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探险家而对于古代地理学及历史贡献最多的，自然要推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了。张骞凿空、开通西域，中西交通自此始盛。后来西方文化流入东土，中国文化之渐次西被，都以张骞为始点。至于玄奘的贡献，又自不同，印度文化自汉末传人中国，经过六朝仍然不脱萌芽时代，印度的学术虽已传人中国，但是都穿了一套美丽的华服，戴了老、庄哲学的帽子；同基督教的人国之依附儒家一样。到了玄奘，才知道印度学术的真面目、真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大趋势大致不过是：最初中西文化图谋接触，没有成功，于是中印文化试行一度来往，居然颇有效验，中国人的人生观和儒家哲学很受了一点印度化的影响，到后来中国所受印度文化消极方面的精神太过了，于是中西文化交通又旧事重提起来。
在这旧事重提的当儿，元朝自然居很重要的位置。元朝在陆道上替中西交通上开了一条大道，中西一时交通无阻。然而，后来突厥人兴起，陆道阻塞。西洋方面于是有不少的探险家，想从海道上寻出一条到东方的路来。同时，在中国方面也有一种趋势，想在海道上同西方交通。代表这种趋势的就是郑和一一即所谓三宝太监郑和之下西洋。虽然只到非洲东部为止，没有将东西交通实现出来，但是中国的文化移殖南洋，却因此而蓬蓬勃勃，怒长起来。所以中国史上二大发现，代表最初图谋中西文化交通的是张骞，代表中印文化交通的是玄奘，而重兴中西交通的旧话，打算别开一条中西交通的新路，就要以郑和为代表了。
可是张骞的游踪，虽远及于中亚一带，而遗下来的材料，除了《史记》《汉书》所记以外，一部《张骞出关志》只剩得《古今注》中所收的一条。玄奘的材料可多了，并且因此而引起很多的故事，成了民间传说的中心。然而，游历所及仍复有限。郑和可就不同了，游历所及，比之张骞、玄奘可说有过之无不及，而材料遗留之富，民间传说之盛，却不亚于玄奘。
不仅是这样，南宋以至元、明，中国同亚洲南部现今的南洋一带交通很盛；现今有几百万的华侨移殖在南洋一带，成为今日中国革新运动中一大势力，归根究源，却始于宋末以至元、明的时候。日本人桑原隲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书，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
梁任公曾作了一篇《郑和传》，可是所根据的只有《瀛涯胜览》，同《星槎胜览》两部书，对于其他的文献却未提及。友人王庸君曾有一篇《宋明间关于西亚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见中国史地学会编《史学与地学》第一期)。因为范围很广，对于研究郑和的书籍，也未能尽量介绍。
我这篇文字，自然不敢说有什么心得，不过将梁、王两位所未说过的，就一己所知，择要介绍介绍，可算是作了一番研究三宝太监下西洋的目录学工夫；作高深的研究，自当另待高明。旁人已经说过的，我便不去重说。其中错误的地方，自然很多，希望读者不弃，加以指教。本篇的次序是：一、郑和的家世及其贡献；二、研究的资料；三、论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一、郑和的家世及其贡献
郑和，世称三宝太监，因为宫中呼之为三宝(亦作三保)，所以一般人也这样称他。《明史》卷三百四有他的传，但是叙述简略。永乐三年华亭李至刚替他的父亲撰有一篇墓志铭，很足以考见他的家世，铭文曾载人石屏袁嘉谷著《滇绎》卷三(全文略。见《昆阳马哈只碑跋》附录)。
从这篇墓志铭里我们可以知道，郑和原来姓马，又按回教之例，凡朝天方而归者称为哈儿只，犹言师尊，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名哈只，哈只即哈儿只。大约李至刚不懂回回教规律，以致将称号误作名字，曾祖拜颜，妣马氏，拜颜想即是伯颜，大约先世乃是西域人氏，至其祖父华化而后方改马姓，故曾祖母仍为马氏也。他的一家既信回回教，郑和大概也是回回教徒。所以永乐十五年，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的时候，曾到泉州仁风门外回教先贤塚行香，以求灵圣庇佑。如不是回教徒，大概就不会这样了⑴。郑和家世我们所知止此，关于他的形貌，和他同时的人袁忠彻所著《古今识鉴》中曾约略说及，袁忠彻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相袁柳庄的侄儿。他在所著《古今识鉴》卷八说起郑和道：“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我所见景泰本《古今识鉴》如此，谅有误)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永乐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如何?’忠彻对曰‘三保恣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条》“爪哇国条”所论郑和，就是根据《古今识鉴》一书来的。据说现今暹罗尚有三宝庙，而南洋三宝垅大觉寺中尚有郑和像，不知道庙貌比之袁忠彻所说的相去几何?
