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教授在南京市民大讲堂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翟学伟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心理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代表作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并多次被转载与引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福特基金等多个研究课题，担任2009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基金项目首席专家。
只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大家恐怕对“关系”二字、对儒家思想都不会陌生。在台湾，有一些学者曾直接把关系和儒家思想相结合，最终在学术圈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儒家关系主义”。即使有人不赞成这样的提法，但只要研究“关系”，很自然地就要讨论儒家思想，或者大段地引用儒家经典。
我们可以说，关系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至关重要。但关系和儒家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首先需要回答 “关系”究竟指的是什么？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搞的关系，是按照儒家思想的含义去做的吗？中国人在人情往来时，里面有儒家思想在产生作用吗？我们甚至还可以问：现在中国人做什么都讲关系，究竟是在继承儒家思想，还是在抛弃儒家思想？
在这些问题还得不到明确解答时，还有两个新的概念在干扰我们的思考：一个叫“社会资本”，一个叫“社会网络”。最近有很多青年学者试图把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放到“关系”里面来看。如果这样的研究成立，那么关系行为完全可以不涉及儒家思想。因为这两个概念说明了西方人也讲关系，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其实，所谓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基本含义是，人们都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网络可以生成和传递很多社会资源。比如任何中国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认识的人多，得到资源的机会就多。这些资源大到经济、政治、教育，小到子女入托择校及其他求人办事等方面。总之在中国，只要一有事情自己解决不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关系。如此一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也被用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承认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中国就是“搞关系”，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搞关系是合理的、应该的。它既有西方理论支撑，又有发达社会做榜样。这样的讲法显然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困扰甚至危机。这个困惑和危机不仅只指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层面和行为层面上，而且混淆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
现代人讲国学，就是直接拿着儒家的经典教材来讲授，以为讲讲四书五经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最根本的地方在于，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同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契合的。
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关于这一问题的总体性回答，我以为，它是一个最成熟的农业文明，最成熟不是最发达，因为农业毕竟不是工业。而当今的中国正发生着放弃自己的成熟而步入陌生社会的过程，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今天，我准备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在农业文明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及在现代的困境。
我首先要说的是，现代化让中国传统社会眼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面临根本性改变。农业文明本来关注天、地、人的问题。任何的天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有许多自然的事情，人解决不了，人更多的是顺应自然。但是今天这个关注点没有了，思想价值也跟着变化了。即使今天的农民，也不那么关心这些事情，他们指望用大棚、农药来种粮食，更渴望进城。而今天的城里人住在高层公寓里，出门就钻到各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里，一下车就走进工厂车间或办公室里，天热了、天冷了都有空调。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似乎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又如，在农业社会，人们关注土地而不是钱，土地才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所以在革命和改革开放初期，要解放农民，先要解放土地。可市场化一来，如今“地”的含义已经变化了。一是土地的商品价值大增。为了将农民的地变换成房地产的地皮和工业用地，有些地方和开发商想尽一切办法，由动拆迁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不胜枚举。第二个含义，虽然表面看起来还是土地，但这个土地已经不是原本的土地了。它们面临工业污染的威胁，而被污染的土地是种不出原先意义上的粮食和蔬菜的。加之有了都市化和市场化，如今不少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放弃农业生产，想成为城里人。
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小农经济与家庭生活相结合。小农经济的意思就是农家生产的东西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人生活的主要领域就是家庭。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一辈子守着自家的土地过日子。中国的家庭包容性特别大，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国家也是国与家一体，所以其他社会组织的构造也会仿照家庭，比如“会”，同乡会、商会、帮会，都是家庭的衍生。很多词语也说明了家的包容性，比如家乡、大家、作家、自家人等，参军也说保家卫国。虽然中国现在的家庭规模在不断地萎缩，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找到一个能够取代家的核心地位的群体或者组织。但如此一来，矛盾也跟着来了。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养儿防老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成为一个家庭必须承担的责任。