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与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是矛盾的，如冰炭同炉，不可两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它们并不对立而是相得益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民族文化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就是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它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规律学说的科学特性，又具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民族特色。中国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用它来取代中国文化，而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通俗地说，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口号是繁荣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口号，而不是文化复古的口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决定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另一方面决定于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当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是有机的，它不可能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任意选择性的结构。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以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化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集中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一元化的指导地位。但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并不会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失去其民族特性。离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1](P191)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也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变为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化。
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脱离具体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型化、同一化、公式化。社会经济形态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具有规律性和共同性，但属于同一种社会形态的具体社会又是各有特点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具体社会不能简单等同。社会经济形态是同一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共性，而现实社会则是具体的、多样的。同样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各有特点。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2](P891－892)马克思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根据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形态的演进规律来剪裁历史，相反，他极其强烈地反对这种历史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体现于具体社会的丰富性，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正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因而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文化的各种形态，从风俗、习惯、交往礼节等世俗文化，到哲学、道德、法律、宗教等精英文化，都各有特点。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笼统的东西文化比较或东西哲学比较，因为没有统一的抽象的东方文化，也没有笼统的西方文化。即使是东亚也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而西方欧美也包括很多国家，何况每个国家中还有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以及地区性文化。即使我们采用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对各种文明圈的某些共同特点的分析。例如，我们可把历史发展分成若干种文明形态，如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之类，或把文明圈形态作为历史研究单位，但任何文明圈的划分都不可能消除文化的民族性，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划入所谓共同的文明圈。文化的特点始终是民族的。至于文化传播和影响是另一回事。例如，儒家文化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但也不可能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民族文化划为儒家文明圈。
二、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产物
文化民族性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这个问题仍属难题。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德的《思维地缘学——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何在》一书，就是以亚洲人为另一方、以西方人为另一方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他认为，亚洲人的特点是相互依赖，西方人则独立自主；亚洲人的世界观重整体，西方人则讲究分析；亚洲人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西方人认为世界是简单的；亚洲人较注重关系，西方人则更重视对象；亚洲人可以接受矛盾，西方人则坚持逻辑性；如此等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作者认为源于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基础结构，农业基础结构决定了经济基础结构，经济基础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从而产生了上述不同的思维方式。
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原始文化的产生及其特点肯定有重要作用，但一种文化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地理环境。地理因素是初始条件，它在人类社会早期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的作用是可变的，不断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改变它的作用的方式和重要性。因此，所谓东西方对立性思维方式及其特点不具有绝对性，不是不能逾越的“天堑”。说西方人现在仍然不重视整体，或者说东方人不重视分析，西方人没有矛盾观念，而中国人不重视逻辑，诸如此类关于东西方思维特点的论断，难免以偏概全，以树木为森林，以一时为永恒。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曾做过分析。他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在他关于社会五层结构的学说中，地理环境是通过生产力起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函数”，是变量。这与把地理环境始终视为文化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环境是作为进入生产中的一种要素起作用的，因而不是地理环境决定文化形态，而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文化形态也发生变化。中国由于黄河与长江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农耕文化的发达具有重要作用，但黄河与长江并没有成为始终保持中华民族文化只能是农耕文化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同样可以变为工业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信息化，从而改变农业传统中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不过三十年，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由于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包括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由于人为和自然因素，黄河、长江也会发生变化，但黄河依然是黄河，长江依然是长江。文化形态则不同，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文化也会发生形态和性质的变化。
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本性不可分，可以说，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活动地区、不同的经济生活和不同的心理素质的各个不同民族共同体，必然具有不同的、多样的文化。民族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而文化多样性又是民族多样性的存在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决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中华民族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绘画、音乐，不能取代中国的风俗、习惯和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怀旧情感。中华民族仍然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我们可以改变原来文化中某些旧的面貌，可以改造旧风陋俗，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并不违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不同于抽象历史哲学的关键所在。