又按《图书集成》“职方典”第六百六十一卷“江宁府部汇考．江宁府祠庙”说道：“静觉寺在府治三山门内，明洪武间敕赐，宣德年重修，郑和题请其子孙世守之。”
而袁嘉谷的《滇绎》也说道：“宋孝廉(昆阳宋藩)云，闻郑和家有和著作，当访之。”这样看来，郑和一家现在尚有后人；昆阳固然是有，就是南京以前也曾有过。至于郑和家中所藏郑和的著作，不知是些什么，我们很望在云南的好古之士去寻访寻访，为之表彰出来。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将费信的《星槎胜览》题为郑和著，那是耳食之谈，不足为据；观其所刻百名家书，作费信不作郑和可知。
自张骞开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地理，渐渐有一点明确的知识。西方的苜蓿、蒲桃也传人中国。当时张骞足迹约及中亚一带，后来甘英也只到波斯湾而返。吴时大秦商人秦伦来到中国，但是中国人的足迹有没有到过大秦，在文献上却无可考了。法显、玄奘诸人游踪都不过现今中亚西亚和爪哇一带。到了唐代，大食势盛，东西两大帝国势力接触。于是中国商舶常常发见于波斯湾一带，中国工匠也已到了大食。如杜环所纪京兆人樊淑、刘讹，河东人朱醱、吕礼，就是一例。可是当时足迹及于大食，所有纪述如今尚可看见的不过残阙的杜环《经行记》所记，寥寥几则而已。
中国和西方的交通，唐以前大都是陆上为多，六朝时候，海上交通方始萌芽，唐宋以后，才大盛起来。但是那时候中国人在海上的足迹，西边大约只到阿拉伯，南边不过爪哇。元代虽曾一时间中西交通大盛，陆上东西往来可以无阻，海上如马哥孛罗(Marcopolo)返国也是从中国乘海船历经印度、波斯一带，然后从忽鲁谟斯上陆回国。但是要讲中国人对于亚洲西南一带地理知识的广博和明确，所传的材料之多而可靠，那就只有明朝郑和下西洋的一举了。还有以前所有、的材料如赵汝适《诸番志》之类，大都得诸传闻。而郑和下西洋一役，费信、马欢各以亲历所至纪述一万余言。(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也是纪述亲历，原书未见。参看下第二节论资料)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
明成祖想耀威异域，于是打发郑和去下西洋，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前后七次。成祖这种政略，只算是继承太祖的遗绪。太祖有鉴于元代征伐日本之失败，知道中国将来在海上一定要有番举动；所以在钟山设桐园、漆园，植树数千万株，以备将来造船之用；立四夷馆，养成通译人才；太学中收受外国学生⑵，以华化外国人。洪武时在陆路方面有傅安诸人，留西域至十三年始返；在海道方面，曾屡次派赵逑、张敬之、沈秩、刘叔勉诸人使三佛齐、勃泥、西洋琐里等国。成祖即位，距洪武开国已三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势强盛，于是才有郑和下西洋之举，大规模地进行。单就宝船一项而言：大船长达四十四丈，阔达十八丈，中船之长也有二十七丈，阔十五丈，就在近代，这种大船也就少见。所以黄省曾说郑和下番“维绡挂席，祭天而行”，顾起元说：“此一役视汉之张骞、常惠等凿空西域尤为险远。”就是航海方法，也有很明确的记载。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有郑和下西洋的舆图，后面附有《宝船牵星过洋图》，可见当时航海于知用罗盘而外，且借助于天文学；后来又绘有详细的海图。这种规模，都是以前所未有的。
郑和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前后七下西洋。每次来往和所到国家，我另外作有《三宝太监下西洋年表》，此处不赘。德国人夏德(Fred－ erick Hirth)在《通报》(T’oung pao)上曾译注过《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于两书所记诸国，俱有考证，指明现在什么地方。梁任公《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一有一篇《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使节所至诸国注以西文，同夏德所考大致相同。现在不去说他，只说郑和以前，中国人对于西南亚洲的地理知识，大约最远不过阿拉伯半岛。到了郑和才到如今红海边上的亚丁(Aden)，由此向南，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到木骨都束(英译Mogdushu，德译作Mogadischo，意译作Mogadiscio)、卜剌哇(Bura— va一作Brava)、竹步(Juba一作Djuba)三国。这三国都在现今意属索马利兰(Italian Somaliland)殖民地木骨都東区内。这条从亚丁向南以到非洲东岸的航线，如今还是一样。而在中国历史上首先发现这条航路(即是从西洋古里投正西兑位到亚丁，从亚丁再沿着非洲沿岸到木骨都束等三国)大概就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成绩了。中国人在十五世纪初年，就已发现了非洲东部，那是从赤道以北的非洲东北部沿海一带，在1422年左右，即已有中国人的足迹。而欧洲人发现威德角(Cape verde)在1445年。在这十五世纪的时候，中国人与欧洲人都在非洲沿岸一带作探险的工作，只不过一个稍前，一个稍后，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罢了。这不能不算是世界史上的一点奇缘，而在中国地理学史上也不能不算是一点光荣呢!
至于郑和下番以后，足迹几遍南洋各处，所以对于后来中国殖民南洋很有一点影响。至今三宝大人的威名，犹遍传南洋，而费信、马欢这些人所作的游记，其中于亚洲西南一带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情形，记载很多，都是研究这些地方的好材料。所以在中国殖民史和西南亚洲中古史的研究上，郑和都有一番贡献。
自从张骞开通西域以后，蒲桃、苜蓿之属，遂人中国。我们读《星槎》、《瀛涯》诸书，其中所述各国的方物，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其中由郑和带回中国的，有薝匐花、五谷树和一种海棠⑶。此外，如西域画的水陆罗汉以及沉香雕的罗汉，都是艺术上的上品⑷。郑和下番，以取宝为名，所取来的奇珍异宝，自然不止这几样，可惜文献不足。此外，还有些什么东西是经郑和之手传人中国的，也就无可稽考了。
二、研究的资料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绵亘二十八年，下番宝船至六十三号，下番军士至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这种大规模的远征队，其创始、经营、出发，以及沿途情形，历次文移，如果文献具存，一定很有可观；于研究十四、十五世纪亚洲西南部的历史和海运一定也有莫大的价值。可是距今才五百年，当时的公牍等等，便不可考了。顾起元说道：“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于琦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卵之奇，而《星槎胜览》纪纂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纪，惜哉!”
