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元末明初的广东是一个乡豪所支配的社会。乡豪势力所支配的格局与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分布密不可分。《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何真家族的事迹为线索，详细地再现了元末明初广东乡豪势力崛起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元末广东群雄竞起，东莞境内势力最强的乡豪们占据了四大盐场和盐栅，他们不仅控制食盐生产和运销，也控制这些地区的盐民。何真的崛起，与控制东莞、惠州地区的盐场密不可分。宋元时期乡豪控制盐场社会的现象，提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中国历史上王朝统治下的食盐专卖制度。就广东而言，宋元食盐专卖制度似与明代以后的食盐专卖制度有所不同，无论是盐民的管理，还是食盐的运销，宋元时期官府力量显然并没有完全渗透到盐场社会，乡豪势力是盐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元末明初；广东乡豪；何真；《庐江郡何氏家记》；盐场社会
【作者简介】段雪玉（1971—），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2006级博士生。
最近的研究表明，元末明初的广东是一个受乡豪势力支配的社会。这些研究以东莞伯何真为代表的乡豪势力在元明之际的遭遇为中心，勾勒出广东政治的演变过程，揭示出地方社会在明帝国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治和文化策略之下的转变【1】。实际上，如果将这些乡豪势力放入苴巨匠在的地域社会中进行审视，便会注意到乡豪所支配的格局与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分布密不可分。本文讨论的重心，在于元末明初地方政治格局生成和演变的社会经济基础。乡豪势力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地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的转移。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的《庐江郡何氏家记》是一份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2】，生动、详细地记载了元明之际广东社会乡豪势力纷争的过程。然而，由《庐江郡何氏家记》一书获得的信息远远不止这些。如书中多处提及东莞境内的几处盐场、盐栅，显示出何真家族及其他乡豪势力与东莞、惠州等地盐场、地方盐政的密切关系，以往史家对此甚少提及。本文关心的是，凭借元末广东社会动乱而崛起的何真家族与盐场有何关系?盐场之于何真等乡豪势力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本文以《庐江郡何氏家记》为卞要中料，结合广东地方文献（方志、文人文集、族谱等），以何真家族及其他乡豪势力与东莞盐场的关系为视角，尝试讨论王朝鼎革之际乡豪势力与广东盐场社会的关系。
一、宋元时期东莞何氏家族
《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下简称《家记》）由东莞伯何真子何崇祖于宣德九年辑录。流传至今的是其裔孙何渐逞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重抄本，今人郑振铎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并影印出版【3】。按何崇祖序，《家记》原本出自何真，于“洪武五年（1372），公事余，辑录家记与义祠遗训”，曾出示给宋濂阅览。洪武二十年，何真获封东莞伯，命子崇祖“携家记并遗训及诗文回惠，藏于义祠”。六年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何氏受蓝玉案牵连，“阖族丧于非命，祠废记亡”。朱元璋的大赦，何崇祖得以“苟幸一生，复见天日”，至八十余岁始将散佚的《家记》辑录成篇。《家记》记述何真及其家族事迹相当详细，尤其是元末何真起兵的历次战争，非亲历者不可能记载如此纤悉。相信何崇祖在经历家难后手里应有若干残简保留，作为辑录的依据。因此《家记》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4】。按何崇祖的辈份，《家记》首叙家世源流，始祖乾符在宋室南渡后“由南雄郡宝昌县沙水乡七星树下珠玑巷”南下抵东莞，初居莞邑附郭栅口【5】，生高祖，高祖娶东莞横冈袁氏，生曾祖发藻，发藻娶四妻、妾，共七子，其中邝氏生何真父亲何贤等三子，何贤生何真、何迪二子，何真有六子。何氏传五世，在东莞开枝散叶。文内对曾祖何发藻“家道寝昌”的事迹着墨颇多，称其“创土名员头山、石壁头、周塘等宅场，筑居员头山【6】，招佃张、游、吴、黎、陈、魏、黄、叶等姓旁居”【7】。有大片耕地和佃户，说明至何真祖父一辈何氏在当地已颇具实力。