而如今，城市化导致流动性很强的小家庭将家庭内部的养小和养老问题转化成为国家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第三个特点来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不管是农业社会还是现代的工业社会，除了家庭之外，我们需要国家机构来管理整个社会，这是因为有很多事即使是家庭再大，也解决不了，比如说抗旱救灾、社会治安、地方行政、保卫疆土等。国家则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重要事件。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建立政府，政府的管理者在古代中国又叫做“官”。一旦“官”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就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第二个核心。民与官的关系也就出来了。中国的官民关系是上下流动的，不像西方贵族头衔那样是世袭的，上下层之间有隔离，各自封闭起来生活。这是中国文化里面值得称道的地方。官与民在不断地上下流动，这就给平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因为任何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进入上层社会。中国传统社会设计的做官途径首先需要读书，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一直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家庭对教育的投资非常大。或者说，中国的家庭只要有孩子在读书，那么一家人的生活重点就是围绕孩子的教育，大人甚至愿意为此放弃闲适的生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得这么完整和长久，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发达。
第四个特点，中国为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现代人讲国学，就是直接拿着儒家的经典教材来讲授，以为讲讲四书五经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儒家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出了几个伟大的思想家，写了几本伟大的论著。最根本的地方在于，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同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契合的。它不仅规范了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秩序，也引发人们对做官的向往。儒家不仅倡导读书，还教人怎么做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官场生活所需要的价值规范基本上被儒家思想所覆盖了。而相对于儒家来说，道家比较注重天、地、人的关系，讲究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回应人们对生老病死的关切。所以说道家在生活方面，强调的是讲究健康长寿、“养身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同儒家思想之间构成了互补关系。
中国人的“关系”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谈中国人的关系，哪个社会的人不搞关系，关系全世界都有。我觉得，中国人用“关系”这个词，是有一定含义和时空限制的，用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概念和理论还真不太好理解。
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系统性特点，现在终于可以回答“关系”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在整个社会系统里，中国人讲关系，首先思考的是人与天的关系。
关于人类的起源，西方宗教的观点是，人是上帝造的。现代科学认为人是由猿人进化而来的，但儒家和道家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人是天地阴阳交合而来，人的来源和天地有莫大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年轻人结婚要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夫妻对拜。这个仪式基本上可以看作中国人社会系统的浓缩版。
农业社会时代，中国人讲的是命，也叫做天命，俗话说“天命不可违”。中国人脑中理解的“命”是和“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道家的讲法，而对儒家来说，有了天命以后，就要去考虑道德从哪里来的。既然命是天给的，那么人的德性也源于天，即所谓天生德于予。《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南京的朝天宫有一个大牌，上书“德配天地”。除此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喜欢讲“天地良心”。
第二种关系是关于人和人的，但不要简单地就理解成“人际关系”，这点要强调。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谈中国人的关系，哪个社会的人不搞关系，关系全世界都有。我觉得，中国人用“关系”这个词，是有一定含义和时空限制的，用西方的人际关系概念和理论还真不太好理解。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空限制呢？首先里面存在着时间上的长和短。我们在城市里认识的人，包括今天来听讲座彼此认识的人，都不能去假定你们将因此长期地认识。包括我们在单位、企业乃至各种社会活动中结成的关系，虽然也可以长久，可大都是有约定的。现在的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乡村却是熟人的社会无需约定，你身边的人不但一辈子要跟你交往，甚至几辈子都要交往下去。所以中国人喜欢用“故交”“世交”等词来形容自己的老朋友，这就是时间上的不一样。中国人讲关系，不只简单等同于西方社会讲的社会互动和人际沟通，而是指在较长的时间里稳定不变的交往或者认同。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够长期地保持下去，那么关系也就产生了。且时间越长，关系也就越紧密。
空间上的限制则指关系同生活、学习、工作区域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中国人见面都喜欢问对方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哪个学校毕业的，双方有意无意间都想通过区域的关联找到结成某种关系的可能。区域性的关系最主要的当然是家人关系、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这些都是跟中国关系的无选择性相关联的。这种无选择性，就是指要学会同一个自己没有挑选过的人发生交往，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和自己没有选择过的人交往，双方不能挑剔对方的脾气性格、兴趣爱好。可见，中国人的交往没法考虑这些因素。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满只能放在心里，要学会忍耐，只要和谐就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点在西方人的社会交往中很难想象。在西方，子女和父母是相处时间最长的，但子女一般到了18岁就自己独立，离开父母。在中国，大多数18岁左右的孩子还依然处在父母的保护之下，甚至结婚生子之后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中国人要学会交往，上对其父母，下对其兄弟姐妹、妻儿，这些都是一辈子需要考虑的事情。
