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
关键词 郑和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3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就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实质上是15世纪中华民族向海洋的一次大进军。诚如金叔平、吴志良所言：“郑和下西洋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郑和下西洋以后，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航海探险，哥伦布的美洲冒险，达伽马的绕过好望角，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前后继起，影响日益深远。而所有这一切带来历史新纪元的世界大航海活动，正是由郑和下西洋肇始其端的。
郑和七下西洋，庞大的船队，遥远的航程，精湛的航海技术，出色的组织水平，有效的后勤保障，完善的港口设施，珍贵的航海结晶《郑和航海图》等，都体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事业和海洋文化的贡献，也促进了世界航海技术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航海技术的交流。
要作大洋万里远航，必须熟悉了解所经海道、海岛、山川水势、水文气象、东西洋水域分布和环境条件。为此，早在出发前的几年中，郑和就对东南沿海海道多次测量，积累航海技术，广泛征集海图和各种航海资料。《顺风相送·序》载：“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薄。务要取选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误也。”[2]这段文字，似是明廷旨令出使西洋者预先做好航海事务的准备工作。据《海底簿》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等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星槎、山峡、海屿与水势，图为一书。务要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误也。”[3]又据《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弓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输贡累累，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图画一本，务要选取能识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4]可见屡次校正牵星图样，测量海岛山屿水势，绘成航海图录的就是大规模下西洋的郑和等人。
诚然，诚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从唐到明，中国人对南部非洲的认知未超过‘昆仑层期国’。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人一直控制着东西海上贸易”；“唐、宋与东非的联系显然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转接”；“从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西印度洋航行终极点的一致及阿拉伯人早期开发东非海岸的事实来看，我们应该承认：郑和船队是举世壮举，但不是发现，原因是他并未开辟新航路，只是循着阿拉伯人的足迹，亲自核实了唐、宋以来对东非的认识”[5]。由郑和下西洋开启的世界大航海活动，是由西方航海家竟其绪的。尽管如此，郑和下西洋第一次连续性地直接贯通了中国经南海、印度洋、红海直至非洲东岸的航线，结束了前此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由阿拉伯人中转的航海历史。
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文明远播南亚、东非、波斯湾、太平洋、印度洋，又输入各种植物、动物、药物、生产原料等，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进了明代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对外关系全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朱棣屡屡发布诏旨，宣布遵循其父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但更为积极主动，不断拓宽对外友好的大门，将中外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设市舶司“以通夷情”，“造巨舰以通海外诸国”，正反映出明成祖要了解外国、通好他国的迫切愿望和有力措施。诚如巩珍所言，是“扩往圣之鸿规”。当是时，无论东西，无论东南还是西北，无论海上还是陆上，都有前后相继的明朝使者在活动，所谓“北穷沙漠，南极冥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6]。可以说，派遣大批使者四出活动，是明成祖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明史》就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7]。仅侯显一人，就曾五次出使西番，其中有一次出使后，随即有17国使臣一起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国际声望的大手笔。
郑和及其随员七下西洋，“赍诏往谕”，不厌其烦地告诉西洋各国，中国已咸与维新；天朝地土辽阔，百物富庶，人口众多，风俗淳美，礼仪详备；大明皇帝英明无比，臣民称颂；各国要敬顺天道，抚辑人民，才能不时得到上天的恩赐，方能共享太平。明廷通过郑和等下西洋，意在让西洋各国君臣前来观瞻中国的文物制度，习俗礼仪，回国后效法中国，并与之保持紧密的联系，采取协调的步伐。这就是“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也”，“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用仁义来感化而不是用武力慑服西洋各国，就是郑和出使的目的和所作所为。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装满了从民间和国库里集中来的各色丝绸、布匹、瓷器、金银、铜钱等，用以赏赐、笼络西洋各国。郑和使团竭尽全力执行使命，出色地完成任务。郑和常常自励：“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8]郑和是明成祖对外友好政策的忠实执行和出色实践者。
