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仁厚】（1930年—）生于江西省雩都县，现居于 台湾台中市。 1970年起历任台湾文化大学、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2000年退休，2004年特聘为东海大学首届荣誉教授。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
师承牟宗三，曾撰写《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并代表《牟宗三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撰写总序。 著作等身，于陆、港、台三地均有著作刊行，其中《王阳明哲学》、《孔孟荀哲学》并有韩文译本出版。
对先秦儒家哲学知析论：主要是对孔子、孟子、荀子三家哲学之基本纲领义理，做统括性的疏导说明。 对宋明理学之讲述：则分南、北宋到明代阳明学，体系性地加以讲述。大体系延续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之脉络，再加阐述辨析。 对中国哲学史之阐论：对于中国哲学之源流、特质、学术史之分期、研究方法、哲学思想之介绍、阐述、系统分判、发展路向均有论列。 对儒家学术与中国现代化之提倡：阐述儒家“民本、民贵”思想、“开物成务”、“格物致知”与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之连续性与贯通性。
一、离根拔土三百年
大明之亡，顾亭林有“亡国亡天下”之痛。亡天下者，亡文化也。
这里所谓“文化”，不是指器物层的文物器用、人文景观；也不限于生活层的婚丧喜庆之礼俗与日常生活之轨道；而是指文化理念、文化意识、文化精神而言。要想理解“华族文化随大明之亡而俱亡”这样一个判语，我愿意采取“明、清”对比的方式，提出三点意思来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第一，明代以“廷杖”摧折士气，而士气益厉。清代则由强压转为怀柔，士气反而失去了激发点和支持点。乃渐次形成士心泯失、士气委靡之情况。于是知识分子转成一种“帮闲”（不是帮忙）的“清客性格”，大大地败坏了中华民族的“士品”。
第二，明代王学（阳明学）遍天下，人人面对自己的“良知、天理”，所以能自觉自主、推己及人，关怀人世之兴衰治乱。而清代则以考据为学风，以才艺（做对联、品字画、玩古董）为雅尚，久之，乃造成生命之软疲、荒凉，而儒圣之慧命（生命的学问）死矣。（按，考据乃为学之方法，当然有其客观之需要与价值，但不宜张大；文士才艺乃生活之趣味与逸乐，其间虽有美者焉，而并非所以动心忍性、敦品励学之要。）
第三，明代政治不好，而东西厂之特务尤坏。然而，明代文化土壤中的种子，不断发芽茁壮，文化生命也活泼有力。清代大兴文字狱，士气摧伤，接着又以怀柔笼络，文化土壤既为冰天雪地所笼罩，而文化种子亦疲瘪发不出芽，真成了“无土失根的兰花”了。
民国以还，清学之风习依然留存在士人的气脉血液里，加上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袭销蚀，文化理念模糊不明，文化意识不易激发，而文化精神也发越不起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似乎完全丧失了民族文化之自信心。这种情形，到今天依然如故。其中一个最令人痛心的原因，就是自从清军入关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夷狄入主”的状态之中（政治、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皆然）。我们“离根拔土”已超过三百年了。
尤其令人扼腕痛惜的，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论，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永无休止，却又并不重要”的论争。我郑重希望大家清醒一点，豁达一点，立即回到我们“真实的生命、纯一的心灵”，不要再死心塌地、随着外方人的魔杖起舞了。须知华族的历史文化与民族前途，才是“最优先”的。我们应予关切，应加珍爱，以使之“返本开新、慧命相续”。
二、什么是儒家之本
儒家之本，实际上也即中华文化之本。因为儒家以承续民族文化自任，而又自觉地要求不偏不倚，大中至正。所以，中华文化之本，与儒家之本，实无二致。儒家的原始经典、代表人物、基本观念，就某种意思而言，都可以说是儒家之本。但同一个义理系统里的“经典”、“人物”、“观念”，事实上又皆依于一个共同的根源（根本）。
1 经典所记载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本所涵蕴的义理内容；
2 人物所践行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本所要求的价值原则；
3 观念所陈述的，无非就是那个根源体所欲彰显的理论系统。
据此可知，儒家之本，和“经典、人物、观念”虽有密切的关系，但本文所说的儒家之本，并不指说任何特定的经典、特定的人物、或特定的观念；而是指那作为“人文之根、价值之源”的道德主体 ——仁。
