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前期沿海地区民间商品流通中，粮食运销占有主导地位。《备边司誉录》所载《问情别单》，是当地官员与遇海难漂流到韩国的中国商人、船户的问答记录。[1]其中，记载了从万历四十五年到道光十九年中国漂流商船共32例，其中清代前期国内沿海贸易的有28例。在28例中，以粮食运销为目的21例，占75%。这说明以粮食为主导商品，带动其他商品流通，是清代前期国内沿海商品流通的一个特点，那么，在清政府推行海禁、粮禁的政策下，粮食运销的状况如何？运输的规模多大？以及发展趋势等问题，都是研究清代前期粮食运销应该解决的课题。
较早涉及这一课题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他引用山海关税收档案资料，概述了奉天外运黄豆和其他商品的情况，并且估算了山海关黄豆通过量。[2]田汝康对沿海商品流通进行了研究，并且估计了沿海各条运路商品交易总额。[3]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专文论及这一问题的有：则松彰文探讨了雍正年间，苏州与福建之间米谷流通和米价变化的关系。[4]郭松义研究了内陆粮食运销和沿海商品流通的问题。[5]山本进探讨了清政府海禁、粮禁政策，及其对闽浙地区米谷流通的影响；和嘉道时期的海运政策。[6]谢景芳论述了奉天与天津、山东之间的粮食贸易。[7]陈春声、罗一星对广东沿海的粮食运销进行了研究。[8]此外，足立启二、[9]香坂昌纪、[10]吴承明、[11]吴建雍、[12]王业键、[13]等人，分别对某一沿海运路或几条沿海运路的粮食运输量进行了估计。值得提及的是，日本学者松浦章发表了多篇关于沿海贸易的文章，其中八篇提到粮食运销。他引用了中、日、朝鲜、琉球等官方档案，对商品流通、商船式样、船商经营等问题，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这些研究无疑对从整体上分析清代前期粮食运销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与对内陆粮食运销问题的大量专题研究相比，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沿海粮食运销的研究都显得比较薄弱。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清政府对各地区实行的不同粮禁政策，探讨清代前期国内沿海民间粮食运销状况，估计粮食运输量。[14]
本文论及的粮食包括稻米、麦、粟米、豆类、高粱等品种。[15]探讨范围限于民间的粮食运销，不涉及糟粮、军粮、官方采买。我们看到的有限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具体记载长期海运粮食量的资料。在前人的研究中，加藤繁首先采用山海关豆粮税，返向推导粮食过关量。利用户部管理的关，如山海关、江海关等粮税资料，计算粮食过关量。这就为估计粮食运输量找到一种，尽管不完善，但不失为实际可行的好方法。足立启二、香坂昌纪都采用了这一方法，本文亦采用这一方法，并考虑影响税收的诸因素，尽可能接近实际地估算。在没有明确粮税记载的地区，采用过往船数进行估计。尽管如此，本文估计的粮食运量也是不太准确的，有待发掘史料进行补充。
一、粮食运销状况
清代初期，清政府为了防范台湾地区的反清势力，顺治十二年下令禁止沿海地区建造大型海船和海上贸易。第二年又下令禁止天津、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民间商渔船出海，和进行粮食等商品的运销。十八年颁布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的迁界令。沿海民间海上粮食自由贸易，在这种断绝反清势力粮食来源的海禁政策影响下，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如此，民间偷运粮食始终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随着反清势力的被平息，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以后粮禁也逐步放开。到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沿海民间粮食贸易趋于兴盛。
（1）奉天
尽管有海禁、粮禁的政策，但奉天沿海不在禁例之内。顺治十三年四月，户部在议复海域。牛庄河口设卡收税问题的题本中称：“辽阳之税，仅有海船兴贩膏粮一项，皆因关西不收，故春秋二季商帆搬运不绝。”据辽阳知府张尚贤称：“辽阳、宁锦、盖州等处，近海汪河口海船如市，粮囤如山。”[16]关西指山海关以西的直隶沿海地区。从商议在海域、牛庄河口设关收税的问题看，奉粮外运天津并未禁止。到开放海禁之后的康熙二十五年，清政府却暗令地方官禁止奉粮外运。上谕称：“闻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粜于山东者多有之。粮米所系最为紧要，况今防戌官军人口众多，粮糈可以足用不致缺乏耶，未可必也。宜止其贩粜粮米。”[17]与海禁的目的不同，这里清政府为使军粮不致缺乏，而下令暗禁奉粮外运。