郑和等人长时期大规模的远航活动和明廷的其它相应措施，将中外交流推向了极盛。当时往来中国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占婆18次，暹罗22次，满刺加15次，苏门答剌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盛况可谓空前。甚至不少国家的国王也慕名而来。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不包括非访问性的，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有3个国家的3位国王因仰慕明朝文明，病逝时要求“体魄托葬中华”，并遗嘱子孙“世世毋忘天子恩”[9]。而且其使团规模盛大。永乐六年，浡泥国王率亲属臣僚150余人访问明朝。永乐九年，满刺加国王率领5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到明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乐、西、峒三王同时来访。所有这一切，成为中华文化深深吸引“远人归慕之心”的典型事例，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美好的一页。
当时的中国，还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社会相对稳定，国力较为强大，经济不断增长。《明史》有言：“计是时，宇内富庶，赋人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0]即使置于世界范围考虑，中国也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当时的西洋各国，虽然社会发展各地差异颇大，但就总体而论，还远远低于明朝。郑和使团带去的各种先进的手工业品，深受西洋各国所喜爱。占城国，对“中国青磁盘碗、紵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紵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锡买易”。易兰国对“中国麝香、紵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易换”。柯枝“哲地者是财主，专一收买宝石、珍珠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祖法儿，“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紵丝、磁器等物”。阿丹，郑和“宝船分*[舟+宗]到彼，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卖易”。中国货币，据马欢说当时在西洋诸国可通行使用，如暹罗、爪哇“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11]。中国货物源源输出西洋各国，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也使各国的社会制度、人情风俗、文化艺术等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随着丝绸、瓷器、建筑艺术的输入，各国的服食器用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国钱币流入西洋各国，促进了当地货币的流通和使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加快了南洋岛国的开发；明朝典章礼仪制度的传入，则深深影响了各岛国的文明进程。
然而按照相对有利条件理论，不同经济之间的往来对参与双方都是有利的。西洋各国也有自然资源丰富的雄厚优势。如占城产乌木、伽兰香、观音竹、降真香、象、象牙、犀、犀角等；暹罗盛产黄速香、罗竭速香、降真香、沉香、花黎木、白豆蔻、大风子、血竭、藤结、苏木、花锡、象牙、翠毛等；爪哇以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蔻、果拔、斑猫、镔铁、龟筒、玳瑁、鹦鹉、倒挂鸟等出名；旧港的鹤顶鸟、黄速香、沉香、金银香、黄蜡、苏门答刺的胡椒，南渤里的珊瑚，满刺加的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花锡，阿鲁的黄速香、金银香，黎代的犀，古里的胡椒和各类宝石，小葛兰的胡椒、酥油，榜葛刺的各种布类，锡兰的各色雅姑石、青米兰石、昔刺泥、窟没兰等各种宝石，柯枝的胡椒，溜山的降真香、椰子，阿丹的猫晴石、各色雅姑石、珍珠、珊瑚、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等，祖法儿(或作佐法儿)的乳香、没药、血竭、芦荟、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鸵鸡，天方国的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鸵鸡、羚羊、草上飞、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各种物品，均颇有特色。
西洋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为中国所有，或为中国所缺乏，或有实用价值，或有观赏价值，对各种矿产、药材、染料、宝石、珍禽异兽等，中国朝野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满刺加的花锡，是铸造钱币的上等好料；打麻儿香“是一等树脂，番船造完则用此物熔涂于缝，水莫能入，甚好”。溜山国的椰子纤维，用以打索造船，“以香沥青涂缝，水不能漏”[12]。其它如黄速香、沉香、罗褐速香、降真香、乳香、安息香等，是名贵的香料；胡椒既是药料，又是香料；苏木是红色染料，没药、血竭是名贵的药材；苏泥勃青是陶瓷制作的上好原料；象牙是珍贵的雕刻原材。所有这些，为明朝的造船、陶瓷、丝织、工艺工业和日常生活所必需。所以郑和使团每到一地，开读赏赐毕，立即与当地开展各种交换活动，并以满刺加为货物存贮地，分*[舟+宗]四出，采集各种货物。郑和使团不但带回了与西洋各国交换或采集来的无数宝石、名香、异药、珍禽，而且领略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习到了西洋各国的舞蹈、绘画艺术和不少抵御疾病的方法，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丰富了中国的动植物种。
郑和下西洋对南中国海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消灭了东南亚地区海盗，稳定了南中国海周边局势，保证了海上贸易和海防安全；调解与缓和了东南亚各国的冲突和矛盾，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南中国海及周边进行了积极的规划和开发，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对中国的威胁，有力地掌握着南中国海的海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郑和下西洋后仅一个世纪，中国海防日益松弛，沿海先后遭受东洋倭寇、西洋殖民强盗的骚扰掳掠，四个世纪后，中国人民备受欺凌，中华民族深受灾难。
