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这一古代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以威武雄壮的海上音符，迎来了15世纪这一海洋世纪的到来，以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使中国登上了人类历史上航海事业的巅峰。同时，作为国家行为，以强盛国力为后盾的郑和远航，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中国人从海上走出国门的态势，促成了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并对其后海外华商在海外的创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络的整合
遣使出洋进行直接贸易，这也是最能够体现朝贡贸易特征的类型。突出的实例即郑和下西洋。郑和使团不是单纯的外交使团，而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贸易使团。
郑和七次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以明朝强盛国力为后盾，满载着深受海外各国喜爱与欢迎的绫绢、纱罗、彩帛、锦绮、瓷器、药材、铁器、铜钱等物品，航行于万顷波涛之中，这一蔚为可观的海上活动，将明代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历史的高度，极大地推进了朝贡贸易的空前发展。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出现了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明朝朝贡的盛况。无疑表明了郑和下西洋对于亚洲贸易网络的建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发展到明初，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海上国际贸易的需求也逐渐增大，海上丝绸之路的恢复和兴盛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明初发生了中国对外交往通道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更重要的是，郑和远航廓清了东西方海上交通道路，沟通了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整合并建构亚洲贸易网的作用。由此，史无前例的众多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开阔了眼界，极大地扩展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开展了前所未有规模的海外贸易。
明初，亦即15世纪初年，伴随朝贡体系的建立，推动了朝贡贸易空前发展，通过郑和下西洋，亚洲贸易网络形成，在这一网络基础之上，亚洲区域贸易的整合得以实现，东西方的连接也由此完成。国家权力通过朝贡体系的建立，介入区域合作的整个历史进程，为各国间官方贸易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一亚洲历史上区域贸易合作的开端，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下西洋结束以后，在海道大开的背景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东西方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发展阶段。
二、郑和下西洋与民间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的关系。
在下西洋的作用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崛起。根据记载，宜德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人海外贸易就兴盛起来。远航船队刚刚返回，明宣宗即迫不及待地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颇能说明问题。到明朝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樊篱，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船贸易海外者。”当时广东“有力者则私通番船”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福建随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发展，荒野海滨兴起的漳州月港，在成、弘之际已享有“小苏杭”的盛誉。漳州府户口在弘治时比较全省有了明显增长，这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活跃及新的贸易港口城镇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郑和下西洋是在明初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通过这一规模巨大的官方海外贸易活动，推动了明代社会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更为迅速地发展。下西洋以后，官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是一个历史趋势，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势头。
郑和海上壮举闻名遐迩，明朝在世界的领先地位由此奠定，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贸易最为活跃的贸易圈之一一一亚洲贸易圈。下西洋为国内手工业产品进一步打开了海外销售市场，并将海外商品信息反馈到国内，从而对国内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力的刺激和促进。由其引发而兴起的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商人主要是“贩国货”，即把国内手工业产品贩运到海外，如丝绸、瓷器、铁器等，都是亚、非人民普遍喜爱的物品，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大量中国手工业产品远销海外，国际贸易发展的结果，促进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伴随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发展，是沿海地区移民海外热潮的兴起。中国沿海居民移民海外，在明代以前已有。但较多的迁徙移居现象，却是始于明代。郑和下西洋后，促使东南沿海私人海外贸易兴盛，沿海地区居民移居海外现象增多，可以说就此形成了向海外经商移民的一个热潮。
郑和下西洋后，社会效应迭相出现，反映出海外贸易扩大发展刺激下中国社会内部自身已孕育变化的潜流。总的来说，产生了两极效应：一是朝贡贸易的衰落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二是官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三是大明宝钞的衰落和“朝野率皆用银”的趋向，四是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移民海外热潮的兴起，五是政治的趋于腐败与奢侈之风的兴起，六是重本抑末思想开始没落与新思想的诞生。*
（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05/3）
（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