到康熙六十一年，因“盛京地方屡岁丰收，米谷价值甚贱，”“著令盛京米粮不必禁粜，听其由海道贩卖。”[18]由于奉粮丰盛，不存在军粮短缺问题，所以清政府又开放粮禁。雍正三年，“天津等处地方米价腾贵，”“若有自海运粮之商人，”奉天地方官“不必禁止，听其运至天津贸易，不许他往。”[19]乾隆三、四、十五年，也分别因直隶被灾，奉天“岁俱获丰收，”准奉粮外运。[20]到乾隆后期，政策完全改变，即使奉天欠收，也“不必停止”海上运粮。[21]原因是盛京虽然欠收，但粮价仍“比之直隶、山东时价所贱尚多。”[22]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奉天粮食外运的禁或弛，主要根据奉天粮食收成丰欠，粮价高低，以及直隶地区粮食收成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清初期奉天粮食生产不太稳定，清政府为保持祖地粮食丰足，时常禁运。但到中期以后，奉天粮产富足，政府也逐渐放开海上粮食运销的禁令。这种随经济规律，而不是按政治变化实行的粮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因为这种时禁时弛，实际上也很难严格执行。据奏报：“奉天、义州所属沿边等口，漏税太多。”[23]山海关监督抱怨商贾多从海上贩运，“税漏无穷”，商贩“黑夜偷载”，“稽查难周”，[24]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奉粮运往天津，如前述经常可以贩运。据文献记载：“天津海税，向以奉天米豆运船为大宗。始自康熙年间，以津邑濒海，粮储不足，半资奉省米豆，准由商民运船往来，因往海税。”[25]
奉粮运往山东，则因“海道遥远，逼近外洋，恐有奸商透漏，接济奸匪之弊，”粮禁放开的时间较晚。雍正八年和乾隆十三年，山东登莱青三府欠收，准许民间海运奉粮到山东。[26]此后．粮禁逐渐放松。但是，由于奉天与山东间商船往来，早在明代就已经“动以千计”，入清之后，历朝都有山东人赴奉天垦田、行商[27]，所以民间海上粮食偷运，始终没有停止过。
奉粮贩运江南的禁令，比奉粮运往山东的禁令开放得晚。康熙年间开放海禁时，规定“许用载五百石以下船出海贸易。”[28]乾隆十四年准许商人从奉天运黄豆到各沿海口岸，大船限二百石，小船限一百石。[29]是年，有人从奉天海运黄豆到江南，也有运到浙江乍浦的粮船。[30]乾隆三十年，江苏巡抚庄有恭为了增加江海关税收，奏请“奉省海运来江贩卖粮石征收银，”遭到驳议，埋怨庄有恭只管海关税收有无，而不顾“奉天米石之不应远贩江省。”并规定：“嗣后丰收之年，除直隶、山东商船准其照旧运载外，其江省商贩概行查禁。”[31]
与此同时，山海关监督金简亦奏请各省到奉天商船，“任其装载豆石，一律输税，”也未允准。由此可见，海禁开放后，奉粮运往江南始终有限量，并未完全放开。乾隆四十年，山海关开征豆税，[32]放开限量之后，奉粮贩运江南的限量解除。而大量奉粮运往江南当是在嘉道时期。
与奉粮贩运江南一样，奉粮贩往闽、广的禁令也放开较晚。开放海禁，准许商船往来于奉、闽、广之间进行贸易，但限制粮食运销。乾隆十三年浙江巡抚方观承奏请，对“偷运麦豆出洋”者治罪，部议准行。第二年发现，此规定“外省不能一概遵行，”于是准许福建海运麦豆杂粮，亦准奉天黄豆运往福建。[33]但规定了限量。完全放开也是在山海关开征豆税之后。
（2）山东
山东与天津之间，顺治年间有商船往来。[34]粮禁与海禁同时放开。据直隶总督赵弘灿奏称，康熙五十五年六月份“东省由海运至天津贩卖，米麦杂粮共1353石。”[35]又据山东巡抚奏称，雍正四年天津商船“载货来东，率多买豆，由内洋运回。”[36]由于山东沿海地区主要依靠奉粮接济，所以不会有大量粮食运往天津。顺治十一年有商人雇船“前往胶州装载豆子，”运至江苏庙湾镇发卖[37]时有人说：“山东东府地方所产大小米麦黄黑豆等项，旧日多自胶州等处舟运至淮安庙湾口，沿海边而行，风顺二三日可达。商船往来，终年络绎。”[38]这里所说的是海禁之前，山东粮食运往江苏北部的情况。海禁开放后的康熙四十五年，有山东莱阳商人运黄豆到苏州发售。[39]雍正十二年山东巡抚奏称：“东省登州、莱州、青州、沂州等府所属州县卫滨海之处，距内河甚远，必由海道前抵江南。各海口私贩米谷出洋久经严禁，惟青白二豆素资江省民食，不在禁例。”[40]这说明与海禁开放同时，山东豆粮贩运江南也放开了。乾隆五年，又进一步准许江苏“赣榆县杂粮黄豆，照东省之例”运往刘河粜卖。[41]至此，江苏北部赣榆县的粮食也开始运到江苏南部刘河。
山东豆粮海运浙江，是在乾隆二十八年以后才开放，但实际上民间运销早就存在。例如雍正四年，有鄞县商人至山东莱阳买青豆运销本县，同船还有福建和山东商人也购运豆“至浙江发卖。”[42]乾隆十四年有福建商船“在山东胶州装载青、白、绿豆、核桃、柿饼等物彼地开船，要往浙江乍浦。”[43]乾隆二十八年，闽浙总督杨廷璋奏称：“东省素产豆石，向听客商由海运至江省发卖，未有奏准运浙成例。但江浙同在内地，江省既准贩运，浙省事属一体，并无违碍，”也奏准“照运赴江南之例”，东省豆石“听商由海贩运来浙。”[44]此后东粮运往浙江的禁令才放开。
东粮海运闽广，也是随开放海禁而解禁的。据文献记载，康熙三十九年闽商“前往山东贸易，装货回闽，”其中就有豆粮。康熙四十四年闽商“往山东表州府收买黄豆，”回闽售卖。[45]以后，广东商人也从山东运豆。雍正九年，山东巡抚称：“各省商贩民人往来出入，日渐加多，……凡闽广江浙等省商船，赴北贸易，络绎不断。”[46]