但中国人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喜欢临时抱佛脚，生活中有需求就信一下，需求解决了就不管了。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 “你告诉我今天烧香有用，我今天就烧；明天烧香没用，我就不烧”。所以中国人信奉的神很多，也很乱，也随时可以放弃。不像西方人一生下来就接受洗礼，这种信仰就会一辈子刻在他们骨子里。另外，中国人的信仰大都是关于家庭生活的。只要对家庭有好处的，能够来运气和福气的，就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相比西方在信仰方面反倒具有短暂性、有选择性和无目的性。比较随意的信仰，说明中国人的生活重心还是在家里。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见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行为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短暂的、有选择的行为。这就导致个人的理性不够发达，考虑问题往往情理并重。而工业化的社会需要的恰恰是理性的、短暂的、有选择的行为。
儒家对“关系”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原有时空关系的解体消解了儒家思想的作用。儒家思想无论是在对人的约束上，还是在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融合上，都与以往不同。
儒家思想对这种短暂而有选择的关系没有用武之地，因为儒家思想试图解决的问题通常都嵌入于长久而无选择的社会网络之中。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儒家思想试图解决的几个问题，以便我们看清它同中国人关系行为的关系。
首先是天与人，也就是天道和人道的问题。儒家认为人道来自天道。那么天道里面有什么呢？孟子对天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他认为，天道就是一个“诚”字。《大学》和《中庸》就将“诚”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天表现为大自然的诚，儒家思想也非常讲究诚心诚意，并将它植入人心。诚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善，所以孟子讲人性本善。当把人性假定为善或者诚的时候，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私心和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和欲望，儒家想做的就是通过修养来化解人心中的这些私心和欲望。所以儒家有君子和小人之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儒家倡导“亲亲为大”，讲究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可见，儒家谈善一方面很大度，另一方面又很小气。
的确，中国人实际上心里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中国人的善不是普天下的，它的辐射范围一般也就是家乡，如果中国人的善不受长久和无选择关系的限制，那么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了。这里面有一个儒家所考虑的推论的问题，所谓“推己及人”。换句话说，我们对待社会中的人友好，是因为我们以家人之心相待，努力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真能推而广之，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阴暗面。
但儒家思想也有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儒家思想在谈关系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一直以来，儒家思想就围绕这五种关系来讲。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五种关系占据了整个社会的主导。但是到了工业社会，社会关系也就变得异常复杂。人与组织的关系，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儒家没有讲到的。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在儒家反复强调的“五伦”中，关系到家人的有三个，外面的关系只有两个，这足以见得亲情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五对关系中，其实真正对等的只有一个朋友关系。父子、夫妻、长幼、君臣都只强调了一方的权威性。所以，在中国，事理的研判往往与当事人的年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可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一律被要求平等对待，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可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讨论修身，讨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问题。但结合到真实的中国“家文化”来讲，每一家往往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向外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圈子。各个圈子则依其离开中心的近远来定亲疏厚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道德是没有统一性的。中国人虽重“礼”，讲“礼仪之邦”，但当这些道德范畴落实到生活中，都是越近就越明显，越远就会越淡。中国人往往一旦走出了家门，遇到陌生人，心中的道德感也就淡了。在这里，道德的区别度很难界定，因为它是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这也是这个社会最难探讨的地方。
西方社会就不是这样，它是以个人为本位。人一方面在充分地原子化，重视自己的人格与权利，但另一方面又被一团一团地划归于不同的团体或组织。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前面提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它们不能等同于“关系”。因为在西方，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在团体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的，个人需要加入这些团体才可以得到它的资源。而中国人的关系存在一种天然的差序，因为不存在加入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了公私界限，“自我”可以消失，也可以无限地膨胀。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与官僚制度是吻合的；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关系”是一种时空上的特定关系；第三，儒家文化对这样的关系有秩序上的影响作用。
但在现代中国社会，原有的时空关系的解体消解了儒家思想的作用。由于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作用，乡村共同体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儒家思想无论是在对人的约束上，还是在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融合上，都与以往不同。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人不是原子化，而是自私加散漫地任意游走。因为不再受到亲人在一起生活的限制，善的辐射力也减少了。以往儒家特别重义，利几乎没有抬头的机会。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个人追求利益，结果义的问题谈得少了。但我认为，义和利、公和私的关系，依然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的问题。包括正义和公平在内，也是一定要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