历史上像刘大夏这类焚琴煮鹤的道学先生真是不少，实在令我们考史的惋惜不止。所以现在研究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事迹，并无正式的公家文移报告可据，所有者只不过几部译人的纪载和文人学士所编纂的几部非公式的书籍而已。我现在将我所知道的几种书籍依着各书著作的时代，作一提要，略述其著者、版本和内容的大概如次，至于《明史》“外国传”中与郑和下西洋的有关诸条，无非采自明人著作，暂且不去说它。
(一)《西洋番国志》(述古堂藏本、知圣道斋藏本、浙江采进四库馆本)
《西洋番国志》一书，为南京巩珍所作。书成于宣德九年，即西历1434年。此书最初著录于《读书敏求记》，其次见于《四库提要·地理类》存目，是否至今仍然存在，除了述古堂以及知圣道斋藏本和浙江采进四库馆的抄本而外，是否尚有其他的本子，现无可考。《读书敏求记》作“西洋番国志”一卷说道：“永乐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宣宗嗣位，复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往海外，遍谕诸番。时金陵巩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至番部二十余处，在处询访记录，无遗；宣德九年编次成集。予观其议事详核，引文瞻雅，非若《星槎胜览》等书之影略成编。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之流为丹青耳。今更考之，此册首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敕太监杨庆往西洋公干。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敕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予之。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志、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往西洋公干，大小海船，该关领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物件，及随船合用等物，敕至，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监洪保等，关领前去应用。详观前后敕书，下西洋似非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纪载阙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
《四库提要》说道：“《西洋番国志》，明巩珍撰。珍应天人，其仕履始末未详。永乐中敕遣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宣宗嗣位，复命和及王景弘等往海外遍谕诸番。时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历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罗，曰旧港，曰哑噜，日满剌加，曰苏门答剌，曰那姑儿，曰黎代，曰喃勃里，曰溜山，曰榜葛剌，曰锡兰山，曰小葛兰，曰柯枝，曰古里，曰祖法儿，曰忽鲁谟斯，曰阿丹，曰天方，凡二十国。于其风土人物，询诸通事，转译汉语，视缕毕记，至宣德九年编成。所记与《明史》‘外国传’大概相同，疑史采用此书也。”
巩珍的书乾隆时尚存，现今有无传本，不可知。我们仅从这两篇提要知道一个大概。大约巩珍是那时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总司令部中一位幕僚，不通西番文字。《西洋番国志》的体裁大约是首载诏、敕之类，随后才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经历的二十国记载。提要说他覙缕毕记，内容是一定很详尽了。原书虽未得见，但从两篇提要，我们知道永乐十八年曾遣太监杨庆往西洋公干；永乐十九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同去的尚有孔和卜花、唐观保诸人，又曾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回国；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役，王景弘而外尚有李兴、朱良、杨真、洪保诸人。又，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历诸国，有作二十余国，有作十七国，今据此书所载，郑和亲身所历，大约是二十国，其余就是遣使节前往旨谕的。所以《西洋番国志》一书虽未见得，然此数点，已经足以补诸书之未备。若有一日复见于世，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上一定有不少的贡献呢!(编者按：此书已于五十年代初在天津发现，仍由觉明[向达]校注出版。)
(二)《星槎胜览》(天一阁两卷本、东方学会复刻天一阁两卷本、纪录汇编四卷本、格致丛书本、百名家书本、历代小史本、古今说海本、学海类编本、借月山房汇抄本、广州中山大学印本)
《星槎胜览》，昆山费信撰。书成于正统元年，即西历1436年。费信所著的书，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尚有《天心纪行录》一卷，不知有无传本。此书现今通行的有前后集两卷本和四卷本。两卷本为天一阁藏抄本，罗振玉曾用珂椤版印行过。四卷本则自纪录汇编本以下俱是(中山大学印本未见，不知为几卷本)。据两卷本的自序，“前集者亲览目识之所至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又纪他于永乐七年、十年、十三年、宣德六年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之回往年岁甚详。至于文字更是朴僿已极，每一国后并附五言诗一首，所谓“逐国分序，咏其诗篇”是也。以二卷本与四卷本较，四卷本文彩烂然，远胜二卷本，每国后附咏的诗篇也没有了，就连费信自序也繁简各异，文质不同。所以四卷本一定是经过修饰来的，而二卷本大约乃是原书。但是删订费信原著的两卷本《星槎》，易为四卷，究竟是谁的大手笔呢?按《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三十五“艺文”有周复俊“星槎胜览序”，序末说道：
予屏居多暇，稍加删析，录一净本置大梅斋中，他时隐囊卧游，又何必说九州而临五岳也!
据此，是《星槎胜览》一书，周复俊曾加删析，删是删其繁芜，析是析其篇章。周氏是一位选学大家，费信那种朴僿的文字，自然看不上眼，要加删析了。同书卷二十四“人物文苑”有费公晓传，传文大概采自周复俊“星槎序”，传末提到《星槎胜览》有云：“邑人周复俊得之颇加删析，附《玉峰诗纂》行世。”
《玉峰诗纂》是周复俊所辑昆山人的诗，按费公晓传，《玉峰诗纂》有一种刻本，后面还附有《星槎胜览》删析本。可是长沙叶氏观古堂所藏明刻本《玉峰诗纂》后面并未附有删析本《星槎胜览》，大约不是原刻了。所以现在通行的四卷本《星槎胜览》删定的人只好假定是周复俊，留待明刻足本《玉峰诗纂》出来证明。归有光《星槎胜览文》谓：“余家有《星槎胜览》，辞多鄙芜，上海陆子渊学士家刻‘说海’中有其书而加删润。”
