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核标准
清代政府在水路要冲和商品集散地，设置收税关口，对过往货物和船只，征收货物税和船料，所征税费称为关税。明代人对征收关税的关口，称为钞关，对征收竹木的关口，称为抽分局厂。清代前期人或称榷关，或称钞关，或称某某关，称谓各异，原无一定，本文统一将这些税口，称为税关，将管理关口的官员，称为税官。政府每年都要对税官进行考核，本文主要对考核标准进行探讨。
考核必须有一个标准。顺治、康熙年间，各关考核是围绕正额是否足额展开的，因此考核标准是正额。顺治初期，部分税关，征不足额，例如：临清关自顺治二年三月初一日开征，“日所征收不过近地小，纳税无几”。“二季所收仅一万三千二百有奇。”[1]淮安关，“自顺治二年十月初一日开征起，至三年九月终止，收过银两缺额甚多。”[2]九江关自顺治开征以来，因“湖南未通，云贵中断”，税不足额。顺治六年，“尚短额二万有奇。”[3]荆关“自三年十月初七日起，至四年三月初十日止，抽分过料银三百两零八钱。”[4] “自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五年闰四月三十日止，计十三个月，同卢六艺抽征过银则有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二两零八分三厘。”“续于五年五月初一日起，满汉官克什不录、李及秀接任，至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止，计十三个月，亦征过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二两六钱零七厘四毫。”又“至七年六月十七日止，计十二个月，征过银八千四百五十两八钱七分。”又“至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止，计十四个月零十日，共征过银一万零五十六两三钱二分四厘。”[5] 荆关每年正额银23300两，以上各年均未足额。赣关自八年开征以来，“因地方荒残之余，货物稀少，往来者不过零星小贩，以致岁多缺额。”[6]此外，张家口、杀虎口等关，都有缺额。“查得张家口章京李联芳，自顺治七年三月十五日起至十年四月二十三日止，征过税银并借支银一千五百两，二项通共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五两三钱零。”“杀虎口章京马呈祥，自顺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止，征过税银并前任交下税银八十三两零，二项通共三万五千二两三钱零。”[7] 除缺额外，也有税关溢额，例如：浒墅关二年“征收船料银一十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六两八钱七分五厘。”十三年，又增加三万五千五十三两二钱。[8] 北新关顺治年间开征后，“每年额解银八万九千三百七十六两。”后不断加增，到十三年，“每年定额银九万四千四百两。”[9]说明北新关也有溢额。潼关“顺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六年十二月终止，共收税银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两零。又自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九年十二月终止，共收税银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余两。”“潼关商税旧例岁增至七千一百两，自顺治三年内起，以至九年终止，收解税数递益。”[10]康熙时，各关还是征收不足正额，只是原因与顺治时有所不同，据乾隆帝回忆说：“康熙年间，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赢余，并不敷正额。”[11]
雍正时不仅对正额考核，还要求征收盈余银，专折上奏。二年规定，“各关每年应征额税银两完解外，如有赢余，另行据实奏闻。”[12]乾隆时，正额被固定下来，仍延续雍正盈余银专折上奏的方式，并对各关每年的盈余银进行考核。乾隆元年以来，政府发现各关盈余银所报银两，比以前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一些监督“不畏法纪，希图欺隐”所致，特别是杀虎口监督雅尔岱，回京奏报盈余甚少。[13]针对此种现象，五年，户部出台与上届比较的考核标准。各关经征盈余，一年期满，监督专折上奏，户部将该关该年盈余数目与上届盈余数进行比较，如果多于上年，则户部一般不再复议。如果比上届减少，户部“即行驳核”。但这种考核标准，使各税官“惟恐部驳”，就逐年增加盈余收入，“年复一年”，又有“苦累商民”的趋势。乾隆帝认为：“关税赢缩，相去本不致悬殊。若乙年所报赢余之数，稍不及甲年，原可不必驳核。若过于短少，亦必有情由。惟应令督抚稽查，则地方实在情形，自难逃于公论。”[14]后经大学士鄂尔泰及户部官员议定，如各关盈余与上届比较，短少无几，“即行随布政使核结。若较上届悬殊，准该监督将短少情形，据实奏报，交该督抚委员严查。果系尽收尽报，出结加结具奏，亦即随奏核结。若有征多报少情弊，立即参处。”[15]工部考核亦同。[16]这是第一个与上届比较的动态考核标准。