何真出生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8】，自小喜骑马射剑，也颇涉诗书。至长，娶上茶园叶氏，生六子。年轻的何真与广东官府中的一些吏员多有往来：广东廉访司书吏赵伯高、李文彬，都元帅府知印范士雄，并由此结交都元帅府元帅，曾拜访海北道廉访司佥事黑的儿。何真还交游“郡儒”黄观澜、孙蕡【9】、林齐汉，在地方士宦社会中建立起关系网络。元末的东莞社会，“刑罚不中，乡豪武断，贵凌贱、富欺贫”【10】。元至正初（1341—1368），何真曾跟随伯舅游闽浙。时广东“南台御史八撒剌不花镇省，便宜行事，下都元帅沙家班、知印范士雄狱，死。缘沙家班前授金紫光禄大夫，降散官，故不拱伏，致祸及身”。何真除授河源县务官，旋改任淡水场管勾【11】。考淡水场，宋时惠州所属归善县境有“淡水盐场”【12】。元大德《南海志》载“淡水、石桥二场，隶惠州路……淡水．场，周岁散办盐一千九百二引”【13】。元代广东“盐场十三所，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14】。但是，何真却没有赴盐场上任，《家记》声称是由于世乱：“时湖广徐真一，号红巾，起兵沔阳、浙东；方国珍截粮于海道；张士诚起兵高邮；陈友谅起兵江西；南海卢述善聚船叛逆；三山邵宗愚，字仁可，聚兵抗官”【15】。不过，僻于海边的从九品盐官显然不能使何真安心，面对元末社会之乱象，何真归侍母亲，以等待时机。
很快，“台官命都元帅府及万户府调各县兵，分道征宗愚。东莞差明安督兵，选父（何真）与封微之【16】从征”。何真初战即告败，辞归。此时广东大乱，“韶、庆、潮、惠蜂赴”，何真赴“便宜官前陈剿寇安民之策”【17】。东莞君冈王成【18】起事，“呼乡豪，皆赴”，令至何真，何真婉拒。王成以射盟为由赴何真处，何真与叔父何同兴设计杀王成失败，遭到王成的追杀。无可奈何之下，何真于至正十四年（1354）“与叔祖同兴、梁志大等赴元帅府告（王）成作乱”，蒙调万户府兵剿捕，失利。时王成出赏帖擒告者，其中能擒何真者赏百金。何真遂伪造官批离开东莞逃往博罗，后“由归善虎琶迳回坭冈佃甲龚鬍家居”【19】。
至正十五年，东莞县境内乡豪势力相继而起，割据一方，相互间混战不已（参见表一）。东莞势力最大的几个乡豪如文仲举、郑润卿等，控制的正是东莞县境靖康、归德、东莞、黄田等几大盐场和盐栅。文仲举、郑润卿“常请（何真）代领其兵，战无不克”【20】。王成攻寮步的封微之，微之被杀，其子封靖卿投奔何真，欲联合何真而自立，何真却认为“须因地利而籍文公（指文仲举）之势方能济事。遂谋于仲举，筑清塘镇焉”【21】。足见其时何真势力尚弱，不得不依附势力更强的乡豪。
表一 至正十五年（1355）东莞乡豪割据形势一览表【22】
二、宋元时期东莞盐场社会略探
东莞生产和管理海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末三国时期，“东莞县，汉南海郡地。吴甘露二年（257）始置司盐都尉。晋咸帝咸和六年（331）立东莞郡，其治在东莞场。莞字本作官，领县六，宝安、安德、兴宁、海丰、海安、忻乐是也。安帝义熙九年（413），立义安郡。宋齐志云东官太守，治宝安县。南齐志亦云东莞郡，有宝安，而治怀安，是晋宋齐皆为郡”【23】。唐代东莞“有盐”【24】。宋代，“广州东莞、静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佘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25】。按《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时东莞有靖康、大宁、海南、东莞、广田（或疑“黄田”之误）、归德等场，是广州的主要盐产区【26】。《宋史》载东莞有“静康等三盐场，海南、黄田等三盐栅”【27】。元代，隶属广州路的七个盐场有四个都在东莞县境：“广州本路所管者，靖康、香山、东莞、归德、黄田、海晏、矬峒七场”，其中“黄田场周岁散办盐五百八十二引；东莞场周岁散办盐四百一十二引；……归德场周岁散办盐二千五十八引；靖康场周岁散办盐二千五十八引”【28】。又，元“大德四年（1300），改广东盐课提单司。……盐场十三所，……靖康场，归德场，东莞场，黄田场，香山场，矬峒场，双恩场，咸水场，漆水场，石桥场，隆井场，招收场。小江场”【29】（参见图1）
宋元时期东莞已是广东海盐生产中心，东莞濒海地区的居民多以鱼盐为生，如大奚山（今香港大屿山）岛民“不事农桑，不隶征，以鱼盐为生”【30】。从现有史料来看，宋元官府对盐场的管理，既有官府管理的盐户、亭户，也有独立自营之盐民。宋代广南路官府管理的盐民称“盐户”或“亭户”：“广州濒海煎盐户，输官盐，每斤给钱六文”【31】。广南
东路南恩州阳江县（今广东阳江县）曾“劝诱到民户”开置盐田并“置场”，该路提举盐茶司“置灶六十有七”【32】。即使是那些被纳入盐场的盐户、亭户，将所煎盐中卖人官后仍保留生产的自由：“诏广南东路亭户中官盐货正额与额外之数，并依两浙正额盐价一十四文足收买。所添钱舷官给一半，客纳一半，仍令榷货务添揹前去盐场送纳”【33】。按卖纳盐课数量的差别，“亭户”也有等级之分。如广西路廉州盐场规定亭户按月卖纳盐课从“八石至三石，凡五等”【34】。也有上、中、下三个户等的划分办法【35】。亭户也有贫富之分，有盐户不能如额交纳盐课，为筹资而“质其妻子于富室”【36】
