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
1980年代前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文化讨论的展开，以阐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为一贯宗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较大影响并于1949年以后在海外递续发展的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对现代新儒家群体或个案的研究论著开始出现。[1] 应合着这一势头，方克立率先发出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倡议。[2] 1986年11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3] 方克立、李锦全担任该课题负责人。方、李随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
（一）1987—1996：从宣州会议到“评大陆新儒家推出的两本书”
1987年9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派界定、阶级属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学术成就、历史作用、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以及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课题组成员比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辩证法精神。[4]
此后，现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而稳步开展起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还由于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后学在国内的积极推扩，并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园的企念乃至疗救人伦病态的动机，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从“七五”到“八五”的十年间，现代新儒家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在总体研究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们探讨了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源流、地位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派别的关系，[5] 寻绎了现代新儒家传承发展和代际转变的轨迹及其当下境遇，[6] 揭橥了现代新儒家在思想资源、学派意识、思维方式、生活形态、存在归趋、理论取向诸方面的特点，[7] 论述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及哲学观，[8] 勾稽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和伦理道德思想，[9] 比较了现代新儒学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关系，[10] 指陈了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得失。[11] 一批综论性的论集和专著也于此间出版，其荦荦大者有：《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辑（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991年版），《评新儒家》（罗义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新儒家》（封祖盛编，三联书店1989年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新儒学研究》（宋志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儒学的现代转折》（陈少明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韩强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胡伟希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寂莫中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黄克剑、周勤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陈来著，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新儒家评论》第一、二辑（郑家栋、叶海烟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1995年版），《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武东生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李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学在美国》（施忠连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赵德志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新儒家学案》（全三册，方克立、李锦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新儒学论衡》（郑家栋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版），《新儒学批判》（启良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专业学术会议主要有国家课题组等单位于1991年初在广州举行的“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讨论会。
在个案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对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都有创获。
梁漱溟（1893—1988）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梁氏的思想渊源、理性观、非理性主义、直觉说、人生哲学、中西文化观、文化比较模式、“人生三路向”说、社会改造思想及其生活态度。[12] 有关梁漱溟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最后一个儒家》（[美]艾恺著，郑大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马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郑大华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耀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郑大华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梁漱溟哲学思想》（郭齐勇、龚建平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李善峰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氏年谱和多种传记以及梁氏本人著述的全集、选集也于此间出版。[13] 另外，汪东林编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是对梁氏思想资料所作的一次抢救性发掘。1987年秋，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会议。
熊十力（1885—1968）研究 这一研究涉及熊氏思想的演变与形成，熊氏的本体—宇宙论诸范畴、形上学思想、心论、体用论、易学思想、佛道观、文化意识、中国文化观、哲学方法论，熊氏与现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异同。[14] 研究专著和论集主要有：《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8年版；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回忆熊十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萧萐父、郭齐勇编，三联书店1990年版），《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郑家栋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齐勇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张庆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评传类著作主要有：《熊十力》（景海峰著，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十力评传》（宋志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郭齐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年版）。整理出版的熊氏著述选集主要有：《熊十力集》（黄克剑等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王守常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此间，台湾学者翟志成发表《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1948—1950）》（台湾《当代》第76—78期，1992年8—10月）一文，对熊十力的人格进行了有失客观公正的过分贬损，并对当时两岸及海外主要的熊十力研究者作了不甚恰当的批评，郭齐勇遂发表《为
冯友兰（1895—1990）研究 研究者们考察了冯氏的学思历程，阐发了冯氏的新理学体系及其诸范畴、哲学方法论、人生境界论、文化类型说、中西文化观，勾稽了冯氏哲学的终极关怀及其神秘主义意蕴，比较了冯氏哲学思想方法与实证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冯氏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16] 关于冯氏研究的专著和论集主要有：《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王鉴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冯友兰与新理学》（田文军著，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钱穆（1895—1990）研究 这一阶段切入钱穆研究的主要有罗义俊、郭齐勇、汪学群，他们对钱氏的史学、儒学、文化学思想及其学术成就进行了梳理。罗氏的主要论著有：《论国史大纲与当代新儒学》（《史林》1992年第4期）、《钱穆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钱穆历史观要义疏解》（《史林》1994年第4期）、《钱穆学术综论》（《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史林》1996年第4期）。郭、汪合作的论著有：《钱穆的文化学思想》（《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钱穆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纵横中西，集异建同──论钱穆的文化学与文化比较观》（《新儒家评论》第二辑）。郭氏另有《论钱穆的儒学思想》（《学人》第八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汪氏亦独著《钱穆学术思想史方法论发微》（《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张学智《
贺麟（1902—1992）研究 有关这一个案研究的论文有郭齐勇的《贺麟前期的中西文化观与理想唯心论试探》（《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论贺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杂志》1993年第1期），周炽成的《贺麟：抗战时期的伦理学家》（《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论集有《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宋祖良、范进编，三联书店1993年版）。传记有张学智著《贺麟》（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王思隽、李肃东著《贺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贺氏著述选集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宋志明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方东美（1899—1977）研究 这一阶段关于方氏研究的成果不多，现在可见的主要有余秉颐的《方东美论中国传统形上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方东美的哲学观》（《学术界》1995年第2期）等论文。方氏著述选集有蒋国保、周亚洲所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黄克剑等编《方东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1909—1995）研究 应该说，在这一阶段，大陆学者对于牟氏庞大深邃且尚未完结的理论体系还在观察、研究和消化之中，因此只有少量论著初步探讨了牟氏的道德形上学、文化哲学观、中西文化观、历史观。[17] 从总体上对牟氏思想加以概括的文章有郭齐勇的《牟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朽》（香港《法灯》1995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