十年之后，政府又发现，比上届短少盈余各关，虽据督抚考核，而结果均“并无侵隐”。户部认为，盈余银数短少，终因经理不善所致，既然督抚考核无用，不如对税务管理官员按短少分数，给予处分。而乾隆皇帝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与上届比较，则“不无流弊，有如甲赢一万，则下届之乙，必思赢及万有五千。再下届之丙，又将增加二万。至丁而三万，似此相竞不已，又将无所底止。”由于盈余无定额，不把盈余当正项钱粮看待，所以应当给盈余定额。雍正年间清弊之后，“岁时之殷歉相若也。贾舶之往来相若也，民风之奢俭相若也。”关税征收，不会大相悬殊，所以以此为据，以雍正十三年盈余数目为定额，进行考核。[17]这是第二个考核标准。实际上，有的关仍然与上届比较，有的关比较雍正十三年成数，“办理殊不划一”。[18] 十九年，户部又以各关所报盈余银，“大概较多于前”，请恢复第一个考核标准。[19]于是，各关盈余又“递行短少”，“遂无成式可循”。乾隆认为，这是户部办理不善造成的，仍然坚持第二个考核标准。[20]
到四十一年，户部将各关近年所报盈余银两的数目，“详加查核，其中比较雍正十三年之数短少者，固所时有，而比较雍正十三年加多者，亦复不少。”他们认为，“商货日盛，斯课税日增。若概以雍正十三年之数比较，恐日久奉行不善，或启征多报少之渐。”他们经研究提出，“奏报盈余，其短少各关，于各该监督奏到时，臣部悉照雍正十三年之数比较，核议具奏。至多收盈余各关，倘有较雍正十三年之数虽多，而与近年现在征收数目大相悬殊者，臣部于核议奏复时，仍声明请旨遵行”，得到批准。[21] 四十二年，户部发现扬州关盈余银数比雍正十三年短少。后检查该关历年考核的情况，扬州关盈余银除十四、十七两年，比雍正十三年有赢无绌，其他年份都有短少。而且淮安关、凤阳关也屡次比上届短绌。于是根据二十八年临清关征收盈余比较上三年的实例，改为“各关征收盈余数目，较上届短少者，俱著与再上两年复行比较，如能较前无缺，即可核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责令管关之员赔补，彼亦无辞。”[22]于是，第二个考核标准被废除，第三个动态考核标准出台。当然在考核中，也有一些例外，五十至五十三年，扬州关、由闸、浒墅关、凤阳关、淮安关所在省份，因灾歉收，政府减免税收。在以上各关考核时，“均应令声明扣除，不入比较。”[23]
后来，与上三届比较的考核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变成“比较上三届征收最多年分，如有不敷，即著经征之员赔补。以致司榷各员，藉端苛敛。”而税官赔缴税款，也未能如数上交。所以政府开始考虑“酌中定制，以归核实”，以“示体恤”。嘉庆四年，政府对各关盈余银数重新定额，从而产生第四个考核标准。工部管辖各关，除少数关无盈余银外，“亦经分别减定”，“一律办理”。[24]当时，山海关监督德新曾以其经管的关征收盈余银数，奏请山海关盈余定额增加20000两。遭到嘉庆皇帝反对，“所奏殊属非是。”山海关“每年全视海船所到多寡，为征收赢余。若过海船少到年分，即不能多有赢余。”嘉庆皇帝“在藩邸时，知之甚悉”，德新之请未被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嘉庆元、二、四年，山海关盈余银都有溢额，只3年盈余银有所短少。由于嘉庆帝有亲身所历，所以决策也符合实事。[25]自盈余定额后，大部分税关都能足额，九年，又对一些关的定额进行调整。“扬州关酌减盈余额数，著定为七万一千两。凤阳关酌减盈余额数，著定为一万七千两。西新关酌减盈余额数，著定为三万三千两。九江关酌减盈余额数，著定为三十六万七千两。浒墅关酌减盈余额数，著定为二十五万两。淮安关酌减盈余额数，著定为十二万一千两。其余各关仍照嘉庆四年盈余定额征收。”[26]虽称为“酌减”，但实际上扬州关增3000两，凤阳关增2000两，西新关增4000两，九江关增19200两，浒墅关增15000两，淮安关增20000两。这是部分税关的第五个考核标准。