盐场以外的盐民其性质为合法的私盐户，可以自营海盐。在官员的招置下，有些盐民也愿意被纳入官盐场从事生产：“（绍兴三十年五月，1160）二十八日广东提盐司言：秉义郎高立，前监静康、大宁、海南三盐场，任內同专典宋初招置到盐户莫演等六十二名、灶六十二眼，乞推赏事。……欲将监官高立比附淮东监修置场官降一等减一年磨勘，专典宋初令广东提盐司依淮东手分体例犒设一次。从之。”【37】郭正忠先生认为“莫演”等六十二盐户为独立自营盐民，“他们不论迁徙、经营产业、处置其产品等，都有一定的自由”【38】。自营式盐民的利益一旦与官盐利益发生冲突，官府往往以“私盐”之罪名加以惩治。庆元三年（1197）闰六月广东大奚山岛盐民动乱，时任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派人人岛剿抚【39】。汤开建先生对大奚山岛盐民的研究表明“宋王朝虽然在大奚山设立了海南盐场，集中了一部分盐民，但仍有相当大部分盐业生产个体户未在国家控制之列”【40】。
宋末元初，广东作为南宋政权退守的根据地，抵抗一直很激烈。特别是东莞和新会，成为南宋益王赵星及其军臣最后驻守和抵抗之所。东莞有熊飞“奋起勤王”，至元十三年（1276）失败身死。虽然东莞县志称“元既混一，设官治邑，賦税稍轻，民亦安戢”【41】，实际上境内的动乱一直没有停止。至元二十年，广东沿海盐民起事，《元史·合刺普华传》详载此事。时合刺普华因漕运事得罪阿合马：“阿合马愤之，乃出合剌普华为宁海路达鲁花赤，后迁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广东都转运盐使，兼领诸番市舶。……时盗梗盐法，陈良臣扇东莞、香山、惠州负贩之徒万人为乱，江西行省命与招讨使答失蛮讨捕之，先驱斩渠魁，以讯馘告，躬抵贼巢，招诱余党复业，仍条言盐法之不使者，悉除其害”【42】。元张伯淳《养蒙文集》之《嘉兴路总管府推官刘君先莹碑》也载此事：“至元壬午（1282）……明年（癸未，1283）提单广东盐使司事。广寇黎德弄兵，聚致千艘，所过州县倾动。君躬率鹾丁，与之犄角，官场赖以安。所储库盐得存以斤计者八万。招徕叛民顾总统、邓监军凡二十有六人，鬻盐户周从龙等遁去来归者四十家，檎许宽三十42．A．倚众抵禁者”【43】。盐户陈良臣动辄可以煽动“东莞、香山、惠州负贩之徒万人”，“广寇黎德弄兵”也可以“聚致千艘，所过州县倾动”，这种格局正是广东沿海社会的生动写照。
三、元末何真家族的嵋起
（一）避敌惠州，积蓄力量
面对乡豪割据混战的局面，势力弱小的何真不得不依附归德场的文仲举。不过，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受，部将内讧不休，文仲举也容不下这位素有谋略的年轻人。很快，何真与文仲举分道扬镳，回到坭冈【44】。此时何真家庭也发生变故，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何真大病一场。至正十八年（1358），何真娶继妻廖氏，廖氏“乃黄田场盐官女，本官北方人家，法纯良，继母贤淑慈爱”【45】。笋冈乡豪欧广父子聚众筑黄坑岭表营，后筑笋冈营，耻受制于郑润卿、郑患之。欧暴虐失众心，郑赂欧部下格杀之，郑请何真人镇其营。何真人营后，遭到郑手下部将的排挤，他们向郑献计，将何真家属迁人镇营，以掣肘黄田场诸路，欲擒何真。何真认为如果顺之，则命不免；不顺，则南有东莞场吴彦明，西有东煑文仲举、水心镇杨润德，东有盐田萧汉明，北有竹山下刘显卿，都是郑的姻亲，如果联合攻何真，则腹背受敌。何真选择背水一战以摆脱郑的控制。首战失利，何真部将损大半，瓢湖迳一役，何真反败为胜，生擒敌四百余人，斩首者七百六十余级。欢庆胜利之余，何真却窘于囊空，无可为赏，只能借军中殷实将士银帛酬谢将士【46】。
何真与文仲举、郑润卿的两次交锋，虽勉强保存实力不被歼灭，但囊空如洗、四面临敌的窘况，迫使何真开始谋划出走，以避免被诸豪势力吞并的结局。至正十九年（1359），何真派长子领兵往惠州屯驻，遣将赴官告来由。时惠州地方长官姓彭，何真与这位“彭守”关系相当好，二人“情契谊合”。何真来归，彭守表示欢迎：“何公乃旧识，因王成乱，奔居坭冈庄，孤兵处群雄间。今遣子来，乃为名义，无他图”【47】。其时惠州境内也不平静，与郡城一江之隔的宝江，贼营猖獗，何真子及部将与战，大获全胜。彭守录何真等人军功事，申便宜官前，何真得授惠州路府判。至正二十年，何真再升任惠州路同知【48】。何真能够在一年内两次得授官职，这恐怕就是彭守所说的“为名义”吧。跻身惠州路官员行列，何真协助彭守平定境内多起叛乱，势力渐强，引起镇守惠州的一些武将的不满，为避免矛盾激化，何真退回东莞。镇守水心镇的杨润德遣子往迎，许婚姻，东莞桥垅诸营兵遂归附何真。时何真二子与九江水本地氏族联姻，引起黎敏德不满，何、黎矛盾激化，两军开战，黎敏德战败弃营。郑润卿少了黎敏德的协助，自此惶惶度日，不敢扰境。官田的梁国瑞被杨润德打败，携家眷部将归附何真【49】。
（二）转折：平定黄常叛乱