（3）南方各省
对闽广与江浙之间，民间海上粮食自由贩运，清政府限制较多。除了开放海禁限定商船载货量之外，康熙四十二年又规定，商船许用双桅，但樑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舵水手人数不得超过28名。[47]此后，有苏州粮行招揽“福建人买米……包送至乍浦出海，”[48]运往福建。时人议论：“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49]开禁时间不长，至四十七年，因商人贩粮外洋，致使江浙米贵，又实行粮禁。到乾隆十六年重新开放。[50]此间曾多次准许闽浙之间，双向官方采买，招商买运[51]但未准民间自由运销。[52]乾隆后期，有闽商在宁波买豆运回。福建巡抚报称：“本年六月内，[南安商人]在厦门置买糖货，赴浙江宁波发卖，即在宁波买豆三百九十石”回闽。[53]乾隆四十九年规定：“山东、奉天二省豆石，商民运到浙江宁波鄞港销售有余，准福建商船购运回闽。”次年又规定：“福建省商人在浙江购运豆石，鄞县填给印票，每票不得逾一百石。”[54]而从浙江转运广东则“久经批行停止。”[55]这说明到乾隆后期，闽浙间沿海粮禁已逐渐放松，但浙广间的粮运仍然禁止。不过，只禁粮食不禁其他商品运销，实际粮运也不能完全禁止。乾隆十八年江南总督报称：“上海各口，有闽粤糖船四五月南风时候来江贸易，九十月间置买棉花回棹，向闻有沿海偷漏夹带米谷之弊。”[56]到嘉庆、道光时期，闽广与江浙之间的粮禁才放开。另据陈春声研究，闽南和粤东粮运“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57]这说明闽广间粮禁，早于闽广与江浙间的粮禁而放开了。
台湾粮食运往福建的弛禁，在康熙五十六年颁布：“台湾产米，不许私运出洋贩卖。至漳泉、厦门等处，米少价贵，有船从台湾带米至该处者，准其照时价粜卖。”[58]六十年四月，又因台湾发生朱一贯起兵反清事件，而再次禁运。雍正四年，闽浙总督高其倬请弛粮禁。据乾隆十二年有人称：“福建台湾虽隔重洋，与漳泉二府同隶一省，商船往来如织，原不在禁例。”[59]这说明台闽间的粮禁已逐渐放开。另据陈春声研究，康雍乾三时期都有台粮输入潮州。[60]实际上，台闽和闽广的粮禁放开，台广间的粮禁也就放开了。
台湾粮食运往江浙，雍正九年“据厦门税口所禀，台湾米船近多贩往江浙地方。”[61]乾隆五十一年，“台湾米谷商贩流通，兼多运至江浙。”[62]这说明台米运福建弛禁后，也可以运往江浙。这里的江浙似乎不包括江苏，因为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巡抚奏请开放粮禁止，从台湾购米，未获批准。[63]“台湾米石例禁越省贩运，非遇奏弛海禁，给有印照，沿途不能放行。”[64]但“数年以来，台米散出，犯禁图利。”[65]尽管台米禁止越省贩运，看来民间运销却是经常性的。
奉天、山东、江苏赣榆和台湾都是产粮地，外输商品以粮食为主，但进口商品则各不相同。奉天与天津、山东之间有不同粮食品种的交流。锦州海口“入口货为天津、山东两处之麦，出口货以杂粮为大宗。清乾嘉间称极盛。”[66]另外，商人从奉天运到山东的商品，还有山茧、烟草、木材、棉花，返销奉天的商品以布匹为主。乾隆五十六年，山东商人赴奉天“金州府买谷子及山茧、凉花[棉花]等物。”他们说：“米谷都是我们家用，其中山茧、烟草受托他人贸去。”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商人带“白布二十六匹，黑布四百八十匹，”赴奉天换粮食。[67]奉天与江南之间，海运粮食回头货是布、茶、纸。嘉庆十三年宁波商船从上海装纸等货运往关东发卖。[68]“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69]
闽广商人运往奉天的商品，据香坂昌纪研究，有红白糖、乌茶、纸张、粗碗、胡椒、苏木、绸缎等。江南商人运往山东、赣榆的商品，据山东布政使称：商船“装载生生口、布匹、红糖、纸张等物来东，亦偶有附带棉花者。大率其货俱从江苏省之上海、刘河等口贩运而来，抵东后收口投税，归行销售。即另置醃猪、醃鱼、豆饼等物驶回苏省货卖。”[70]嘉庆五年，江南通州吕四场人，为去山东买黄豆，从江南装芦竹到山东发卖。嘉庆十三年，江南人“自上海县载口竹”到山东胶州发卖。闽广商船多载红白糖、武彝茶、粗碗到山东。[71]康熙四十四年闽县商人“装载杉木”往海州发卖。[72]
闽广与江浙往来商品，据浙江巡抚奏报：闽广商船“所载进口货物不过糖、靛、果品、杂货，出口转置亦惟绸缎、布匹、药材等物。”携带棉花“赴粤货卖者，亦不过酌带十之一二。”[73]闽省商民每岁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74]广东商人运糖、薯粉到苏州。[75]回头货“收买棉花、米、豆等物”回籍。[76]据山本进研究，粮禁开放时，福建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从江浙进口米谷、棉花。粮禁时，福建继续向江浙输出砂糖、烟草，而从江浙进口棉花、丝织品。从台湾进口米谷，向台湾转输江浙的丝织品。由此形成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江浙、台湾三角形的交易关系。[77]可见，沿海地区由于粮食运销带动其他商品流通的情况。