自嘉庆九年至道光十年，太平、赣关、坐粮厅、天津关、归化城，以及自行奏报盈余之崇文门、左翼、右翼、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等十余关，“均系有盈无绌”。九江、南新、凤阳、芜湖、西新等关，“从前间有短绌，近年尚能足额”。[27]只有浒墅、淮安两关，与其他税关“间有缺额，次年得有羡余，仍可补足原额”的情况不同，“十余年以来，历报短缺，为数甚多，竟有积重难返之势。岁丰岁歉，皆不足额”。“两关监督已非一任，或因缺额降革，或因赔项不能完缴，呈报家产尽绝，欠项累累。”且淮扬、苏州“为著名繁富之区，从前司榷税者，皆有盈无绌。”为什么两关“如此疲敝”？[28]自嘉庆四年到道光十年的32年中，浒墅关缺额达29年，淮安关缺额23年。[29]户部认为：两关“以南来绸布，北来豆饼为大宗，近来屡有亏缺，动至数万，及十余万两之多，虽属经理不善。惟溯查该关自盈余定额已阅数十年，更换关差已经数十任，频年短绌，历任报亏，似未必尽人人不善经理。推原其故，自系今昔情形不同之所致也。”[30]因此，政府决定再次调整两关考核标准，“将浒墅关盈余银减去二万两，每年征收银二十三万两。淮安关盈余银减去二万一千两，每年征收银十一万两。自此次裁减之后，不特将嘉庆九年加增之数，全行减去，并较嘉庆四年原定之数，格外减少。”[31]这也是浒墅、淮安两关第六个考核标准。当然也有临时调整标准的情况，如通永道征收木税，“近因粮艘盘坝转运，未能携带木植，抽税稍形短绌。”根据实际情形，政府将“道光五、六两年税银，准其暂减二成”，“俟漕船行走，即著遵照原额征收报解。”[32]
二、考核标准的缺陷
考核是必需的，若不进行考核，则各关征税就会“有余者自润，不足者横征”，[33]中央政府对各关税收情况不得而知，也无法掌握税收全局。考核一方面是对税官的工作检查，另一方面也是保证国家税收的重要方法。但标准唯一，只看税收数量，根本达不到考核的目的。顺治时，给事中杜笃祐就称，“迩来在差各官，止照关税额数，稍加盈余，便属溢额。在部科查算，惟凭本官造送册单磨算耳。不知当其造送之先，本官已经磨对停妥，何由稽查奸弊。”[34]只有不定额，才能比较客观地照顾到是否扰害商民的问题。七年，税关不定额，税官“俟回部之日，酌量商贾通塞，征解多寡，有无扰害地方，加严考核。”[35]
在考核中，量化指标过高，容易造成税官苛征累商，所以康熙帝乃至雍正帝都非常注重这个问题。康熙十九年，郎中敦多礼征收潼关税银，原定额只有七千余两，而其则征收了四万余两。康熙帝对此并未奖赏，而是认为：“数年以来，秦省兵民苦于挽运。”潼关定额不能因此而改变，仍照旧额。可能是怕从中央政府派官员经管，再次苛征，就“停止差遣部员。”[36]将此关交与地方官员经理。这显然与康熙帝的恤商思想相关，怕税官苛收商民。雍正时，仍延续这种思想，更多见诸于朱批中。雍正二年，九江关征收盈余银达五万余两，朱批道：“今岁余银，尔等效力甚好。觉太过些，不可额外多累商民，则不可也。”[37] “关税多少，系于年岁之丰歉，难可预定。或遇不及之年，不可勉强必求足数，不然是又增加税额矣。当严饬胥吏，毋致苦累商民。”[38]同年，巡抚何天培奏报龙江关征收盈余银达九万八千余两，朱批道：“所得盈余，隐瞒与否，总在尔等为之。但不可贪多，羡余上又增羡余，若累商民便不得。”[39] 八年，江南织造兼管浒墅关海保奏报浒墅关盈余银，朱批：“凡事按理按条规而行，不可过于严刻。”[40]从这些批文中，可以感觉到，雍正帝并不认为，数量是考核的唯一标准，而是令税官格外注意不苦累商民，不科派，只有做到既保商，又增加税银，才能得到奖励。“所得盈余银两，该抚等务须举出实数，奏闻解交内库，俟一年满，若不累商民，并不科派，又能增添钱粮者，俟命下之日，将该抚及派出监管关差地方官议叙。”[41]但雍正帝在批文中对税官的教育，并未被多数税官所接受，时人评论称：“自有司奉行不善，往往浮收过取，而赢余之数以出。近日则视赢余多寡为议叙，是以监督有司，悉力苛索，多方取盈，甚则不问则例，有无定额，总藉口於赢余无出，而诛求不已，毛发无遗。”[42]与此同时，考核数量的低指标，带来税官贪污的后遗症。“康熙年间，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赢余，并不敷正额。”“而当时风气，俱视缺额为分所当然。”[43]
乾隆政府知道这种情况，“各省税课银两，向来隐匿者甚多，而征收官员赡顾前罪，不将实数报出。及至败露，又添欺冈之重罪。”[44]可是“查核过严，则额数日增，其害在于众庶。查核稍宽，则司榷侵蚀，其损在于国帑，此中轻重，固有权衡。”[45] “查复过严，则各关自顾考成，必求溢羡，或致藉端横索。”[46] “因各关盈余参差不齐，恐每年逐渐加增，无所底止”，所以政府将考核指标固定，“以雍正十三年成数为准，示以折衷之制，俾不致多寡悬殊，其法最为妥善。”[47]可从实际看，乾隆政府过多注意的是防止标准低，税官征多报少，私自贪占，所以考核的数量指标不断提升。而对考核标准提高，促使税官苛收，苦累商民方面，则只是在谕旨中宣传，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进行避免。户部在考核时，掌握标准也有偏差，总怕标准数量低了，税官征多报少。