至正二十一年，藩府帅黄常求镇惠郡，专擅兵权，罗织彭守罪名，下狱，鸠杀之。关于黄常叛乱一事，《明史·何真传》略记：“（至正）十四年（1354），……久之，惠州人王仲刚与叛将黄常据惠，真击走常，杀仲刚，以功授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守惠州”【50】。《明史》记黄常叛惠的时间比《家记》所记早了七年，汤开建先生认为黄常叛惠的准确时间应为至正二十一年，而不是至正十四年，王仲刚与黄常实为同一人【51】。黄常在惠州叛乱一事引起了何真的警觉，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平叛。对何真而言，惠州是后方根据地，一旦东莞形势紧张，尚可以带兵退回惠州驻守，以存实力。因此，何真即“命叔（何迪）守镇，遂往征常”【52】。黄常逃出惠州，依附王成，邀王成共同进攻惠州【53】，何真击退之。何真以军功事申闻便宜官，获授惠州路总管，被授命攻打惠州境内叛将。博罗县万户马丑汗、平陵李满林、蓝口陈瑞渊、墩头何福、胡洞镇胡毅可、十社陈英俊、莲塘冈李仁翁来谒何真，皆归附。何真随即率马丑汗等还征东莞的郑润卿、吴彦明，郑、吴相继投降，遣子随侍何真。
平定黄常叛乱之后，何真拥据惠州、东莞等地，俨然一方诸侯【54】。此时，何真的主要对手是东莞王成。至正二十二年，何真将主力移回东莞，开始了与王成的拉锯战。何真首攻据水里狮子围、都乐里东楼围的魏可道。魏可道兵败被部将擒送何真。至正二十三年，何真与王成正面交锋，王成一退再退，从乌湿营、福隆营，退至茶园，再退至水南营，何真步步进逼。王成求援卢述善，卢与邵宗愚、张伯宁男张黎昌驾楼船数百来救援。何真征东莞，张黎昌势穷退回万家租。篁村张邦祥、赤岭陈希鲁、厚街王惠卿闻风降。靖康场李确来战，败，弃乌沙营，奔守海南栅营。何真至东炱，归德曾伯由白石、文七偕侄文朝贵来降。何真命其守营，朝贵随侍。何真回师惠州，征河源，诸寨皆降。八月，卢述善、邵宗愚攻广州，城破，邵宗愚据广州。但是，邵占据广州引起四方乡豪的不满。德庆州元帅李质、岐石元帅梁以默、盐步元帅高彬、西南元帅李质、山南元帅关熙、黄莲同知关敏、清远元帅秦德用、四会元帅方志、紫坭元帅张志卿、市底元帅黄子德、白坭元帅邓举，皆便宜授职，共愤邵，合谋讨邵。邵宗愚见四面树敌，为保存实力，决定退出广州，迎何真人城【55】。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命平章龙天瑞偕将攻循、梅二州，何迪援，败，二州尽为红巾军占有。此时，陈友谅据江西，陈友定据福建，张士诚据浙江，京路梗阻，何真命造船由海路，遣省都事鲁献道进表贡方物，详记便宜授职、征寇事。元帝亲问献道岭南之乱，何真平叛有功，元帝更慷慨授职，何氏家族自曾祖至何真诸子、诸位部将皆有封赠【56】。
虽然受元帝封赠，地位显赫，何真据有广州却招致诸豪强的觊觎。靖康场李确诱卢述善、张黎昌等率船兵攻何真军营。邵宗愚军进攻茅冈，何真腹背受敌，多名部将战死，四子被邵宗愚生擒。十月，惠州降将丑汗暗中交结王成，博罗、河源、龙州、兴宁、循州诸蛮寨皆叛。一时之间，何真四面楚歌，战势危急。何真决定放弃广州城，退守惠州。一路艰险，何真终率残部回到惠州城。未几王成率舟军来攻，何真部将浴血奋战，解围安和营，丑汗中毒箭身死，惠州局势转危为安。何真趁胜进攻王成，回锋东莞，石湾、白沙、增城等营降，皆归附【57】。至元二十六年，何真与王成决战。王成退守茶园营，坚壁不出，竖木栏塞大桥头，断绝进攻道路。茶园营攻破后，王成退守水南营。王成家奴、张进祖及雷万户密谋杀王成，部将陈日新人告王成，王成反杀陈日新。雷万户等擒王成至何真军前，何真释缚，笑其养虎遗患。何真用槛车押王成回惠州，奴求赏银，何真如数给之，却命人备汤锅、驾转轮，缚奴其上，烹杀之，于是“人服其赏罚有章”【58】。何真烹王成奴的故事，《明史·何真传》记载颇详：“（至元）二十六年，复围成，募檎成者予钞十千。成奴缚成以出，真予之钞，命具汤镬，趋烹奴，号于众曰：‘奴叛主者视此。’缘海叛者皆降。”【59】何真扫除东莞、惠州境内最大的对手之后，霸主之势已成定局。有部将建言不如效仿西汉赵佗，割据岭南称王。何真不仅不纳言，反而斩杀了建言者，史载“真保广南，或陈符瑞，劝为尉佗计者，即戮之，示无二心”【60】。
（三）平定岭南，归顺新朝
至正二十七年，何真征靖康场，李确求援卢述善、文七，调百船来援，战败。李确携家眷遁海南栅，靖康等营出降。何真部东征增城、海丰，横扫粤东地区。时邵宗愚命部将朱宝安、黄子敬、莫亚敬守小迳，为广州南边保障。何真命长子、三子越境征车陂、洗村等营，围小迳营，宝安坚壁不出，何真命限三鼓破营，城破。宝安弃城奔逃，何真军人城执黄子敬杀之，莫亚敬逃。五月，何真进攻广州，邵宗愚执右丞跌里迷失、廉访司副使广宁据城坚壁不出。在何真部强攻下，广州城破，跌里迷失随宝安遁，副使广宁被杀。何真出榜安民，犒赏部将。何真随即命部将征循、梅二州各山寨，悉平。差都事徐渊之以克复省治，贡方物于朝，蒙授资德大夫，仍分省广东【61】。