作为道德主体的“仁”，并非只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指目那彻上彻下的“道德实体”而言之。道德实体内在于人，便称之为道德心性（道德主体），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在孔子以前，这个核心长远而持续地显发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上以及人民的生活规范上，那就是一般所说的“礼乐”。到周公作了总结，所以历来都说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作礼乐，并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制作，而是有其客观而普遍之根据的：一个是二帝三王（尧、舜、禹、汤、文武）绳绳相继的政规，另一个就是人民的公意。但这里所说的“人民的公意”，并不是由投票的票数多寡而显示，而是指人心之同然。所以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孟子?告子上篇》第七章。按，同然，犹言共同认可，共同肯定。理、义，是人心共同认可而欣悦的。南宋大儒陆象山即据孟子之意，引申为“此心同、此理同”之说。至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是后人归结而成之语句。圣人依于人心之同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制作礼乐，而人民也就自然而然顺礼乐而行。这时，外在的“文”（礼乐之形式）和内在的“质”（生命之真诚）自然和谐，人民只觉得礼乐中的规律秩序，正是他内心所要求的、所欣悦的，而并不感到是一种外加的束缚。然而，时间长了，事情都不免会变质变样。生活在礼乐文化中的人，感性的欲求渐渐冒出来了，心灵的纯净和生命的真诚，也渐渐维持不住了。于是，礼乐徒成形式，不能表现意义，到春秋之时，周朝的礼乐文化终于出毛病了。缺少生命的真诚，当然无法维系礼乐文化的意义，也无法在礼乐中成就人生的价值和发挥政教的功效。面对这种情形，孔子有极深刻的反省，所以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
礼乐是仁心的显发，仁心（道德主体）是礼乐的基础。“人而不仁”，就表示人的道德心灵麻木了，昏昧了，不起作用了。这样，生命中的真诚也将发不出来。一个人生命中的精诚不能贯注到礼乐之中，又如何能“行礼、守礼”，以善化政治、善化风俗、善化人生？
仁，是众德之名。每一个德目，都是我们内心之“仁”对应于“人、事、物”而显发出来的德行。无论孝悌伦常之德，立身处世之德，外王事功之德，以及狂狷之德，中行之德，都是内心之仁随宜显发而凝成的人文价值之成果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4），83 99页。。社会虽然不断演变，时代虽然持续推进，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是即：
人类的理性，永远要求“真的、善的、美的”文化价值之实现。
人类的理性，可以分从“纯粹理性”（理解理性）与“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两面作说明。前者只对价值内容作认知、分析、理解，却不负责实现价值和创造价值。后者才内发自发地要求价值之实现和价值之创造。孔子所讲的“仁”正是后者，属于道德理性，它能显发价值、创造价值。这个作为“人文之根、价值之源”的道德主体（仁），就是儒家之本、中华文化之本。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归于这个创造性的根源之地，以重新开创中华文化的浩浩前程。
三、什么是文化之新
文化的内容，有的因袭下来，有的革而去之，有时有减损，有时又有增益。如果文化之“新”是指这些随时出现的内容成果而言，那就只是时间流里面很普通很自然的事实，我们只要去认知它、理解它就行了。但今天我们提出文化“开新”，却并不是就这种实然层的事实而说话，而是从“应然”的层次，来思考文化的新道路。
在人类古文明中，中华民族所开创的文化，虽不是最古老，但却最源远流长。关于中华文化（以儒家为主流）最基本的宗旨原则，笔者五年前应约出席日本“东方思想前瞻年会”宣读论文时，曾揭示八大端，以略见儒家思想之纲领。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165 180页。
1 人性本善的“道德动源”（善出于性，理由心发）
2 天人合德的“超越企向”（下学上达，与天合德）
3 孝悌仁爱的“伦理思想”（敦亲睦族，仁民爱物）
4 情理交融的“生活规范”（以礼为纲，以法为用）
5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智慧”（以理逆势，据理造势）
6 因革损益、日新又新的“历史原则”（守常应变，与时俱进）
7 修齐治平、以民为本的“政治哲学”（好民所好，恶民所恶）
8 内圣外王、天下为公的“文化理想”（成已成物，世界大同）
文化之“新”，正是从上述基本宗旨凝成之文化原则与价值取向中，随顺事理之宜与时代要求，以决定文化生命的走向；再从新的走向中，昭显民族文化之新生命、新精神。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之新”。