自确定以雍正十三年各关所报盈余银数为考核标准之后，大部分关所报盈余数量，比定量为多，“恐日久奉行不善，或启征多报少之渐”，[48]又改变考核标准，与上三届比较，其作用是不断增加各关盈余征收数量。在执行中，户部或因上三年受灾，税收数量不足以进行比较，或因上三年短缺，也不能进行比较为词，比来比去，结果选择的是按照上三年，或上上三年中最多之数进行比较，越比越严，越比数量越大，自然逼着税官，浮收苛收，使税款增多，以达到考核标准，因此，苛收实际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嘉庆政府，正是看到前届政府的弊端，才出台减量的固定数量标准。“向来各关征税，于正额之外，将盈余一项，比较上三届征收最多年分，如有不敷，即著经征之员赔补。以致司榷各员，藉端苛敛。”根据各关盈余数目，多者减少，酌中规定指标。[49]但是减量后，税官并未因此而停止苛收侵贪。自四年定数以后，浒墅、淮安两关，多有短缺，九江关也是连年征不足额。九年，提升了这些关的数量指标，还美其名曰：“酌减”。据道光帝追忆，这恐怕与嘉庆帝认为，税官“非办理不善，即系侵蚀入己”有关。[50]扬州、凤阳等关，则因为由督抚兼管，地方官征收，税官可以从中沾润，所以提高了这类税关的数量标准。应该说，当时政府的感觉和认识都符合实事，然而，提高了考核指标之后，不但短缺税款仍然长期存在，而且越严越缺，事与愿违，令政府百思不得其解。“各省关税正额、盈余，皆系久经酌定数目，相沿征解。各关每届期满奏报征收银两，大约不甚相悬。间有缺额，次年得有羡余，仍可补足原额。即江南之西新、海关、扬关、凤阳、芜湖等关，亦莫不然。惟淮安、浒墅两关，十余年以来，历报短缺，为数甚多，竟有积重难返之势。岁丰岁歉，皆不足额，殊不可解。该两关监督已非一任，或因缺额降革，或因赔项不能完缴，呈报家产尽绝，欠项累累，年复一年，殊属不成事体。淮、扬、苏州为著名繁富之区，从前司榷税者，皆有盈无绌，若谓米船、客货，近年皆裹足不前，揆之情理，必无此事。如谓两关历任监督，悉皆昧良侵蚀，亦未必尽然。”[51]这足以证明，单一的考核标准，确是制度缺陷所在。
这种唯一的量化考核指标，使得税官只考虑征收税银的数量，完成自己的政绩，不想办法争取货源，更不考虑与税收相关的其它问题。例如：嘉庆五年七月间，“因毛城铺漫工，河身水浅，重载艰行，势须分驳小船，或盘坝从运河远绕，于商力不无拮据，以致来者寥寥。驯至八九两月，日渐缺乏。”淮安关监督巴宁阿“悬示晓谕，令商贩人等，于旧例除梁外，凡有豆载千石，暂减免十石，并南来货物，亦于百斤中，暂免包皮五斤，以赒其迂远驳运之费。”到十至十二月间，“虽漫口照常，而盘坝驳载，归运河而来者，日加云集，是以扣至本年正月报销，计数不特无亏，较上年仍多银四万九千余两。”而嘉庆帝不但不鼓励，还要警示，“汝系弃瑕录用之人，一切益当谨慎小心，庶可少赎前过。”[52]在这种管理下，还有哪位税官肯冒赔款风险去招徕商贾呢？
不仅如此，还会造成虚报瞞报，造假做假的更严重后果。康熙五十五年，一些税官“将任内所收税银，任意縻费，或朋蠹侵蚀，任期将满，捏造缺欠钱粮”。[53]户部发现，各关监督一年限满更替时，“捏造钱粮亏空，题请展限者甚多”。后来规定，对这种造假者，“照溺职例革职。”[54] 六十一年，长芦盐运使段如蕙代理天津关务，“捏作亏缺，谎称赔补”。关税实缺四千七百余两，谎称缺二万三千两。后因其有悔悟表现，巡抚“不峻责指参”。雍正帝虽然知道此事所办不妥，但“段如蕙因他做事声名好，所以将就了此事。”[55]名声好的税官，况且如此，更何况那些贪污成习的官员，虚报之事，竟可想见，革职也不能阻止他们在考核中的造假行为。河道总督赵世显兼管淮安关，因其是“自行题请”奏报关税，所以他就在奏报中作手脚，“于多征者，不据实报解，缺额者又缺少报多。” [56]乾隆年间，四川夔州知府雯基，挪移夔关税银，将杂税补充粮、木税，也是怕年底考核，受户部驳查，过不了关，所以“通融添补，并略为增加，以见各税增多。”所剩杂税银，“雯基即行侵欺入己。”大约“每年有三、五千两不等。”[57]嘉庆四年，知州张光熙任内，呈出临清关库银两，有牵混挪移，亏缺关税之事。该事起于乾隆年间，历任知州“秦震钧、许承苍、邓希曾、张度等，辗转接收”。到张度时，“欠交未补银三万二十三两七分一厘”，用“历任交收公馆玩器等项”为抵补，实无认赔银银两，以致关库亏空。[58]事由造假而成，总由短缺关税，通不过考核而起。芜湖关关库亏空案，也是很典型的造假案例。芜湖关每年分两次上解税款，在有军事行动时，为了就近拨款方便，户部令税款存留关库，等待运拨。道光二十一年，正当外国入侵之际，户部令芜湖关将存留关库税银30万两，解往江西省以备军需。这时新任管关道员周祖植，向巡抚禀报，关库已无存留税款。经安徽巡抚程懋采调查得知，该关附加税“解饭及官吏养廉工饭各项约用银七万余两。”因关税短缺，办公费无出，所以历届道员向关库借支。“自乾隆年间，前道宋镕起截至本年升道王兆琛止，统计四十余年”，官经二十余任。