就在何真清剿广东境内各处叛乱时，北方局势大变。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称帝，建国号“明”，改元洪武。大都城破，旧朝即时换了新颜。僻在南檄的何真尚不知此变故。他命润德治省事，亲帅军队征胥江李文俊兄弟【62】。又差都事刘尧佐、检校梁复初航海贡于朝，回粤途经福建，遇征南将军廖永忠奉命征广东，付书尧佐示何真降。何真降明一事，史书记载不一。《明史·何真传》称：“洪武元年，太祖命廖永忠为征南将军，帅舟师取广东。永忠至福州，以书谕真，遂航海趋潮州。师既至，真遣都事刘克佐诣军门上印章，籍所部郡县户口兵粮，奉表以降”【63】。嘉靖《广东通志》、万历《广东通志》所载略同。《家记》稍有不同。何真委尧佐赉书航迎。当时河源守将一宗飞驰人报大明陆仲亨从赣来。何真即奉表于朝，躬往东莞场迎见廖永忠，“燕语欢如平生”【64】。比较上述史料，会发现《家记》多出何真奉元朝为正统以及明大军兵分两路的两个细节。考《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三月甲戌）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籍所部广东郡县、户口、兵马、钱粮，遣使奉表迎降。初汤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其表文请降，且遣人回报真。至是征南将军廖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诣京师”【65】。何真派出的使者改其表文请降，颇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意味。无论如何，何真选择了奉户口、兵马、钱粮等册籍请降的方式归顺新朝廷。
四、明初何真家族与广东社会变迁
（一）收集旧军
“臣本蛮邦之人，逢乱聚众保生，实无他志”【66】，这是何真诣京师面见太祖朱元璋时所言。由元臣变为明臣，失臣节而保生灵，个中滋味或许只有何真自己知晓。朱元璋给予这位降臣以优待，授任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其百余名部将，各授府州县官，拨随任轮差。洪武三年（1370）何真调任山东行省参政。比起那些奉朝请、挂虚名的降臣，何真生前始终受到朱元璋重用，“悉心委任，有隆无替”【67】。
奉命重过庾岭梅，伤心马迹旧苍苔。
山僧唤起烹茶急，父老惊传策杖来。
古树阴森张相庙，飞烟远杂粤王台。
自知桃李为春令，全仗东风巧剪裁。【68】
洪武四年，朱元璋钦差何真回广东“收集头目军士”，这首诗是何真途经梅关时所作。洪武三年，何真由江西省参知政事调任山东，遇事受挫，颇不顺【69】。此次受命回粤收集旧军，何真的心情想必没有衣锦还乡的喜悦。显然，朱元璋对广东已归附何真的各地豪强势力并不放心。何真离粤三年，广东旧部解散，除部将有所除授外，其余豪强势力并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积以时日，或许酿成新乱，不能不说这是朱元璋心腹之患。何真收集头目军士，拉开了明初广东军制建置的序幕。万历《广东通志》称“（国初）尺籍初选于投降归附。不足则籍民三丁之一犯罪编配以充之”【70】，颇为全面地概述了明初广东军制建置情况。
《家记》载：“父（何真）至广，移文广州等府州县。榜谕里长，供报定限赴官。有南海旧头目黄子敬、欧吉、番禺郭顺等自赴领批招军。各府县见名在榜者，或百或十，径赴给凭，候定头目管领赴京，沿途官付行粮、船只。”何真命长子“造册具本回奏”【71】。洪武十六年春，何真奉命再次钦差回粤收集旧日头目军士，并奉旨带四子同办事。何真至广东，“移咨布政司，行各府州县榜谕令，自出官者头目，领军赴京有赏。百户萧芳首出官，何真四子厚赏，萧芳鞍马回家，问者填门。芳称头目领军赴京，必授百户，若拘出头目，定着充军”。很快，故元帅男徐侃出官，其他头目皆出官。主动出官之旧军头目皆授百户，后到者亦授百户。此次收集旧军大有成绩，何真赉册上奏，声称已经收集到“一百六十余员总小甲【72】及军二万余，属本卫支给俸粕”，帝大悦，命铸印实授，将二万余军士及其家属全部收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头目军士都追随何真自首出官，“洪武十四年（1381），辛酉，土孽苏友兴啸聚水乡，置营于湛菜村，刈民以居，焚烧官船，攻围城池，乡邑为之扰乱。大将南雄侯（赵庸）讨平之，降贼者悉籍入戎伍，名降民军，发泗州”。此事于《明太祖实录》也有详载：“洪武十五年，南雄侯赵庸帅兵讨东莞诸盗，凡克寨十二，檎贼万佘人。斩首三千级。……赵庸进兵攻破东莞等县石鼓、赤岭等寨，檎伪官百余人，其党溃散。……赵庸讨平广东，俘贼首号铲平王者至京，凡获贼党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人，贼属一万六千余，斩首八千八百级。”【73】洪武十七年，何真第三次回粤“收集未到官头目军士”，八月事毕，回朝，蒙赐致仕【74】。经此收集，散处各地的旧部、尚未归附的乡豪势力基本被清除殆尽。除收集旧军，朱元璋还在广东大量垛集军士：“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都督刘茶至邑（东莞），验民五丁垛集军一名，三丁二丁者作正贴，二户朋垛军一名，俱入南海卫，名垛集军”。收集与垛集的结果，则是广东各“邑皆军籍，而民籍者鲜矣”！【75】
（二）蓝党案：何真家族的覆灭
何真回广东收集旧军，是朱元璋为防范降臣再起叛乱的军事策略。生性多疑的朱元璋，为确保江山社稷不会旁落他姓，对待共同打天下的功臣、降臣，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清洗。先有胡惟庸案，后有蓝玉案，满朝文武旧臣终至清洗殆尽。