归氏自藏的大约是两卷本，“说海”所收是四卷本，归氏未说是否陆氏所删润。不过周复俊生在陆楫之前，在当时颇有一点文名，或者“说海”所采即是周氏删本，也未可知。总之四卷本《星槎胜览》，尚须别的证据，才能确定是否为周复俊所删定之本。
前后两卷本《星槎胜览》虽屡见各家著录(如《千顷堂书目》、《振绮堂书目》)，我却只看见罗振玉影印的天一阁钞本和东方学会复印本。影本钞手虽精而讹谬百出，复印本稍为校正了一些，错误仍是不少，所以《星槎》足本，仍待精细的校勘，方才可读。四卷本《星槎胜览》传世最多，但是比较起来，要算沈节甫“纪录汇编”中所收为最好。像“历代小史本”，无费氏自序，无分卷目，且脱去“真腊”一条，自不足取。
两卷本《星槎胜览》前集共计二十二国，是为亲览目识之所至，后集也是二十二国，是为采辑传译之所实。其间分卷，都有道理。可是四卷本就不同了，次序与两卷本全然有异，亲览、采辑的分别全然看不见。两卷本有四十四国，而四卷本只有四十一国。两卷本有而四卷本无者为龙牙菩提、琉球国、三岛国、渤泥国、苏禄国五国；四卷本有两卷本无者为阿鲁国；两本都有的，名称亦不尽同。如两卷本作龙牙菩提，而四卷本作龙牙加貌；两卷本作大小暝喃，而四卷本作大小葛兰。所以四卷本之改删，不是仅仅删削原书，一定还参考其他书籍的。此外，四卷本因删削时没有详细推寻原书语意，以致错误的也不少。例如“宾童龙国”一条，两卷本作“其国隶与占城，山地连接”。意思是宾童龙国隶属占城，而以山地互相接连，可是四卷本作“其国与占城山地连接”，隶属占城的语气便全然不见了。所以，归有光题《星槎胜览》以为“当时所记虽不文，亦不失真”云云，真是名言。
(三)《瀛涯胜览》(纪录汇编本、征信丛录本、广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籍本、续说郛本、胜朝遗事本)
《瀛涯胜览》，会稽马欢撰。书成于景泰二年，即西历1451年。这一部书，平常都以为是马欢一人所著，而纪录汇编本《瀛涯胜览》后序却说“今观马君宗道(欢字)、郭君崇礼所纪”云云，似乎又是两人合著，但是书未有“景泰辛未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字样，不知到底是否两人合著。今暂依平常的说法，认为马欢所著。马欢，会稽人，据纪录汇编本后序谓，欢字宗道，而《澹生堂藏书谱》“史部”收此书作马汝钦撰，汝钦想必也是马欢的别字了。又据后序，知道马欢同郭崇礼皆是回回教徒，善通译番语，所以“遂膺斯选，三随耕轺”，因著是书。《澹生堂藏书谱》还著录马欢《瀛涯纪行诗》一卷，载《说抄》中。《说抄》一书未见过，纪录汇编本《瀛涯》卷首有马欢诗一篇，历纪行役，所谓《瀛涯纪行诗》或即指此而言。
纪录汇编本有马欢自序，作于永乐十四年丙申，即西历1416年。梁任公据此遂说《瀛涯胜览》出版于永乐十四年。其实不然，“天方国条”曾纪到宣德五年郑和奉使复下西洋的事，自然此书不是成于永乐十四年了。书末有“景泰辛未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一行，《瀛涯胜览》大概即是成于此年。
《瀛涯胜览》也有足本与删订本之别。纪录汇编本有马欢自序、纪行诗和无名氏后序，内中文字真可当得通俗两字，这大约是马欢的原本了。《征信丛录》是祁承邺所辑的一部丛书，所收多关明朝掌故，只有祁氏澹生堂自藏钞本，世无传本。内中的《瀛涯胜览》是否足本，无从得知。他如广百川学海本、秘籍本、续说郛本，皆是张升删本，下面再说。只有吴弥光胜朝遗事本却与张升本不同，又是经一文章大家润色过的。可是只润色原本的文辞，并未删削过甚。即以马欢原本、胜朝遗事本和张升本三本中的“忽鲁谟斯国”一条来作例：原本此条有一千三百五十五字，遗事本有一千三百五十二字，而张升本只删剩七十七宇。这种大刀阔斧的手段，真正可惊，所以遗事本还去原本不远，张升本那就只余一点形迹了。遗事本无自序、无纪行诗、无后序，不知系何人所润色，大约就是吴弥光所为，也未可知。
张升，明朝南城人，号启照，曾做过礼部尚书。正德中，刘瑾当权，谢归，卒谥文僖，所著有《柏崖集》。他所删定的《瀛涯胜览》，明朝人都称之为《改正瀛涯胜览集》。《澹生堂藏书谱》说：《改正瀛涯胜览集》附见《张文僖集》。《柏崖集》，我没有见过。以我所知道的大约要以纪录汇编本为最好了。此本卷前有小序一篇，广百川本、秘籍本、续说郛本俱未载。今录如次：
永乐中有人随从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遍历诸国，随所至辄记其乡土、风俗、冠服、物产，日久成卷，题曰《瀛涯胜览》。余得之，翻阅数过，喜其详瞻，足以广异闻，第其词鄙朴不文，亦牵强难辨，读之数叶，觉厌而思睡，暇曰为易之，词亦肤浅，贵易晓也。
广百川本和续说郛本都是《改正瀛涯胜览集》而直题曰《瀛涯胜览》，又著者马欢作马观，俱误。广百川本与续说郛本大约就是一个版子。《四库提要》也作马观，恐怕当时馆臣所见就是这种版子的《改正瀛涯胜览集》了。
“改正本瀛涯”所述也只十九国，与原本同。可是改正本的诸国次序，却与原本大异，又改正本删削太多，前面所举忽鲁谟斯国一例，可见一斑。《星槎》所述凡四十四国，《瀛涯》所述只十九国，但是《瀛涯》所纪国数虽少，事实有时比《星槎》来得详细。不过《瀛涯》自序开首即道：“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
马欢所见之《岛夷志》，不知是陈元靓的《岛夷杂志》，还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已无可考。总之《瀛涯胜览》著作之时，曾受前人的影响，是无可疑的。不仅《瀛涯》一书曾受前人的影响，就是《星槎》也是如此。以《瀛涯》、《星槎》同《岛夷杂志》、《岛夷志略》比较，所述大都相同，可见一斑。
至于马欢、郭崇礼二人的行谊，随郑和三下西洋的经过，俱有待于新材料的发见，现且不谈。
(四)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围诸番图(《武备志》本)
这一部郑和下番道程舆图，不知是谁所作，附见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二百四十。茅元仪有一篇小序说道：
茅子曰：禹贡之终也，详哉，言声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务远”，夫劳近以务远，君子不取也。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照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疑作与)天地同量哉!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明起子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也。 当是时臣为内竖，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
从这篇序里看来，大约这一部舆图，是郑和时下番所绘，四卷本《星槎胜览》费信自序有云：
至永乐、宣德间，选随中使至海外，经诸番国，前后数四，二十余年，历览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图写成帙，名曰《星槎胜览》。
似乎费信于《星槎》而外，还别有一种图，不过两卷本《星槎》自序并无此语。所以《武备》所采人的《直抵外国诸番图》，究出何人之手，不得而知。但依茅元仪所说，此图之绘于郑和之时，并不后于《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瀛涯胜览》三书，这是可以无疑的。