二、粮食运量及变化趋势
（1）奉粮粮食外运量：
奉粮运往天津的数量。乾隆四年，天津“向有米船三百余号”。[78]到五十年时“查天津航海商船，领照赴奉者八百余只。”[79]乾嘉时有人称：“闻天津一县，向来以商贩东省粮石营生者，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每船往返各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且天津粮船于东省贩买米石，向在锦、盖、复、宁等州。”[80]嘉庆九年，天津“商船造有三百六十七号”，每船载粮“自千余石至四、五百石”不等。[81]这里假设乾隆时期，往来于奉天天津间的商船年均600只，每年往返5次，每船平均载量700石，估计乾隆时期年均运粮210万石。嘉庆时期年均估计为128万石，取整130万石。奉粮运天津的变化趋势，乾隆以前是上升曲线，到乾隆后期达高峰，嘉庆时有所下降。
奉粮运山东数量。奉天东海口主要进出天津和山东的商船，“乾嘉间称极盛，每岁进口船约千余艘。”[82]假设嘉庆时天津和山东到奉天的粮船年均1000只，上述天津船360只，山东船则为640只。据乾隆四十三年记载，奉天到山东“粮船共有百十余只，杂粮八万余石。”[83]船均载量700石。假设年均往返4次。嘉庆时年均运量估计有179万石，取整180万石。道光十六年奉天运山东粮有100万石。[84]奉粮运山东的数量变化趋势，乾隆之前是上升曲线，嘉庆时上升到高峰，道光时有所下降。
奉粮运上海的数量。据包世臣嘉庆九年著文说：“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85]这里需要估计不同时期的运量。
如前所述，海禁虽然开放，但奉粮并非一开始就大量运往上海。据乾隆十四年江苏巡抚奏称：“江南海关向征豆税，每年约收银二万八、九千两，内沿海各口京口过载豆货不及三分之一，而刘河所收山东豆货实居三分之二，历有档案可考。”[86]假设奉粮占江海关粮食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乾隆时期江海关粮税值，参阅表1。
表1：乾隆年间江海关粮税（单位：两）
| 年份 | 粮税 | 年份 | 粮税 |
| 17年 | 28768 | 22年 | 24659 |
| 18年 | 26834 | 23年 | 31730 |
| 19年 | 29525 | 24年 | 30001 |
| 20年 | 28028 | 25年 | 27405 |
| 21年 | 22374 | 26年 | 33416 |
资料来源：①17～20 年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②其他年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由于粮税受到自然灾害因素影响，在表1中去掉二十一年最低值和二十六年最高值，乾隆十七年至二十五年平均每年粮税为28369两。江海关粮税率“豆每石税四分，小麦、芝麻、杂色粮每百斤各税二分，大麦每担税五厘。”并规定：“闽广商船货税进口出口，自三月至八月以七折征收，九月至二月以五折征收。山东、关东商船货税并各口货税俱八折征收。”[87]据两江总督奏称：“豆货定例，浒、海两关每石均该四分，而海关收税则有六折七折不等。”[88]说明货税折征包括粮食。由于闽广商船进出上海港载粮不多，故略去不计。关税石等于150斤 ，以山东、关东八折计算，小麦杂粮每石征银2.4分，豆每石征银3.2分。乾隆年间粮税折粮89－118万石。
由于清代税制不健全，不完善，给税官贪污和商人漏税造成机会。一般来说，贪污漏税是司空见惯之事。因为当时税关官员贪污是难免的，商人偷漏税款也是经常的，而且商人与官吏勾结起来漏税，更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因此在用粮税返向推导粮食过关量时，需要对贪污漏税估计一个比例。据冯桂芬说：“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89]清政府规定，漏税罚银，一半赏给巡获人役，一半存公用。由此可知，实际纳税40石，官员贪污40石，商人漏税20石。60石是40石的1.5倍。这里假设贪污漏税占已收粮税的150%。[90]上述折粮的修正值为223－295万石，其中奉粮为74－98万石，由此估计乾隆时期奉粮运上海年均85万石。
嘉庆年间承露上奏的清单记载，一年内锦州、牛庄、盖州、岫岩、复州、金州所属“各海口所到有货船只、无货船只共三千二百八十六只”，比上届少到一百二十七只。[91]年均到船3350只。如上所述，乾嘉时天津和山东到奉天商船千余只。闽广商船300只。[92]江南沙船当有2000只。另据齐学裘调查：“向来各处沙船往来上海者，本有三千余号。”[93]如果从中减去往山东、赣榆等处的船，估计也差不多有2000只船往来于奉天上海之间。关于沙船载量，众说纷纭。[94]这里引用二例旁证。据《胶澳志》记载，沙船“大者载量七、八百石，多往来江苏各口岸。”又据粮商说：“江南十斗（一石），关东二十六斗为一石。”[95]折江南石1820－2080石。又据齐学裘说：“闽省鸟船大于沙船一倍。”[96]远洋船比近海船载量大，是符合常识的。由此估计大号沙船载量2000石，大中号沙船平均载量1500石。据田汝康研究，嘉庆十五年以前，沙船往返每年2次，嘉庆十五年以后每年4次。因此，估计嘉庆时期奉粮运上海年均600－1200万石，取中为900万石。