何真家族也不能幸免。何真于洪武二十一年去世，逝前获封东莞伯，逝后朱元璋缀朝，派专人祭奠，葬礼极为隆重。也就在这一年，有人告密何真与胡、蓝结交，朱元璋并未追究【76】。五年后（洪武二十六年），族诛蓝玉、侯文武家。株连天下者“不知几万”。何真长子、四子、六子何宏维皆丧命，身在广东的何崇祖得以幸免【77】。三月，何崇祖携眷属逃亡，“祠废记亡”【78】，何氏家破人亡。五年的逃亡生活，困苦至极：“诚岭南罕有不幸家，罹池鱼之祸，兄弟八人止二兄存，二侄一孙，余父子五人得以复生，泪思避难六载，不日不忧一死。日无温饱夜无枕毡。度日如年，朝不保夕”。至洪武三十一年，逢皇帝大赦，何崇祖携子侄等人始返回故乡：“诏赦內大辟以下咸赦之。吾（何崇祖）与子侄、家僮回乡”【79】。《家记》编年至此结束，大约洪武二十一年何真去世以后的事迹，并非何真所撰之家记，为使后世子孙不忘前耻，何崇祖根据叔伯兄弟的口耳相传和自己的亲历，详尽地记录了此后十年何氏家族的种种事迹，包括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活也巨细无遗地收录进去。《家记》附录了何真的诗文，以及明初儒士宋濂、方孝孺、孙黄撰写的诗文【80】。
结语
《庐江郡何氏家记》一书详细地再现了元末明初以何真为代表的广东乡豪势力崛起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乡豪与地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复杂关系。作为广东海盐的生产中心，东莞盐场的重要性在《庐江郡何氏家记》一书中表露无遗。元末，广东社会群雄竞起，东莞境内势力最强的乡豪们占据了四大盐场和盐栅。很显然，豪强控制盐场，不仅控制食盐生产和运销，实际也控制这些地区的盐民。何真的崛起，与控制东莞、惠州地区的盐场密不可分。年轻时的何真曾获授惠州淡水盐场管勾一职，起事后曾依靠割据东莞盐场的几个豪强势力，原配去世后又娶黄田场盐官的女儿，平定岭南的军事策略之一则是将最难攻克的盐场豪强排在最后一网打尽，皆显示出东莞盐场之于东莞地方政治的重要性。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在其他史志文献中难以发现的。宋元时期乡豪控制盐场社会的现象，提示我们或许需要谨慎对待王朝统治下的食盐专卖制度。就广东而言，宋元食盐专卖制度似与明代以后的食盐专卖制度有所不同，无论是盐民的户籍管理，还是食盐的运销，宋元时期官府力量似乎并没有渗透人盐场社会，那里依然是乡豪势力所控制的社会。他们有独特的管理食盐生产、运销的一套办法，这种办法大略区别于明代以后的官营盐场、专商引岸的制度。《家记》虽然没有详尽地描绘元明之际广东食盐生产、运销的全貌，管中窥豹，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解读乡豪势力与盐场社会、地方政治的关系。
*本文承蒙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刘志伟教授审阅，刘教授指出文中多处错误，并就乡豪问题示教于笔者，谨致谢意！
注释：
【1】参见：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叶中国史研究，2001，（1）：103–121．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J]．历史研究，2006，（6）：49一一69．科大卫．皇帝和祖宗一一华南的国家与宗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81—83．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十七，志第七十三《艺文二》：“何荣祖《家记》一卷何真子，纪真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1页。
【3】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四册[Z]．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1947．
【4】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J]．历史研究，2006，（6）：53．
【5】民国《东莞县志》卷九，《舆地略八·风俗》记：“县邑附郭，物博地广，东自棠梨，西及榕木，居民鳞贯十余里，以所家近市，故商贾百工豪右轻侠，杂厝不纯，然其君子各以文雅矜尚，自胜国以来所称科目渊薮，实在于是”。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6】今东莞市茶山镇有何屋村，村民多姓何。另，附近有黄屋村，“传说此地为宋代一名员差头领的封地，故名员头山”。参见《广东省东莞市地名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东莞茶山何屋村何氏族谱》记载何氏祖眉南雄，历十世。何氏嗣祖迁东莞城西栅口，复迁员头山岭茶山黄屋、刘屋二乡）。明初封东莞伯的何真，为人莞后第五代孙。香港萧国健教授则认为何氏子孙分两支相传，一支世居东莞笋岗松围下（今深圳市），一支是何崇祖的后代，分别居住在东莞之江头、笋岗、大莆。参见萧国健：《深圳地区之家族发展》之肆《笋岗村何氏》，香港显朝书室，1992年，转引自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1页。