《武备志》所载此图共是二十四页，未有“过洋牵星图”二页，首有茅元仪小序一页，其余都是舆图。舆图刻绘，很多重复讹脱的地方，山势也很粗率。不过原绘之图从此还可以看见一二，只是路线太错杂了。到了第二十页，路线既是那样复杂，指示路程方向用的罗针与牵星并用，看来真是头昏。所以我们对于这幅四百多年以前的海图，第一步先将其中所有不合理的或错误，如庚坤针之类以及其他的误处，以《东西洋考》中的二洋针路与此互参校勘，然后用近代详细的西南亚洲以及南洋地图，依据校正过的海图航路，作一近代式的郑和航海图，那么四百余年前这位大航海家的航程自可灿若列眉了。像现在这部图，航程方向以及里数，常有错误不明之处，自难据为十分可靠的材料。
但是这一部图的价值却仍然存在。第一，这一部图起程于龙江关，以忽鲁谟斯为终点，最后又自忽鲁谟斯直返古里，很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行程。有了这部图，郑和这次下西洋的事实，因而更为明白。第二，中国人航海的技术，在十二世纪时，就已很为发达，知道利用罗盘。后来，如周达观之《真腊风土记》所记针路已很详细，但得此图，方才可如伏波聚米为山，一览便晓。这于考究中国古代航海的情形，的确是一桩重要的资料。
(五)西洋朝贡典录(指海本、借月山房汇钞本、粤雅堂丛书本、别下斋丛书本)
《西洋朝贡典录》三卷，明黄省曾撰。书成于正德十五年，即西历1520年。黄氏的行谊，附见《明史》“文苑传。文徵明传”中。关于这部书的内容，《四库提要》和王庸君的《宋明间关于西亚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已经说得很详细，我不必多说。
《四库提要》说此书有孙胤伽及赵开美二跋，今本《典录》无此二文，只孙跋见于《读书敏求记》中。又祝允明有《西洋朝贡典录》序，见《怀星堂集》卷二十五，不过只是一篇空论，毫无可以参考之处。
至于此书的本子，借月本即为指海本，二者实为一本。粤雅本与别下斋本也无甚出入，而指海本与粤雅本也互有短长。例如卷上“爪哇国”条，“其都曰满者伯夷国”这一句下面，以及同卷“满剌加国”条“而岁输黄金焉”这一句下面，在粤雅本还各有小注一段，指海本漏而不载，别下斋本与粤雅本同。而卷中“阿鲁国”条“论日”一段，粤雅本自“虽”字以下，别下斋本自“四十有二其”下，俱阙，指海本独全。所以这两种本子都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应取而互校，取祝氏之序、孙氏之跋，一并附人，方算完善之本。
(六)海语(宝颜堂秘籍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纷欣阁丛书本、岭南遗事本)
《海语》三卷，明黄衷撰，书成于嘉靖十五年，即西历1536年。此书内容，已见《四库提要》，今不赘。其风俗一类所记西洋诸国只暹罗、满剌加两国，不过物产、畏途、物怪三类，佚闻异文很多，可供参考。
岭南遗事本以江郑堂藏钞本与学津本互勘，注其异同，加以校正，卷末伍崇曜跋于黄氏著作约略道及，在各家刻本中大约要算是好的了。
(七)皇明四夷考(明嘉靖刊《吾学编》本)
《皇明四夷考》二卷，明海盐郑晓撰。书成于嘉靖四十三年，即西历1564年。《明史》卷一九九有郑晓传。郑晓生平著作甚富，详见《嘉兴府志》“经籍志”中。《四夷考》本是《吾学编》中的一部分。《吾学编》在清朝是一部禁书，所以《四夷考》也少有人说及。
《明史》说郑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又说他“谙悉掌故，博洽多闻，兼资文武；所在著效，不愧名臣”。他是一位讲经济的学者，他所主张的治国根本大法就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至于用兵外域，乃是“慎封守者，非直御外侮，亦以固内防也”。所以他著《皇明四夷考》作了一篇公羊式的自序说道：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县也。次兀良哈何?我武卫也。哈密女真非欤?羁縻之虏，非我官长也。兀良哈之有三卫，以靖难欤?非也。大宁之北，有三卫也，盖自洪武始也。其南据大宁也，乃自永乐始也。将复交趾而收大宁乎?都统之议，夷且嗤我，革兰占以骚骚乎我贰矣。弃哈密而抚女真乎?哈密罢我河西，女真扦我辽东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惊，胡虏通女真而山海弗靖矣。朝鲜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礼教也，大国也。琉球小国，何以次朝鲜也?学于中国也。何以终鞑靼也?非勃寇乎!我胜国也，盛衰之运，中国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战守之略可几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与胡淡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
郑晓用军事地理学的眼光来估量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对于成祖之经营西洋很是不满，以为与中国无什关系。《四夷考》中所述也以安南、朝鲜、兀良哈、女真、琉球、日本诸国为多，就是因为与中国的关系密切的原故。至于西洋诸国，叙述颇形简略。不过书成于嘉靖时，嘉靖以前西洋诸国人贡中国，大概都有记载，可补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之阙(黄书不载天顺以后事)。其述西洋诸国过于简略，乃是因为书名《四夷考》自不能专记西洋诸国。
此外，叶向高也有一部《四夷考》，收于《宝颜堂秘籍》中，《叶氏全集》中有此书，也是清朝的一部禁书，于西洋诸国纪述很略，全书中心在女真诸国，今不论。
(八)殊域周咨录(故宫博物院藏、杨惺吾藏明刊本、陈援庵先生藏抄本、北海图书馆藏不全本、天一阁藏不全本)
《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明嘉禾严从简撰。书大约成于万历十一年癸未，即西历1583年。此书在清朝列为禁书，所以传布很少。严从简所著尚有《诗教》和《使职文献通编》二十二卷(书甚罕见，章太炎《清建国别记》曾引此书)。
《殊域周咨录》一书我没有见过，杭州丁氏善本书室本来藏有明刊本一部，原为海虞吴蔚光藏书，后来丁氏书移到南京以后，不知怎样这一部书竟不见了。陈援庵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门讲演回回教人中国史略(笔记曾登在北大研究所月刊和《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一号)，内中曾述及《殊域周咨录》有云：“明万历间行人司行人严从简曾著一书，名《殊域周咨录》，系类集档案而成，今颇少见，余藏有写本。”
《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二有一篇《殊域周咨录》的提要，对于此书内容也曾说及：
是录载于《千顷堂书目》。一卷，朝鲜；二至三，日本；四，琉球；五至六，安南；七，占城；八，真腊、暹罗、满刺加、爪哇、三佛齐、勃泥、琐里、古里；九，苏门答腊、锡兰、苏禄、麻刺、忽鲁谟斯、佛郎机、云南、百夷；十，吐蕃；十一，拂秣、榜葛刺、默德那、天方国；十二，哈密；十三，吐鲁番；十四，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火州；十五，撒马儿罕、亦力把力、于阗、哈烈；十六至二十二，鞑靼；二十三，兀良哈；二十四，女真。万历癸未，资治上卿、吏部尚书、滇浙居士寅所严清撰序，谓谏议侄绍峰子携所著《殊域周咨录》乞序，乃知其官行人时所辑。名以周咨者，因靡及之怀，勤采访之博，虽于耿光大烈，未克兼总其全，若门类分编，岂非为天下九经中柔远人怀诸侯之模范哉!