开始只借数百两，或一二千两，遇到卸任，转交接任之员筹补。但补充少而支出多，寅吃卯粮，累积“为数甚巨”，而这种方法“遂沿为积习”。特别是道光三年以后，“沿江频遭水患，商贩渐少，榷务渐衰，盈余屡有不敷。则杂款更形短绌。每逢报解，循案借支，即将书吏领状于交代时列抵，日久致成巨累。”嗣后“漫无限制，竟至透借六年”，[59]致亏空关库银二十余万两，相当于芜湖户关一年没有税收。令人惊奇的是历经四十余年，二十多任道员，每年都要通过巡抚，将自编的假税收册档上报蒙骗，户部无法查觉。如果不是向江西拨解，这假还要造下去。有人总结说：“从前足额之际，各关希冀侵渔，固恐以多报少。而近来缺额之际，各关惧干参劾，又恐以少报多。盖实奏报，则短收之数太多，必致著赔，限满降革监追，不得不将奏报税银数目，全行捏饰，暂免目前。” [60]这类事例在督抚兼管，地方官经征的税关中，已经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这样的考核，确实无法达到政府想要的目的。
考核量化标准第一，无可厚非，也是容易衡量的硬指标。然而，还应该有一些软指标，使考核具有全面性。康熙五十年，浙江巡抚王度昭曾经对北新关税务进行调研，思考关税如何不缺额的办法？他发现，缺额“多由司榷者，不善招徕，家人巡拦，因之苛索生事，以致商贾畏避不前。”是时监督誇色“每以缺额为忧”。王度昭告之，“首任恤商，次严仆役，务存宽大，勿较锱铢。”誇色亲历收税地方，“开诚劝谕，秋季遂报溢额。冬季客货，亦源源而来。且商贩、铺户，众心悦服。”[61] 5年后，康熙帝亦说：“昔南新关有一监督，问巡抚王度昭，钱粮如何不致缺额？王度昭告以从宽征收，断不欠缺。后果如其所言。”[62] 以后，北新关监督徐元梦革除弊窦，继任者“复加厘剔”，税“稍重者，量为宽恤，行旅颇称便益，钱粮亦有溢额。”[63]广东太平关，“从前因盘查过严，客商多由别路行走，以致课银渐少。”经巡抚杨文乾“查知其弊，即出示轻减，商贾乐趋，课额或可少增。”后果如所料，比上年“多增银七千一百二十余两。”[64]雍正帝也提出，“若不累商民，并不科派，又能增添钱粮者”，可以议叙。[65]因此，首任恤商，次严仆役，务存宽大，这三条实际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考核软指标。可惜清代前期历朝主政的中央重要大员，都没有考虑将这三条列入考核标准中，他们忽略了这些软指标，以致造成考核制度缺陷。
还当提到的是，道光政府根据浒墅、淮安、九江三关年年短收的情况，减少了三关考核的数量指标，也未减轻这些关短缺税银的情况。十年，围绕浒墅、淮安关短亏税银，政府官员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户部认为，淮安关、浒墅关“近来屡有亏缺，动至数万，及十余万两之多”，虽然有税官经理不善的问题。但通过调查认为，“该关自盈余定额已阅数十年，更换关差已经数十任，频年短绌，历任报亏，似未必尽人人不善经理。推原其故，自系今昔情形不同之所致也。”[66]当时，黄河时常泛滥，运河受到影响，沿河各关税收随之减少。商人偷漏，时有发生。淮安关有商人从青口绕越，偷漏关税。[67] “至浒关之西有乌溪港税口，离大关二百余里，属常州府荆溪县，与浙江毗连，更有附近乌溪港之四安山，与长兴县交界。民间新开山路，直达金陵不过百里”，该处漏税更多。[68]此外，运道不畅，吏役扰累，也使嘉庆、道光年间，商人弃河行海，使运河各关税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浒墅关“关税短绌”，据监督称“内河关税向比海关例课为重，近年海洋平静，各商船多由海运经行。”[69] “近来大宗豆货，悉由海运，计本年只收豆税银六千余两，与从前多寡悬殊，因之南北纸杂各货，亦多夹带豆船，往来走海。其由内河赴关投税者，皆系零星客贩，船小税轻，未能旺盛，盈余短绌，实由于此。”[70]加之，“近年以来，实因钱贱银贵，以致商民交困。”浒墅关缺额过多，“则由于钱贱银昂，商贩稀少。今以该关榷税论之，凡商人纳课，向例由银铺代完。从前该关与银铺私定价值，每银一两勒折制钱一千五六百文，数年来钱贱银贵，竟加至二千四五百文矣。此外，尚有各项需索，大约非五千文不能完银一两。浮收勒索，莫甚于此。兹闻南北商贩以关税过重，无可生息，因此歇业者多。”[71]