从17世纪中叶清朝入主，华族的民族生命遭受大挫折，文化生命遭逢大歪曲，演变至20世纪，可以说是“混乱极矣，衰微极矣”。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但不能承续光大，而且根本就断了线，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智慧的方向和义理（思想）的能力。当一个民族不会运用思想，只靠生物的本能和世俗的聪明来图存于世界时，那就很危险了。一个失去传统的民族，当然也就没有文化之可言了。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的麻烦，看起来仿佛千头万绪，纷繁烦杂，而实质上则仍然是一个“文化问题”。无论“立己、成己”一面的内圣成德之教，或者“立人、成物”一面的外王事功之学，也都是文化中事。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无可躲闪。
第一，内圣成德一面，乃是永恒的人生问题。如何表现生活的意义？如何完成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用西方的词语说，这是终极关怀的问题；用中国的老话说，这是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以前，儒、道、佛三教都提供了解决的途径，而以儒家的道路最为平正而通达。如今，加上西方宗教的冲击，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十年前，笔者曾就其中相关的命题，归结为宗教会通的六个焦点，提出来和基督教方面作过广泛的对话。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1982），71 90页，《关于宗教的会通问题》。第二篇《再谈有关宗教的会通问题》，编入《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373 397页。这和儒家内圣之学的新开展是相互关涉的。
第二，外王事功一面，实质上就是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纲领上。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知识问题。政治方面是“民主政体”建国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最为本质的一步，这一步完成了，就会有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因而科学知识的问题也连带地比较容易解决。蔡仁厚《儒学的常与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上卷，1 100页，共六篇文字，皆讨论有关儒家与中国现代化之问题，请参阅。而完成民主建国和发展科学知识，也正是儒家新外王的两大纲领。
文化必须通过实践而完成。主观面的实践，是要求纵的提升（通天人），以成就生命之“质”的高明纯一，这是内圣一面的基本目标。客观的实践，是要求横的开扩（通物我），以成就生命之“量”的广大博厚，这是外王一面的基本目标。时至今日，无论内圣或外王，都必须有进一步的充实开扩。而主观面的新内圣和客观面的新外王，二者融会而成的文化之“新生命、新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开发出来的文化新机了。
四、为什么要“返本”而“开新”
有人问，既然要“开新”，又何必再“返本”？那岂不是开历史倒车！老实说，这样的问话是没有道理的。
“返本”不是复古，更不是开历史倒车。有些人见到“本”、“根”、“源头”一类的字眼，就感到不舒服，以为用这些字就表示顽固守旧，故步自封。这是国人丧失文化自信之后，心态失衡，所以才会有这种自卑敏感的反应。因此，我在第一节便首先解释什么是儒家之“本”，以免大家望文生义，形成误会。其实，回到本根才会滋生发芽，这应该是很普通的道理。而文化上的“返本”，就是要回归“以仁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畅通“以仁为本根”的文化生命。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开发“源头活水”，中华文化的“滚滚江流”就将有枯竭干涸之虞。仁，是我们鲜活的道德心灵，是我们真实的德性生命，这是一切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本根。拙著《孔孟荀哲学》卷上，孔子之部，第三、四、五章皆讨论孔子之“仁”，请参看。我们如果不能回归到生命的本根，则一切高论美谈，皆将成为空想而幻灭。
至于“开新”，倒是人人都赞成。但开的是什么新？“新”指什么而言？却又见仁见智而莫衷一是了。这些，我们且不管他。如今我只就自己的理解，把当代新儒家所说的“开新”，分为两点作一说明。
第一，所谓“开新”，是要拓展新的文化道路，使“真、善、美”交融会通，同时予以成就。这一个原则性的说明，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原则，便可以避免宗教上的排他主义，以及学术知识上的“唯理智”“唯科学”之偏执。而“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民主科学”，也因而可以同时成为文化价值中的重要内容。