我所知道的《殊域周咨录》止此，细看内中所记诸国国名，大部见于郑晓《皇明四夷考》。不过《皇明四夷考》只是上下两卷，而《殊域周咨录》乃有二十四卷十册(澹生堂亦藏此书，作十册，千顷堂亦然)又是根据行人司等处的档案编纂而成，其中一定有不少的新材料，而为《星槎胜览》所未载的。
(九)东西洋考(明万历刊本，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
《东西洋考》十二卷，明张燮撰。书成于万历四十六年，即西历1618年。燮为福建龙溪人。此书内容大概《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四和王庸君《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都说得很扼要，我不必多讲。
这是一部半官性的官修书。据卷首王起宗的序，知道这部书的著作起始于前澄令陶鎔而完成于王起宗之手。书中所述不限明代，很带有一点历史的性质。所收材料也很复杂，散见各种类书里面的六朝时代地理学家的著述，也偶然采人，东西洋诸国纪事中兼附考证。这的确是一部很经意很重要的著作。
本子方面自然以万历刊本为好，惜阴本未经校勘，错字最多。不过明刊本也有极不经心的地方，如：目录卷八作“舟师考”，卷九作“税挡考”，其实“舟师考”在卷九，“税挡考”在卷八。惜阴本沿袭明刊本的错误。至于四库本以未见过，不谈。
(十)其他各种资料
上面所述，一共是九种，关于研究郑和下西洋和明朝经营南洋一带的资料，主要的大概都尽于此。其他散见各书的材料也还不少，如：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六朝鲜、卷一六七琉球、卷一六八安南附东南诸夷、卷一六九日本、卷一七五西番附诸西戎、卷二百市舶)，章璜《图书编》(卷五十至五十二四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外国补遗、卷四外国)诸书，都有关于明代亚洲南部及西南一带的长篇纪事，可供参考。此外，何乔远《名山藏》卷末的《王享记》五卷，尤其是重要的材料。《王享记》中所述四夷诸国，国名之多，便是郑晓的《皇明四夷考》、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视之也有逊色，其中如陈诚的《使西域记》全部采人。由此一端，也可见《王享记》所收的原料之丰富了。
又在南洋一带，还有所谓《三保大人传》一类的书籍，并且还有马来文的《三保大人传》，可惜我没有见过。日本人中目觉所著《阿弗利加视察谈》曾说道：
爪哇一带的华侨对于郑和一事，很是重视，有若明神。我从非洲回国的时候，道经爪哇三宝垅，下榻台湾银行分行，离行约六十余丈，就是大觉寺。寺中有三保大人像，香火很盛，每年舆像出巡各处一二次。我想这里对于三保太监的事迹既然如此尊崇，说不定还有三保传略一类的书，问了书店，果然有中文的《三保大人传》二册，不幸那时书已卖完了。书贾告诉我说还有马来文《三保大人传》，约有十五册之谱。我以为马来文《三宝大人传》或者就是取材中文本而成，也未可知。⑸
三宝垅就是因三宝太监而得名的。流行那里的中文《三保大人传》，不知内容怎样，或许就是汇集华侨传说中的三保太监，而成此书。至于马来文的《三保大人传》，那是更有趣了，我想其中一定有许多材料，为上述各书所未说过的。若有好事的人，把南洋这种中文和马来文的《三保大人传》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来，我想对于郑和的研究上，一定有不少的贡献哩。
三、论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历二十八年，足迹遍于南洋群岛，势力远至非洲东部，声威所被，遂成为一般民间传说的中心。例如台湾生番之喜欢佩铃，一时传说，以为是郑和弄的玄虚。《明史》“鸡笼传”道：“永乐时郑和循历东西洋，靡不献琛恐后，独东番远避不至，和恶之，家人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富者至掇数枚，曰‘此祖宗所遗!”’
最近有一位洪炜堂君说到南洋群岛的榴莲，也说道：“榴莲这果子的异味，初到南洋的同胞嗅着都说是臭尿味，于是有一段神话说：这是我国明朝的时候，三保太监到爪哇去，爪哇番人不知有甚得罪他老大人，于是三保太监就不客气地把小便撒在榴莲的树丛边。就此以后，所有南洋的榴莲，都变成臭尿味了。”⑹
《香祖笔记》也说道：“台湾凤山县有姜名三宝姜，传明初三宝太监所植，可疗百病。”
这是台湾、南洋一带特殊的风俗和物产，后人硬把它拉去同郑和发生关系。而明谢肇湖《长溪琐语》又云：“菩萨岭在支提那罗岩之下，成祖文皇帝时铸天官千身，赐寺中，遣太监郑和航海而至。中流飓风大作，舟人惧，取其半沉水中。及舟抵寺，而沉水者已先至矣。先数夜时，远近村人望见冠盖数百，鳞次登岭，若傀儡然，光采异常。及是始悟，故又呼傀儡岭。又有晒衣台，则皆沉水者晒衣其处，迄今寸草不生。”
清金鳌《金陵待征录》卷十又有这样一条：“钟山书院铁矛或以为郑和遗物。按《应天志》‘坊厢类’有铁矛局坊，书院为前明铁厂，鼓铸之所，兼及铁冶耳。石头城外，卧地之矛甚多。”
像这种同郑和发生关系而流行于民间的传说，当然不止区区几条。所以钱曾说：“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之流为丹青耳!”