【7】《家记》第3页。
【8】按《家记》何真病逝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享年67岁，按虚岁计算需减去一岁，可知何真出生于公元1322年，也就是元至治二年。
【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孙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331—7332。
【10】《家记》第4页。
【11】《家记》第5页。（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何真传》：“元至正初，（何真）为河源县务副使，转淡水场管勾，弃官归”。
【12】（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志第四十三．地理六．广南东路[M]北京：中华书局，1977：2239．
【13】（元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Z]//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按：此处载盐场十三，唯不载海晏场，元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载十四处，收海晏场。《元史》何故缺载。存疑。
【14】（明）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2314．
【15】【17】《家记》第5页。
【16】封微之，东莞枫涌寮步人，元末据寮步，后为王成所杀。参见《家记》第8页。
【18】王成，又名一诚，字可成或可诚，乃东莞石冈巨绅王梦元次子，王梦元多次聚兵平寇，声名远播。至正十一年（1351）后，东莞群雄并起，王成“捐赀募士，屡抗大敌，以功授广东道副元帅”。民国《东莞县志》卷九十一，《金石略三．王府君墓志铭》；卷九十二．《金石略四·故宣武将军广东道副元帅王君夫人黎氏墓志铭》。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作者按：《家记》第6页之“君冈王成”，疑误，当为“石冈王成”。
【19】《家记》第7页。
【20】《家记》第8页。
【21】《家记》第9页。
【22】此表根据《家记》第8页制作，按：表中所列乡豪的割据地皆在今东莞市、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参见《广东省东莞市地名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深圳市地名志》，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
【23】（天顺）东莞县志：卷一·沿革[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2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志第三十三上·地理七上·岭南道[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96．
【25】（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三·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货下五·盐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66．
【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一·食货二十六之二十七．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六日户部条[Z]．北京：中华书局，1957：5248参见：（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九·福建路，广南路[Z]．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409．
【27】（元）脱脱，等．宋史：卷九十。志第四十三·地理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2235–2236．
【28】（元大德）南海志：卷六·盐课[Z]//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明）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2314．
【30】（道光）广东通志：卷五．前事略[Z]，1864（同治三年）重刊本．
【3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四[Z]．北京：中华书局，1985：2671．