三、重视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历史唯物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但同样重视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即文化发展的继承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超历史的存在，而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着的存在。它既不能割断它由之而来的历史传统，更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社会现实。前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继承性；后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现实制约性。现实制约性的本质是文化决定于它的社会结构。但任何文化的变迁都不是重新创造，而是改造。恩格斯说过，经济并不能重新创造一切。创造文化的是人，而人总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寻找构建与新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的元素。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摆脱传统。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因为它减少了重复创造。传统文化是依靠文化传统而延续的。可以说，没有哪一种现存的文化中不包含传统文化的因素。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铸传统。当然，传统的惯性也可能变成阻碍历史前进的重负，问题在于要正确对待传统。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面对两种传统：一个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民族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中形成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一个是中国革命的传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铸就的文化传统，从井冈山革命传统、延安革命传统、西柏坡革命传统，一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以雷锋、焦裕禄、“两弹一星”以及汶川救灾精神等为代表的革命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自己的牺牲和奋斗精神结成的具有传承价值的丰硕成果。
我们要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有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其他许多对中华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学派。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儒、法、道、释互补的文化，儒家文化成为主导，法家主张的严刑峻法并非不被采用，特别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乱时期，往往是儒表法里。但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还是儒家学说，因为儒家学说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人合一和天下为公，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思想，具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强调要区分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时代的文化，认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不等于都是封建的，即使是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全是坏的；提出要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认为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3](P225)他还强调，我们民族好的东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搞掉了，一定要来一个恢复，而且搞得更好一些。[4](P12)遗憾的是，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贯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灾难。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是有教训值得总结的。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建立与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建设先进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能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即文化总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但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正如恩格斯当年说只有德国无产阶级才能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一样，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民族先锋队，应该是我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说，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胡总书记的话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改造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在中国革命传统中就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形式中的延伸和再创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正是由于新的革命传统而不会发生传统文化的中断和没落。我们文化的两个传统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得到高扬。离开上述两个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完全可以说，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中国革命传统相结合的当代表现。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永远保持高昂的开拓进取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就要坚持继承两个传统、发扬两个传统。
四、立足当代，背靠传统，面向世界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对中国而言，这是西方文化东渐，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引发的民族危机所产生的问题。中国面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也表现为文化危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大国，从来居于天朝上国，“万国衣冠拜冕旒”，充满文化自信力，根本不存在对自己传统文化怀疑的问题。但这种文化自信力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宰割下受到了极大冲击。
全盘西化论者企图在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越于封建生产方式而导致的“天朝”崩溃，归结为文化问题，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对“中体西用”和“东方文化优越论”老调的反弹。但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的思想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潮流。中国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得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只能是梦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由自由主义延伸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没有广泛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包括中国得到传播，但始终不能成为主要思潮。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破产的信号。当然，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施加影响，我们仍然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复兴儒学的关系往往难以厘清。文化复兴中影响较大的是现代新儒学思潮。与西化论不同，现代新儒学强调继承儒家道统，服膺宋明理学，力图会通中西，探求一条立足本土文化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有些新儒学代表人物，既重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传统，强调民族文化精神，又能关注西方文化成果，作为学者和立说，自有它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就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既有可借鉴之处，又有可议之处，但总的说来，其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特色。我们主张有分析地对待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潮，但坚决反对政治儒学思潮。因为他们鼓吹中国内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复兴儒学问题，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的正统文化，面是具有破坏性的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不能同作为中国正统文化的儒学相比，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和宗教精神。他们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内地应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地位，复兴其历史上曾有过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这种挑战与真心追求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无关，而是企图恢复儒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地位，从而使中国文化倒退为封建社会的文化。这种论调从学术上说完全是非历史主义的，从政治上说是开历史倒车。
在社会主义中国，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重新恢复适应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国同构宗法政治制度为治理方式的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历史发展虽然有曲折，但决不会向后倒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实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是科学的（按指导思想说），是社会主义的（按社会形态的性质说），又是中华民族的（按民族特点说），从而是大众的（人民大众是民族的主体）。
文化观本质上是历史观。一种文化观的深处往往潜藏着它的历史观念。在当代中国，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或文化史观，都不可能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不可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本质。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捕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问题，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背靠传统，面向世界和未来，这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关系得出的重要结论。尽管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很多，但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全部文化建设的理论主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