郑和在15世纪初叶的近30年间，率领27000余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行程十万余里，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历时之长，次数之多，行程之远，船舶之巨，规模之宏壮，影响之深远，堪称世无其匹。木帆船时代的这种远航活动，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随时随地充满着生命危险，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郑和自己总结说：“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异域，迴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13]《周闻墓志铭》则描写道：“西洋诸国，去中华数千万里，鲸波弥漫天日，遐荒绝域，窅蔑人迹，冒险履危，生还者鲜。”[14]在惊涛骇浪间，郑和和他的船队，冒险履危，一往无前，谱写了七次远航西洋的壮丽篇章。这种“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不辱使命、竭力国事的伟大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敬业献身精神，开放开拓，“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类始终不渝探索追求的坚强决心和不断实践，构成了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内容，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和怀念。
郑和是十五世纪的杰出外交家、著名航海家，播散中华声名文物的和平使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名人。诚如梁启超所说，是“海上巨人”，为“国史之光”。郑和及其下西洋事业树立了中华民族致力于睦邻友好、和平交往的光辉典范，与哥伦布等人的殖民强盗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哥伦布“发现”美洲虽然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但哥伦布给美洲原住民带去的是无穷的灾难和野蛮的殖民统治[15]，郑和远航所及，给亚非各国带去的是中华声名文物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郑和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在亚非人民心中熠熠生辉。他的和平外交事业既是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诚如金叔平、吴志良所言，郑和“船队分*[舟+宗]后并不具有任何军事威慑作用”[16]。也如美国学者李露晔(Louise Levathes)所认为：在郑和下西洋的“三十年之中……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上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尽管中国人对宝船船队远航期间，许多人死在郑和手里感到不安，但郑和对公元十七、十八世纪的海外华人而言，终究还是以一种庇护者的形象出现，成为亚洲的圣克里斯多弗，崇祀他的庙宇遍及东南亚。”[17]
郑和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照耀寰宇，流芳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为郑和使团所及地区人民所深深怀念。《明史·郑和传》谓：“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郑和是中华民族奉行和平外交的杰出代表。郑和下西洋所及之地，至今留传着大量美好的传说、丰富的遗存遗迹，光辉形象争相传颂。世界各地有关郑和的美好传说和丰厚遗存，反映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良好祝愿。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郑和下西洋毕竟是明初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能在当时内外政策的范围内活动，为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受到时代的局限，有其值得讴歌、充分肯定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取的一面。既要将它置于具体的历史时代，看到它的丰功伟绩、深远影响，又要将它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看到它没有经济动因一面，吸取它不重经济效益的教训；既要看到它世界航海壮举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毕竟没有开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局限性。
注 释
[1][5][16]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亚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第311页，第339页、第340页、第345页，第315页。
[2]《顺风相送·序》，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页。
[3]《海底簿》手抄本，见庄为玑《古剌桐港》上册，第80页，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2页。
[4]《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收集，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3页。
[6]《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7]《明史》卷三0四《侯显传》。
[8][13]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巩珍：《西洋番国志》所附碑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9]胡广：《浡泥国恭顺王墓碑》，《皇明文献》卷八一。《四部丛刊》本。
[10]《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1]散见马欢《瀛涯胜览》各条。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12]散见《瀛涯胜览》各条。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14]《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此碑文承原太仓博物馆沈鲁民先生见示拓片，深致谢意。
[15]有关哥伦布对美洲原住民的暴行，可以参见James W． Loewen，“Lies My Teacher Told Me”，The New Press，New York1995．
[17]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邱仲麟中译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楔子第4页，正文第315页。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5/1）
（责任编辑：肖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