道光年间上海沙船量比嘉庆年有所减少，据道光六年海运漕粮的沙船有1500只。[97]如果每船载量、往来次数同嘉庆年间，则道光年间奉粮运上海的数量当比嘉庆年有所减少。因此，奉粮运上海的数量变化趋势，乾隆以前是上升曲线，嘉庆时期达到高峰，道光年有所下降。
奉粮运往闽广的数量。如前述到奉天的闽广商船年均300只。鸟船载量大者3000石，小者1600石。[98]假设平均载量2000石，每年往返1次，估计嘉庆时期奉粮运闽广年均60万石。
综合奉天粮食运往天津（130万石）、山东（180万石）、上海（900万石）、闽广（60万石）的数量，嘉庆时奉粮外运量，估计年均1270万石，如果考虑到奉粮运往浙江的数量，外运量当会更大。奉粮外运量的变化趋势是：乾隆之前是上升曲线，嘉庆时达到高峰，道光时虽有所减少，但仍比乾隆时多，所以总趋势是上升曲线。
（2）山东、天津、上海之间的运量
东粮运天津的数量。如前述康熙五十五年六月运粮1353石，一年运量估计1.6万石。按海运趋势，嘉庆年运量增多，假设增加5倍，年运量为8万石，取整10万石。东粮运天津嘉庆时估计年均10万石。
东粮运上海的数量。如前述乾隆时期上海进口粮食为223－295万石，其中东粮占三分之二，为149－197万石，取中为170万石。嘉道时期当不会低于乾隆时的水平，故估计东粮运上海，嘉庆时年均170万石。
嘉道年间，运河泥沙淤积，重载粮船难行，商人多改海运。因此，这里估计上海运天津的粮食数量。如前述，上海沙船往来于奉天者为2000只，由于有些船是先至天津，然后转至奉天的，故假设其中1000只船北上天津。又由于北上沙船不能满载，需要装草泥压船，故假设船均载粮1000石。每年往返次数取中3次，估计嘉庆时从上海转运天津的粮食平均达300万石。
综合山东运天津（10万石）、山东运上海（170万石）、上海运天津（300万石）的粮食量，估计嘉庆时期年均为480万石。
（3）南方沿海省之间的粮食运量
闽浙之间的粮食运量，据王业键估计乾隆时年均20－70万石。随着粮禁放开，嘉庆时当不低于这个水平，故且估计年均70万石。如果考虑到广东与江浙之间的运量，此数当更大。
台粮外运量，据王业键和吴承明都估计为100万石。据说：“丰年台湾大率贩运二百余万石。”[99]由此估计嘉庆时台湾粮食外运量（包括运闽广和江浙）年均150万石。
闽广间粮食运量。据罗一星估计，洋米、海运粮量一年达100万石。又据陈春声估计乾隆时洋米年输入20万石，考虑到嘉庆时的运量不低于乾隆时的水平，估计嘉庆时闽广间运量年均80万石。（包括广东沿海的运量）
综合江浙与闽广之间（70万石）、台湾外运量（150万石）、闽广之间（80万石）的粮食运量，估计嘉庆时期，南方沿海省际之间年均运粮达300万石。
清代前期沿海粮食总运量，等于奉天粮食外运量（1270万石）、山东、天津、上海间运量（480万石）、南方各省间运量（300万石）之和，嘉庆时期估计年均2050万石。应该强调指出，本文据一些残缺不全的史料记载，估计出来的数量也不是太准确的。不过为了整体研究的需要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这个数字不是偏大的，因为诸如奉粮运浙江；东粮运浙江、闽广；从上海转运福建，以及广东与江苏、浙江之间薯粉与米豆的交流等运量，都未计算在内。从清代前期沿海粮食运量的变化趋势看，是一条上升曲线。
结论
商船在沿海行驶，比在内河行驶安全。据说海运“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千百分之一。而遇飓风松仓在其中。松仓者，巨浪入仓，豆见水辄胀大至倍，恐船臌裂，故酌弃其半于海，以松之也。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100]而且海运关卡少，不受漕船阻碍而耽误行程。更重要的是，海船比河船载量大，同样的商品，相同的目的地，海运比河运迅速、方便、安全、运费低，效益高。对于粗重的商品粮食来说，尤其如此。随着清政府从北向南逐渐放开对民间海上粮食运销的限制，海运粮食量呈明显增长趋势，特别在嘉庆时期达到2050万石，这正是海运发展的结果。而且，嘉道时期，黄河、运河由于泥沙淤积，粮船难行，以致内陆粮食运量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海运对清代前期商品粮食流通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海运粮食对其他商品流通也起到带动作用。以奉天、山东和江苏赣榆、台湾三个产粮地为中心，向各沿海省区输出粮食，带回其他商品，促成东北华北、江浙和闽广三个沿海区域市场之间的商品流通。东北华北市场出口粮食、枣、瓜子等农产品、农副产品，换取江浙市场的布、茶、纸；闽广市场的糖、陶瓷器皿、纸张等手工业产品；东北华北市场出口肥料、山茧，换取江浙市场上的棉花；江浙市场出口棉花、丝，换取闽广市场上的木材、染料、铁，形成了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流，生产资料的交换和地区间互为市场的格局。这反映出各区域市场内的商品供应，不仅生活资料相互依赖，而且生产资料也是要相互依赖的。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2期。