第二，所谓“开新”，是要开发新的文化内容。五四运动之同时，又有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归结为“民主”与“科学”。按，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其口号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新文化运动则是散而持续的文化反省，等到归结出“民主、科学”两个要点之后，乃被称为新文化运动。但一个国家民族，不能仅仅重视“政治、知识”。而且民主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都必须以“公益”为目标，以完成人文世界中事业价值之多元并立。文化的内容，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大小、高下、刚柔、动静 皆须一一成就。这才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卦?彖辞》语。在乾（天）道变化生生之中，万物得以各自正其性命，大者成其大，小者成其小，各遂其生，各适其性，各得其所。同理，文化世界的一切价值，也要一一成就，以各定其位，各安其分，各得其理，各尽其用。的道理。
以上两项“开新”，都是中华民族自己的事，不能靠外国人替我们去完成。所以新的文化道路与文化内容，都必须回归于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源处，才能开得出来。这就是“开新”必须“返本”的道理了。
天地间不可能有“无本之新”。没有本根，何来枝、叶、花、果？凡是从外面拾掇而来的，都是和自己生命不相干的。不是“根生土长”的东西，绝不可能长久。西方的近代文明，以“民主、科学”为主纲。这是文化中间层的东西，西方先有了，我们也要有，以前没有，现在我们决定要有。但这不能从别人手中拿过来，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自己去成就，你成就它，它才是你自己的，才能成为民族文化中的新内容。否则，便只是“稗贩”而已。稗贩而来的东西，既不是自己生产的，也不是自己创造的，当然更说不上是文化开新了。
五、文化生命的坦途
在上文的叙述里，我们已经分别提到中华民族当前的文化问题，不外下列三大纲。
第一纲，内圣成德之教，也就是心性之学。儒、道、佛三家都有其独立的心性之学。其中儒家是道德的进路，应该是心性之学的正宗。心性之学的目标是成德、成圣贤。儒家既然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就必须面对成圣、成贤是否真实可能的问题。儒家当然认为可能，但可能的根据在哪里呢？儒家讲“本体”（道体、性体、心体、仁体以及良知天理等），就是为了建立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而客观的根据”。这是人人一样，无不具足的。在本体问题之外，儒家又讲“工夫”（为仁、守约、慎独、求放心、明本心、致良知等），则是为了开显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内在而主观的根据”。工夫的进路可以有共同性，但工夫的实践则完全是各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帮不了忙；孔子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便是这个意思。儒家这一套内圣成德之学，不但有久远的传统，而且有永恒的意义。虽然20世纪以来，内而惨遭不肖子孙之误解丑诋、摧残糟蹋，外而遭逢西方宗教与各种观念系统之挑战挤逼；但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而且越炼越纯，越炼越亮。到底什么样的路道，最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以往“儒、道、佛”一两千年的摩荡中，大家已经渐渐明白过来。从今以后，将转为“儒、佛、耶”三教的摩荡过程。结果如何，无法预知，也无须猜测。我只想在此提醒一句：相互观摩激荡，决非拼生死、分胜负，而是分判异同，进而相互融摄，以期化其异而趋于同。到最后如果仍然有异而难以消解，我们便应该记取孔子的话：“君子和而不同”，而千万不可以为了“强求其同”而成为“同而不和”的“小人”。《论语?子路篇》载孔子之言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第二纲，开出知识之学。中华民族有很高的科学心智，而且自古以来也持续有高水准的科技发明。但我们仍然愿意承认，中华文化欠缺一个“知识性的学术传统”。以笔者之见，这是关乎民族文化心灵表现形态的问题。数千年来，华族文化心灵的表现是以“德性主体”（道德心）为主纲，而“知性主体”（认知心）则一直在德性主体的笼罩之下。未能充分透显以独立起用。所以，两千年来的学术，一直是以“成德”为中心，而从未以“成知识”为重点。华族本来可以开出知识之学的传统，而终于未曾开出者，非不能也，乃未尝专力为之而已。如今，民族文化心灵已经有了这步醒觉，以前没有的，今后可以使它有。更何况在儒家学术中也原本就有现成的思想线索。先秦荀子和南宋朱子所讲的“心”，正是作为知性主体的认知心；只因他们持守儒家“道德的进路”，而并未以知识为中心，所以仍然没有发展出科学。今天我们反省文化生命的走向，既已确定知识之学的重要，自须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使中华民族能够自本自根地开出科学。这是一步“相顺的发展”，不但“理所应然”，而且“势所必至”。若以近世儒学中的朱子与王阳明为代表，也同样可以疏导“开出知性学问”的理路。
