用。今天，发掘利用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中，对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学；中华民族；凝聚力
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鲁地区，在长期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它逐渐被中华各民族所普遍认同和接受，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文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在形成中华民族这个稳定的共同体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挥了任何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对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仍有诸多启发和价值。
一、儒学在各民族中的传播是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多元融合的统一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其中包括汉、蒙古、回、藏等在内的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多元”的方面；而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又有一个主体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一体”的方面。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担负这个“主体文化”使命的就是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儒家文化逐步走出了中原文化圈，摆脱了其单一的民族性而衍射到“四裔”，为我国各民族共同吸收、承传、改造和发展，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要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血缘传承、礼仪道德、语言文字、心理状态、行为习俗等的形成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始，儒学就已广泛传播。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弟子三千，除了颜回、冉求等一大批齐鲁子弟外，还有卫人端木赐、吴人言堰、宋人司马耕、陈人颛孙师、晋人叔仲会，更有西方的秦人秦祖、南方的楚人公孙龙等。孔子之后，孔门弟子散游天下，著书立说，聚徒讲学。[1]326-333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1]546可见，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向四方传播开去。
秦汉多民族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客观上为儒学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汉儒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并获汉武帝的支持，使儒学占据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后，儒学便加快了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与传播。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儒学为核心的大一统王化政策，从而使儒学传播到东北、西北（新疆）、西南及两广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并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庐江舒好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伤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吏者。又修学宫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宫子弟……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2]300此后历代王朝莫不如此。如唐朝曾册封云南大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阁罗风为“云南王”，赐名“归义”，并晓以儒家的忠、义、仁、勇等封建伦常观念；至其孙异牟寻继位，唐德宗又“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3]隋唐以后，中央王朝还通过兴办官学、开科取士等方式，把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为了自化及化民的需要，也积极主动地学习，如唐代东北的渤海国，派王子大明俊等十余人到长安学习唐制及儒学，受到中央王朝册封。
不可否认，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许多优秀的文化可供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汉族也的确曾从少数民族文化中吸收了很多进步、有益的东西丰富和充实了自己的文化。但是，“从文化宏观及其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考察问题，我们又不可不承认以下一个事实，即汉族文化始终是给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强有力影响的一种文化，儒学则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文化差势所产生的那种强制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魏晋以降，凡有志参与逐鹿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要仿效汉族文化，吸收汉文化之长，改革旧制，改变原有生活方式。”[4]前秦氐族政权的君主苻坚、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都十分推崇儒家文化，北魏孝文帝还在其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了孔子庙，辽国契丹人、金国女真人、西夏拓跋氏等都曾先后仿照汉文或按图索骥创制了自己民族的文字。这都促进了儒学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
元代和清代蒙古族和满族统治者在崇儒兴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出的历史贡献尤为突出。元世祖忽必烈早在藩邸时期，就重用元好问、郝经等汉族儒生，接受了儒家文化。1271年，他取《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义改蒙古国号为元朝，以华夏文化正统自居。他还接受许衡等儒者的建议，改革旧俗，按照儒家典章制度推行汉制，这对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影响尤大。如云南在宋代以前儒家思想影响薄弱，被元世祖派到云南的平章政事、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忽必烈的旨意，“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5]并在中庆路（今昆明）定孔子之尊位，同时两旁辅立孟子和孔子的十门生像及七十贤徒与历史上名儒的绘像。赛典赤治滇有方，在云南各地建立学校，大兴儒学教育，对儒学在云南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人云南诸路肃政廉访使王彦在其《中庆路重修浮宫记》赞道：“赛典赤分省此方，创学宫，举师儒，北人麟集，爨僰循理”，“设立学校，以弘既富且教之义，如爨僰之类，嶷嶷然有知经者矣”。[6]52自此以后，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儒学在云南传播日盛。满族统治者受儒学的影响超过了蒙古族，这从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身上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说：“为恶者天谴之，其国衰败；为善者天佑之，其国炽昌。总之，主宰在天。”[7]皇太极则更明确地说：“自古天下非一胜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独不见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后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8]这种“主宰在天”、“天佑有德者为王”的思想，显然是从儒家历来所主张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演化而来。满族入主中原以后，到处修建孔庙，奉儒学为正宗，使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服务。康熙帝甚至亲自拜谒孔庙，命人进讲《资治通鉴》，广召学者编纂儒家典籍，同时制定《圣谕十六条》，把儒家历来倡导的“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隆学校以端士习”，“明礼让以厚风俗”等作为基层教育的指导思想。
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儒学得到有效的传播与普及，并逐渐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儒学形态，它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理学家们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众多的门人后学，并经历朝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使儒学逐渐走向民众。这一时期的官学系统主要由府学、州学、县学组成，但它们实际上是科举预备班，对儒学进行普及的主要是执行基层教育的村学、乡学、社学、义塾等。儒学在民间成为乡规民约、家训以及故事、歌谣、戏剧的重要思想内容，广为传布，融汇到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之中，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进而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武宗正德元年（1506）因得罪宦官刘谨，被“庭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9]在贵州三年，他先后在龙岗等地书院讲学，广招学子，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贵州各地的书院迅速发展起来，达十六、七所之多，而且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去世后，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于1534年在贵阳为其建祠，并感叹说：“士类感德，翁然向风。是年杏按贵阳，间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莫。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始知师教入人心之深若如此。”[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