注释：
[1]参阅松浦章《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问情别单’について》上，下，载《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17辑，1984年；18辑，1985年。
[2] 《康熙乾隆时代に於ける满洲と支那本土との通商について》，载《北亚细亚学报》第2辑；译文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第141～145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
[3] 《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
[4] 《雍正朝における米谷流通と米价变动－苏州と福建の连关を中心として－》，载《东洋史论集》14期，1985年。
[5] 《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载《清史论丛》第4辑；《清代的粮食贸易》，载《平准学刊》第1辑，中国商业出版社。
[6] 《海禁と米禁－清代闽浙沿海の米谷流通－》，载《社会经济史学》55辑，5期；《清代嘉道期の海运政策》，载《东洋学报》72卷3、4号。
[7] 《论清代奉天与内地间粮食海运贸易》，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8]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1992年版。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载《学术研究》1991年，第2期。
[9] 《大豆粕流通と清代の商业的农业》，载《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3号。
[10] 《清代前期の沿岸贸易に关〔かん〕ちる一考察：特に雍正年间福建－天津间に行われていたものについて》，载《文化》第35卷，第1、2号，1971年；《清代浒墅关の研究：浒墅关と物货流通》，载《东北学院大学论集》第14号，1984年。
[11] 《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2] 《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3] 《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4] 由于史料所限，很难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粮食运输量的数值，因此，本文只能在估计粮食运输量的同时，利用一些零散的资料，描述不同时期粮食运销变化趋势，以期对整体研究有所帮助。
[15] 限于史料，豆饼无法排除在外。但数量不会太大。
[16] 顺治十三年四月初十日署户部事车克等题本，《明清档案》第26册，B14797～14798，台湾影印内阁大库档。
[17]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八，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丙辰。
[18]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八，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壬戌。
[19] 《清世宗实录》卷三四，雍正二年七月癸亥。
[20] 《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乾隆三年八月乙巳；参阅卷八一，卷九一，卷一○二，卷三七五，卷三七六。
[21]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庚午。
[22]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八，乾隆六十年十月乙酉。
[23]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七，户部，关税，考核一。
[24] 《山海钞关榷政便览》卷一，海口，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三太题本，转引加藤繁前引文。
[25] 光绪《天津府志》卷三三，经政七，榷税。
[26] 《清高宗实录》卷二八六，乾隆十二年三月辛丑；卷三一六，乾隆十三年六月辛酉。
[27] 参阅松浦章《清代にぉすける山东盛京间の海上交通にっぃて》，载《东方学》70辑，1985年。
[28]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关税。
[2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关税。