1 朱子的“即物穷理”，本是要穷究事物之超越的所以然之理（性理），以成就德、成就善。如今只须转换一下，去穷究事物之内在的所以然之理（物理），也即直接穷究（认知）内在于事物本身的“质、量、关系”，就可以分别做成知识报告以开出科学。参阅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荀朱心性思想的时代意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123 127页。（按，思想观念疏通之后，具体落实的工作，自与西方并无二致，不过如今是华人自己来做，主动来做，不再是西方的跟班，也不屑于做别人的“买办”了。）
2 王阳明的“致良知”，本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律则）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得到良知天理之贯注润泽而得以各得其宜、各得其正、各得其成。这虽是成德成善，与成知识并不相关，但良知是个活体，它永远在具体感应中，如今良知已感应到知识的重要与必要。当然就会要求成就知识；但良知心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它不会把事物推出去作为知识的对象，所以良知不能直接成就知识，而必须自觉地作一步“自我坎陷”（从“与物无对”的道德心之绝对体的地位，降到“与物为对”的认知心之相对的地位），而后乃能以认知心之身份，在“主客对列，心物相对”的格局之中进行认知活动，以开出知识之学参阅蔡仁厚《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书局，1974），第四章《良知与知识》，56 76页。。
据以上简要的陈述，可以看出从儒家开出知性学问，本就是一个“相顺的发展”，并没有思想上的困难，也没有观念上的抵触。国人如能一念醒悟，则数十年来的纠结误解，可以一扫而空，而民族文化心灵在通达条畅的情形下，“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自能兼顾并重，相辅相成。
第三纲，政治上的“政统开新”。300前，华族在政治上的表现，其实是领先其他民族的。但中国传统政治却有三大困局，一直未能解决。（1）朝代更替，治乱相循。自尧舜禅让，到三代世袭，又引发汤武革命，下及秦汉，竟形成“打天下”之局面。这表示，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始终建立不起客观的法制。（2）君位继承，宫廷斗争。这是从第一困局滋生出来的第二困局。君位传嫡乎？传贤乎？各有利弊。历来虽以传嫡为常规，但也不时出现变故，而造成骨肉之相残。（3）宰相地位，受制于君。宰相制度本是华族在政治上很光荣的成就，但那只是治权层次上的制度。而政权方面却欠缺客观的制度来限制君主之专制独裁，所以宰相常常受制于君。以上三大困局，在近代西方发展完成的民主政治中却一举而消解了。这是民主体制最大的效益所在。但五四以来，国人只着眼于政治的活动与民主政治的“内容”（自由人权），而却疏忽了作为钢架的“体制”。体制不立，内容必无保障。建立民主宪政的体制，才是建国大业的关键所在。只要钢架定了，内容方面随时都可以调节充实。
以上三件大事，乃是华族文化生命发展的坦途。因此，都必须回归到生命的本根，才能滋生力量，开创新机。
六、由会通到达时中
文化的会通，其实并非时髦之事。人类自有文化以来，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化系统就不断有接触、有交流，因而也必然有会通。其中的差别，不过主动与被动、自觉不自觉的不同而已。
就20世纪的中华民族而讲文化会通，一方面是“被动的”，一方面却又是“自觉的”。中华民族是在西方的军舰大炮和政治经济之强力威胁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逼上会通之路，这当然是被动的。但等到中国人发现西方在船坚炮利之外，还有政法制度、学术思想上的优长，于是西方一下子变成上国、变成先进，而“全盘西化”或“中西会通”的论调便先后由国人自觉地提出来了。
健康正常的会通，是“体常”而“尽变”，必须当中有变，变不失常。千变万化之后，它必须仍然是中华文化，而且必须顺时合宜，以得其时中。
当代新儒家最基本的贡献，是他们大致做到了四件事：
1 厘清了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思想脉络；
2 分判了中国哲学异同分合的义理系统；
3 阐释了中国哲学的基本义旨及其价值；
4 开出了中西文化融摄会通的义理规格。
这四个问题，一直困扰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而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可以说已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困扰”提供了根本的解答。同时也为华族文化生命的走向，确立了“返本开新”的三大纲领（详见上文）：
第一，光大内圣成德之教，以重开“生命的学问”。
第二，开出法制化的“政道”（安排政权之轨道），完成民主政体建国。
第三，调整民族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以自本自根地开出知识之学。
最后，我再提醒一下：今后中华文化是否有光辉的未来，其决定性的因素有二：
1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理纲维，能不能重新显发出来？能不能重新挺立起来？
2 中华民族能不能像当初消化佛教那样，来消化西方的哲学和宗教？
如果能，中华民族就有前途，中华文化也将充实开扩，再显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