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交融的国际舞台上， 符合现代社会交往准则的儒学“角色伦理”更有生命力——
21世纪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人类进入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气候变暖、流行病的迫切威胁、日益严重的空气和水体污染、宗教极端主义、能源萎缩、环境退化、淡水资源消退等等。全球化问题超出了国界。各国必须协力解决这些问题，否认，都会大受其害，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崛起，中国的影响无所不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建立以来，这一区域的贸易增长了4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两倍。不久前《福布斯》杂志把胡锦涛列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物，排在了奥巴马前面。
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全球影响显而易见。但中国文化发展如何呢？在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文化是否也已经融入了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呢？
儒家文化尊重差异，强调相互依存，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子女行为不端，父母有责；人们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观念被深深地植入了儒者心中，和西方文化模式中的“个人”观念截然不同，西方的“个人”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离散”，只是大家共同追求自由民主的目标而已。儒家强调家庭和社会亲密关系中的德行，这一为人处世的“角色伦理”会改变我们的文化世界吗？
我们可以由个人关系推及国际关系。哲学家卡尔斯区分了“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两种规则。他的有关理论可以启示我们区分解决国际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儒家价值观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限游戏”在对立的两方之间进行，有确定的规则和确定的有限时间，目标是分出胜负。譬如下象棋，一盘象棋结束了，另一盘重新开始。
“无限游戏”则不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没有所谓的“游戏规则”和“时间限制”，其目标不是哪一方要胜出，而是要维护双方的密切关系。“无限游戏”中包含的这种关系，在儒家宇宙观中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观念。这种“进步”是指与他人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最终通过个人的修养和教化领悟来实现。
儒家的“角色伦理”要求踏踏实实地逐步提升具体的人际关系。为了促进德行，儒家把家庭观念作为起点，“角色伦理”正是从个人修身出发，向外扩展，从具体、局部的关系扩展到广泛的关系，乃至增强社会联系的纽带。儒家把人看作具有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关系，并把人看成是动静复合的概念，是一种对人的深刻的经验理解。儒家“角色伦理”是从这里开始挑战了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由此，这种理论从整体性角度解释了人的意义。
儒家的“角色伦理”，通过关注日常生活行为，进一步复原了家庭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德行源泉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按照儒家的理解，把世界转变成一个家庭，就是要完善人们相互依存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将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的作用。“角色伦理”有这样一个逻辑，当一个家庭成员表现得更好时，另一个也会这样。成为名师的唯一途径是有优秀的学生，学生越是优秀，老师越是有名。
在跨文化交融的国际舞台上，儒学的“角色伦理”可以大展身手。儒家伦理不追求通行普世的东西，避免与其他文化进行棘手的道德冲突，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形中，行为合宜性应当通过持续的、多方的协商来确定，这是符合现代社会交往准则的，因为任何道德行为的互动性都要求多方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儒家“角色伦理”也有其局限性。如儒家生活的目标被局限在熟人圈子中，或者囿于生活琐事（《中庸》）。因为往往过分地强调较为亲近的私人关系，对亲近关系的依赖可能会导致裙带依存、任人唯亲、狭隘地方主义和腐败等现象。
儒家把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思路，也有一定的问题。实际上，以强调家庭为儒家美好社会源泉的思想，已经使得很多人担心，对家庭和个人亲近关系的过分强调和投入，使得公共人力资源短缺，不利于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儒学伦理价值观的某些片面性也会对活跃发展的国际关系有负面影响。人们道德和价值观念最终来源于个人在具体环境中实践的事实，助长了某些狭隘的地方主义。这种有限责任态度有时会在国际场合有所反映。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自利主义和应急政策，使得其与不同的国家媾和，以经济发展为借口掩盖了一些本应得到国际关注的东西。
总之，在当今时代，博大精深的儒学蕴藏着丰富的能够提供给世界的精神资源，启发我们去重新思考家庭作为圆满生活和良性民主起点的角色。实际上，当民主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可以通过诉诸法治和建立正式的民主机制克服儒家武断式民主的局限性，限制过分的源于家庭生活的亲缘关系。或许有人会提出，假以时日，一个儒家式的民主——基于“角色伦理”，摆脱了个人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克服了自利的个人与自身追求繁荣共同体的努力的自我矛盾——能够成为一种代替西方自由民主的有价值的模式。（作者为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翻译：路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