遥想当时三宝太监下西洋，流传民间，开场说书的人居然取来演为平话，而内府中且演为戏剧，真是热闹极了，只可惜在钱曾时已说：
惜乎国初事迹，纪载阙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散失旧闻之叹而已。
到了现在，关于郑和的传说异闻，寥寥可数。至于剧戏，则除《也是园书目》所载《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一本杂剧的名目而外，不见有其他的东西。最近上海某家电影影片公司摄演《白燕女侠》一片，据说是根据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编成的，所谓流传委巷的戏剧，大约要以此为灵光了。所幸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还在，明代关于郑和的传说从此可以窥见一二。
中国的学士大夫自来就看不起小说，像《也是园书目》之立“小说”一门，采及宋人词话，并收杂剧、传奇，真是一种很大胆的行为。可是后来也就继起无人。说到清朝学者之敢于推奖民间通俗小说，正式为之誉扬的，只怕要算俞樾了。《三侠五义》一书因有俞樾为之鼓吹、润色，方渐为世人所知，以至成为风气，一般文人也注意到此。后来缪荃荪发现《京本通俗小说》，开最近言俗文学者的先河。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桩大事。而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见知于世，也是俞樾之功。俞氏在《春在堂随笔》有云：
郑和之事，赫然在人耳目间。光绪辛巳岁(按光绪七年即西历1881年)，老友吴平斋假余《西洋记》一书，即敷衍和事，作者为罗懋登，乃万历间人。其书视太公封神、玄奘取经尤为荒诞，而笔意恣肆，则略过之。乃彼皆盛行，而此顾不甚著，何也?文章之传不传，若有数存，虽平话亦然欤?平斋曰：“此必明季人所为，以媚权阉者。”余谓不然。读其’序云：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 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然则此书之作，盖以嘉靖以后倭患方殷，故作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忱。三复其文，可为长太息矣!书中却有一二异词，如术家有金、木、水、火、土五行遁法，见于诸书者，字皆作遁，此独作囤，未详其义。又世俗所传八仙，此书则无张果、何仙姑，而别有风僧寿、元壶子，不知何许人。岂明代有此异说欤?《图画见闻录》，孟蜀张素卿画八仙真形，有曰长寿仙者，或即此风僧寿乎?书虽浅陋，而历年数百，更有可备考证者，未可草草读过也．。
俞氏之称此书，以为有过于《封神榜》、《西游记》，可算得是推崇备至了。后来上海《申报》馆用铅字排印此书，也在光绪辛巳岁。到底俞樾所见吴平斋假本，是否即为《申报》馆本?还是《申报》馆本乃是因俞氏之推重此书，而后印行?现无可考。《西洋记》一书，有明刻本，大约是万历时所刊，内作三山道人绣梓。明时金陵三山街为书业荟萃之所，所谓三山道人或者就是三山街的一家书贾。而《西洋记》原来或是刊于金陵。明刻本书名作《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每回有图二幅，颇为古雅，不是俗手所绘。如第二十五回，《姜金宝水囤逃生》一图，小卒所持的幡上有一梵文阿字，很是清楚，并不是胡乱涂画可比，可见一斑。到了光绪年间，才有《申报》馆本。自《申报》馆排印以后，别有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及上海中原书局石印本两种。后两种附有绣像，粗俗不堪。从现在看来，三种翻本中，以《申报》馆本为最好，次为商务本，又次为中原本。
罗懋登的籍贯行谊，我不甚知道。他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自序》作二南里人。二南里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西洋记》里所用的俗语如“不作兴”、“小娃娃”之类，都是现今南京一带通行的语言，似乎罗懋登不是明应天府人，便是一位流寓南京的寓公，只是没有旁的证据，暂置不谈。
罗懋登大约也是一位爱好文学之士。他所著的书，除了《西洋记》以外，我们知道他还注释过《拜月亭》和丘濬的《投笔记》二书。罗注《拜月亭》现有“暖红室传奇汇刻本”，只不过注释字音、疏解典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以“汲古阁六十种曲本”《拜月亭》与罗本相较，既多移动之处，关目亦自不同，所以王静庵先生说“在今日可云第一善本”。注释《投笔记》一书，与《拜月亭》所注释的一样。书言班定远投笔从戎事，比之《拜月亭》更为罕见，除明刻本外，不见他本。
《西洋记》卷首，有罗懋登白序，作于万历丁酉岁，即万历二十五年(西历1597年)。万历二十年的时候，正是那日本大野心家丰臣秀吉远征朝鲜，想“一朝直人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败于碧蹄馆；二十三年三月以杨镐经略朝鲜军务，朝鲜有失，则北京震动。一般吃闲饭而爱说风凉话的官儿们，便议论纷起了。罗懋登自叙说：“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不得比西戎即叙，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大约也是眼见当时国事危急而当局的人又多是柔弱无能，于是“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作为此书，以讽谕当局。
《西洋记》中所根据的材料自是很多，现在考起来，马欢的《瀛涯胜览》，罗懋登一定是看见过的，所以卷十九第九十三回说三宝太监夜得一梦，到了次日侯显找到译字马欢来替郑和圓梦。可见著者之知道马欢。卷二十第一百回，开首就是一篇长诗，这就是《瀛涯胜览》原本卷首所附马欢“历纪行役”之诗，纪录汇编本《瀛涯》有此诗，与《西洋记》所载文字些微有一点异同，现在把纪录汇编本《瀛涯》此诗录下，注明两本异同，以资参考：
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经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记作沧溟深)，远(记作往)涉洪涛渺无极。洪涛浩浩涌(记作湧)琼波，群(记作犀)山隐隐浮青螺。 占城港口暂停息，扬帆迅速来阉婆。阁婆远隔中华地，天气烦蒸(记作蒸人)人物异。科头裸(记作跣)足语侏离，不习衣冠疏(记作兼)礼义。天书到处多(记作腾)欢声，蛮魁(记作首)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记作名)，怀恩慕义摅忠诚。阉婆又往西洋(记作南)去，三佛齐过临五屿。苏门答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经此聚。 自此分腙往锡兰，柯枝古里(记作俚)连诸番。弱水南滨溜山国(记作谷)，去路茫茫更险艰。欲投西域遥(记作还)凝目，但见波光接天缘。舟人矫首混西东(记作东西)，惟指星辰定(记作辨)南北。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记作未)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思光。书生从役可(记作忘)卑贱，使节叨(记作三)陪游览遍。高山巨浪罕(记作岂)曾观，异宝奇珍今始见。俯仰堪舆无有垠，际天极地皆王臣。圣明(记作朝)一统混华夏，旷古于(记作及)今孰可伦。使(记作圣)节勤劳恐迟暮，时值南风指归路。舟行巨浪(记作四海)若游龙，回首遐荒隔(记作接)烟雾。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记作纳拜)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记作深)。