而蒋攸铦等官员认为，淮安关监督，有“不认真稽查，一任奸商偷漏，丁役卖放，诸弊丛生”的情况。[72]芜湖关、九江关“滨临大江，奸书蠹役，勾通黠商，私行卖放，是各监督自耽安逸，任听家丁、胥役人等，朋比分肥，通同一气，以致额征银两，往往亏缺。”[73] “各关补放监督，携带家丁，派令分稽小口。该家丁等，倚势作威，小则需索饭钱，大则得规卖放，种种弊端，无所不有。”[74]据时人记载：“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75]政府规定，漏税罚银，一半赏给巡获人役，一半存充公用。由此可知，实际纳税四十石，官员、书吏贪污四十石，商人偷漏二十石，六十石是四十石的一倍半，贪污漏税已占粮税的150％。由此可以估计，嘉庆、道光年间，浒墅关、淮安关短缺税银中，客观原因大约占三分之一，税官、书役家人贪污，商人偷漏约占三分之二。尽管各关被贪、被漏的数字可能并不相同，但税官—书役家人—富商联合起来，贪污漏税，税官坐享其利，致使国税短缺，势所必然，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是实事。不过，这时的政府已经无法控制税官、书役、家人共同贪污，达不到目的考核亦无意义。
注释：
[1]顺治二年十月临清关监督杨鑛揭帖，载《历史档案》1983年2期。
[2]顺治五年十月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见《明清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A9～142，B4986～4987。
[3]顺治六年十月十八日户部尚书巴哈纳等题本，见《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4]顺治四年四月卢六艺揭帖，见《明清档案》A5－146，B2607～2608。
[5]顺治八年九月初一日工部主事刘澍题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6]顺治十七年二月南赣巡抚苏弘祖揭帖，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7]顺治十年七月十二日户部车克等题本，载《历史档案》1983年2期。
[8]孙佩纂修《浒墅关志》卷六，岁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影印康熙十二年本。该志有康熙十二序文，一般称为康熙志，但书中有多处内容提到雍正时期的事，至雍正八年海保任监督，甚至还有乾隆四年字样，说明这部志书不是康熙原版，是后人编纂的。参见《浒墅关志》卷三，建置；卷四，管辖；卷八，榷部。
[9]许梦闳纂辑《北新关志》卷四，课额，雍正九年刻本。
[10]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陕西巡按御史高尔位题本，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86049。
[11]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中华书局1985年。
[12]允禄等监纂《大清会典》卷五二，户部三十，课程四，关税，雍正朝，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5年。
[13]佚名《关税成案辑要》卷五，盈余比较，抄本。
[14]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乾隆六年十二月甲午。
[15] 《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三，关税，考核，比较盈余，见《清代则例》故宫珍本丛刊第28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
[16]参见《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卷七三，关税，比较盈余，乾隆十四、五十八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
[18]乾隆十九年九月初十日浒墅关监督安宁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9辑，第536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79年影印本。
[19]佚名《关税成案辑要》卷五，盈余比较。
[20]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户部，关税，嘉庆朝，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6～6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91年。
[21]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署户部尚书英廉等奏折，见《明清档案》A227～36，B127607～127609。
[22] 《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三，关税，考核，比较盈余。