[30] 《历代宝案》第五册，卷三一，第2589页，国立台湾大学影印本，1972年。
[31]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6辑，第666页。
[32] 参阅加藤繁前引文。
[33]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乾隆十四年四月辛卯。
[34]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总督直隶山东河南李荫祖题本，见《明清档案》第28册，B15924。
[35]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十八日直隶总督赵弘灿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6辑，第513页。
[36] 雍正四年八月四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6辑，第409页。
[37] 顺治十二年十月山东巡抚耿焞揭帖，见《明清档案》第24册，B13643。
[38]姚文然《敬陈预备救荒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四，户政十九，荒政四。
[39]参阅松浦章“问情别单”前引文。
[40]雍正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山东巡抚岳浚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377页。
[41]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关税。
[42]参阅松浦章《清代宁波の民船业にっぃて》，载《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21辑，1988年。
[43] 《历代宝案》第五册，卷三一，第2589页。
[44]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杨廷璋奏折，载《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
[45] 《历代宝案》第三册，卷二，第1561页，卷四，第1617页。
[46]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岳浚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第274页。
[47]参阅香坂昌纪沿海贸易前引文。
[48] 《李煦奏折》康熙四十五年苏州米价腾贵缘由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
[49]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载贸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四，户政十九，荒政四。
[50]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二，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庚午，二月辛卯；《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三，乾隆十六年六月壬戌。
[51]参阅则松彰文前引文。
[52]参阅山本进引文。
[53]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杨魁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0辑，第23页。
[54]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九，户部，关税。
[55] 《福建省例》（23），船政例，台湾文献从刊，1964年。
[56]乾隆十八年七月四日林君升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第689页。
[57]参阅陈春声前引书，第30～31页。
[5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兵部，海禁。
[59]杨景仁《筹济编》卷五，通商。
[60]参阅陈春声前引书，第33页。
[61] 雍正九年六月十三日准泰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8辑，第375页。
[62]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1辑，第157页。
[63]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庄有恭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l4辑。第95页。