不仅这两点之可以见出《西洋记》所根据的材料与《瀛涯胜览》有关，其他的处所还多。《瀛涯》一书，纪述占城、爪哇、暹罗、旧港、满剌伽、哑噜、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孛里、溜山、榜葛剌、锡兰、大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一共十九国。这在《西洋记》中都曾一一述及，事实也大概相同。自然也有少些殊异之处，如《瀛涯》作榜葛剌，《西洋记》作吸葛剌；榜葛剌本在东印度，而《西洋记》作在西印度之类。不过榜葛剌之作吸剌刺，《西洋记》也有所本，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历记郑和下西洋所经诸国，榜葛剌也作吸葛剌，可见并非罗氏所创，明代原有此说了。
《西洋记》一书所述外国诸事之以《瀛涯胜览》为主要材料，我还可以举几个例子：卷十第五十回、卷十一第五十一回都讲到苏门答剌国黄虎化人和龟龙的事，这都见于《瀛涯》“满剌伽”条。卷十五第七十三回，木骨都束国佗罗尊者戏虎一节故事亦见《瀛涯》，不过《瀛涯》是说榜葛剌有耍这种把戏的一个人，而《西洋记》则移之于木骨都束。卷十六第七十九回忽鲁谟斯搏戏中的猴戏、羊戏，就是袭取《瀛涯》的忽鲁谟斯条中所记。读者试将《瀛涯》与《西洋记》比读比读就可明白。
因为《西洋记》一书是大半根据《瀛涯胜览》演述而成，所以有些地方很可用来校正今本《瀛涯》之失，现在且举一个例，《瀛涯·古里国条》有云：
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锡其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腙宝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熙嗥，大同风俗，刻石于兹，永乐万世。
这种刻石文，我们看来，实在不明白，可是《西洋记》卷十三第六十一回所载古里国立的碣铭文却是“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熙皡同情，永乐万世，地平天成。”大足以校订《瀛涯》的错误。
自然《西洋记》所据不完全是《瀛涯》一书，所采其他的资料还很多。就中如卷四第二十回的李海遭风遇猴精，以及卷二十第九十七回的李海告诉夜明珠，这一段故事，其实是根据陆采《冶城客论》中所纪她珠一条推演扩充而成，《冶城客论·她珠条》原文如次：
永乐中下洋一兵病疟殆死，舟人欲弃海中。舟师与有旧，乃丐于众，予锅釜衣糗之属，留之岛上。甫登岛，为大雨淋漓而愈，遂觅嵌岩居焉。岛多柔草佳木，百鸟巢其中，卵轂布地，兵取以为食，旬日体充。闻风雨声白海出，暮升旦下，疑而往觇焉。得一径滑润如她所出入者；乃削竹为刃，俟虵升讫，夜往插其地。及晨声自岛入海，宵则无复音响。往见腥血连涎满沟中；满沟中皆珍珠，有径寸者，盖其虵剖腹死海中矣。其珠则平日所食蚌胎云。兵日往拾，积岩下数斛。岁遇海腙还，兵望见大呼求济，内使哀而收之，具白其事，悉担其珠入舟，内使分予其人十之一，其人归成富翁。
《西洋记》中所谓猴精，所谓夜明珠，都是罗氏所渲染烘托，以增加故事的声色。又如卷十二第五十六回，所载张三峰在琼花观题诗的故事，见于杨仪《高坡异纂》(《异纂》的原文我不必写出来徒占篇幅)。总之，《西洋记》所采明代的传闻异事，自是不少。不过明代说部，浩如烟海，我们难以遍览群书，为之搜证，如我所举，只算是聊举一隅而已。
《西洋记》卷末又说：
后来静海禅寺建于仪风门外，天妃宫、宗三庙、白鳝庙俱建于龙江之上；碧峰寺建于聚宝门外。静海寺有篇重修碑可证；天妃宫有篇御制碑及重修记可证；碧峰寺有篇“非幻庵香火记”可证。
静海寺、天妃宫、宗三庙、白鳝庙、碧峰寺几处地方，我都没有去访过，不知道还在不在；各处碑文之类，也没有见过，《图书集成》“职方典．江宁府部”有静海寺、碧峰寺的纪事，第六百六十七卷“江宁府部纪事”有云：
碧峰寺非幻庵有沉香罗汉一堂，乃非幻禅师下西洋取来者，像最奇古，香火异常。万历中有人盗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补之，后忽黑夜送回前像，罗汉之灵异可推矣!
这样看来，连所谓非幻禅师者也是真有其人了。《西洋记》一书，俞曲园极意推崇，以为同《封神榜》、《西游记》相比，也不相上下。依我看来，《西洋记》的作者一定看见过吴承恩的《西游记》，所以模仿的形迹很重。例如《西洋记》卷十第四十六回说到右先锋刘荫在女儿国影身桥上照影有孕、误饮子母河水等等，这完全是袭取《西游记》第五十三回唐三藏师徒们在子母河受灾的故事。又，《西游记》中滑稽的意味很丰富，而《西洋记》中也时常应用浅俗的笑话来插科打诨，这都可以见出承袭之迹。所以说到创造的方面，《西洋记》不及《西游记》远甚了。
注 释
[1] 关于郑和在永乐十五年到泉州的事，可参看《史学与地学》第四期张星*[火+良]先生著《泉州访古记》一文．
[2] 关于明代南雍之收容外国学生，可参看明黄佐《南雍志》。钟山的桐园、漆园可参看《客座赘语》及朱国桢《涌幢小品》。四夷馆可参看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复印《四夷馆则例》。
[3] 周珲《金陵琐文》卷一，“蒼匐花”条：“白云寺，一名永宁寺，在凤台门外，牛首山相近，太监郑强葬地。坟旁多名花异卉；有薝匐花一丛，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者。”卷三，五谷树条：“五谷树有二株，一在皇城内，一在报恩寺，不但结子如五谷，亦有似鱼蟹之形者。乃三宝太监西洋取来之物。”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花木”条：“静海寺海棠，云永乐中太监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4] 《图书集成》“职方典”第六百六十七卷“江宁府部纪事”云：“静海寺有水陆罗汉像，乃西域所画，太监郑和等携至。每夏间张挂，都人士女竞往观之。”沉香罗汉见本文三“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节。
[5] 中目觉此文见昭和三年九月份《地学杂志》。
[6] 洪君文见民国十七年九月五日《时事新报》青光《从榴莲神话说到洗手》 一文。
[7] 此为丰臣秀吉侵明时致朝鲜国王檄文语。见朝鲜人安邦俊著《隐峰埜史别录壬辰录》。
原载《小说月报》第一号(新年号)47—64页
1929年1月10日署名“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