[23]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凤阳关监督述德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第775～776页。
[24] 《清仁宗实录》卷四一，嘉庆四年三月丙子，中华书局1986年。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册，第225、2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6]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9册，第214页。
[27]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尚书托津等奏折，见钞档。
[28] 《清仁宗实录》卷三一○，嘉庆二十年九月癸卯。
[29]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6册，352～356页。
[30]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尚书托津等奏折，见钞档。
[31]《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6册，351页。
[32] 《清会典事例》卷九四二，工部，关税，中华书局1991年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
[33] 《清世祖实录》卷四八，顺治七年四月壬子，中华书局1985年。
[34]顺治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见钞档。
[35] 《清世祖实录》卷四八，顺治七年四月壬子。
[36] 《清圣祖实录》卷一零四，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辛巳，中华书局1985年。
[37]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裴率度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726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38] 《清世宗实录》卷一七，雍正二年三月壬寅。
[39]雍正二年四月初十日江宁巡抚何天培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辑，第468页。
[40]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南织造兼浒墅关监督海保奏折，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7辑，第276页。
[41]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广东巡抚郭世勲题本，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70226。
[42]甘汝来《请除烦苛之榷税疏》乾隆元年，见《清经世文编》卷五一，户政二六。
[43]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
[44]乾隆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湖北巡抚崔纪奏折，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72433。
[45]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乾隆六年十二月甲午。
[4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
[47] 《钦定户部则例》卷五三，关税，考核，比较盈余。
[48]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署户部尚书英廉等奏折，见《明清档案》A227～36，B127607～127609。
[49] 《清仁宗实录》卷四一，嘉庆四年三月丙子。
[50] 《清宣宗实录》卷五三，道光三年六月壬寅，中华书局1986年。
[51] 《清仁宗实录》卷三一○，嘉庆二十年九月癸卯。
[52]嘉庆五年三月初四日巴宁阿奏折，见《宫中档嘉庆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序号005270。