[64]故宫档案：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闽浙总督程祖洛、福建巡抚魏元烺奏折。
[65] 《清宣宗实录》卷二六六，道光十五年五月乙酉。
[66]民国《锦县志》卷十三，交通，商港。
[67]参阅松浦章“问情别单”前引文。
[68]参阅松浦章关于宁波民船业前引文。
[6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中衢一勺》第一，《海运南漕议》。
[70]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山东布政使国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8辑，第731页。
[71]参阅松浦章“问情别单”前引文。
[72] 《历代宝案》第3册，卷四，第1617页，第1624页。
[73]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三宝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109页。
[74]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御史觉罗柏修等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第204页。
[75]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四日福建巡抚雅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6辑，第669页。
[76]《历代宝案》第1l册，卷一五四，第6410页。
[77]参阅山本进前引文。
[78]朱奎扬《天津海运碑记》，乾隆四年，见乾隆《天津县志》卷之二十一，艺文。
[79]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四○，乾隆五十年十月癸未。
[80]牟昌裕《条陈时政疏》，见光绪《栖霞县志》卷九，艺文。
[81]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托津、李如枚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82]民国《锦县志》卷十三，交通，商港。
[83]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山东巡抚国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3辑，第31页。
[84] 《清宣宗实录》卷二八○，道光十六年三月丙申。
[85]参阅包世臣前引书。
[86]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雅尔哈善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87]乾隆《钦定户部则例》卷七三，税则。
[88]雍正十三年五月初二日赵弘恩、海保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第637页。
[89]冯桂芬《罢关征议》，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户政二十四。
[90] 实际上各关贪污漏税的情况不尽相同。如夔关雍正年间粮食外输“百数十万石”，若以100万石计算，粮税应为40000两。雍正十三年粮税17802两，相差2倍以上。乾隆年间粮食外输“数百万石”，若以200万石计算，粮税为80000两，乾隆十九年至四十五年平均粮税为26248两，相差8倍左右。商人漏税也如此。嘉庆十八年，从天津驶往福建的商船，正税单上“书以红枣六百十四石，黑枣八十七石。”商船遇难后，才报实情“黑枣一百石，红枣一千八百石。”（参阅松浦章“问情别单”前引文。偷漏达2.7倍以上。这里只能通用150%）进行折算。
[91]原档是附后清单，无时间，据前后档案判断是嘉庆年间，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92]参阅吴建雍前引文。
[93] 《乙酉二月奉委赴上海查办海运事宜通禀各宪稿》，道光，见《见闻续笔》卷二。
[94]参阅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65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95] 参阅松浦章“问情别单”前引文。关于沙船的数量，估计清代和民国的变化不会太大，故以民国地方志记载为旁证。
[96]参阅齐学裘前引文。
[97]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98] 参阅《见闻续笔》前引文。
[99]陈盛韶：《问俗录》，转自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人民大学1989年出版。
[100]参阅包世臣前引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