[53]康熙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穆和伦等题本，见钞档。
[54]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甲寅。
[55]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十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194页。
[56]雍正二年二月初六日额外御史监督淮安钞关税务庆元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572页。
[57]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四川总督阿尔泰奏折，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9辑，第752页。
[58]嘉庆七年三月初七日山东巡抚和宁奏折，见《宫中档嘉庆朝奏折》序号007565。
[59]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折，见《宫中档道光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序号003833。
[60]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给事中郑世任奏折，见《宫中档道光朝奏折》序号004079。
[61]康熙五十年十二月王度昭奏折，见《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453～454页，台湾故宫博物院1976年影印本。
[62]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壬午。
[63]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朱轼奏折，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1246～1247页。
[64]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广东巡抚杨文乾奏折，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781页。
[65]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广东巡抚郭世勲题本，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070226。
[66]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尚书托津等奏折，见钞档。
[67]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204页。
[68]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425页。
[69] 《清仁宗实录》卷三三四，嘉庆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70]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延隆奏折，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
[71]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十一日给事中孙兰枝奏折，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11页，中华书局1964年。
[72] 《清宣宗实录》卷一七三，道光十年九月癸亥。
[73]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2册，第336页。
[74]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39册，第215页。
[75]冯桂芬《罢关征议》，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七，户政二四。
感谢台湾学者刘序枫教授、郑永昌博士为本文提供的资料。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