【3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一·食货二十六之一[z]．北京：中华书局，195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三。绍兴元年三月壬子条[Z]．北京：中华书局，1956．
【3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一·食货二十六之十一[Z]．北京：中华书局，1957：5239。
【3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五·征榷考二·考一百五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九千七百九十二·食货二十八之二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1957：5292．
【36】《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一，元献公晏殊：《马忠肃公亮墓志铭》载马亮出知广州，发现“濒海盐夫有负课而乏资者，妻孥质于豪族”。《名臣碑传琬琰集》，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452页。
【3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七之三、四[Z]．北京：中华书局，l957：5256——5257．
【38】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92–93．
【39】（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南宋宁宗“庆元三年闰六月”[Z]．北京：中华书局，1957：4150．
【40】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7．
【41】（天顺）东莞县志：卷二．历世事迹[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42】（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合刺普华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6：4383–4385。
【43】（元）张伯淳．养蒙文集：卷四·嘉兴路总管府推官刘君先莹碑[Z]//（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三百九十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60．
【44】《家记》第8—11页。
【45】《家记》第12页。
【46】《家记》第13—16页。
【47】《家记》第17页。
【48】《家记》第18页。
【49】《家记》第19—21页。
【50】（清）张廷玉，等朋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何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834–3835．
【51】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J]．中国史研究，2001．（1）：108—109．
【52】《家记》第21页。
【53】（民国）东莞县志：卷九十一·金石略三·王府君墓志铭[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54】《家记》第22—23页。
【55】《家记》第22—27页。
【56】《家记》第27—29页。
【57】《家记》第28——37页。
【58】《家记》第37页。
【5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何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834—3835．
【60】（万历）广东通志：卷二十四·郡县志十一·人物二-[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61】《家记》第37—44页。
【62】胥江位于今广东佛山市三水区。
【6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八·何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834–3835．
【64】《家记》第45—46页。
【65】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洪武元年甲戌条[Z]//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66】《家记》第48页。
【67】（崇祯）东莞县志：卷六．艺文志[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汤开建先生认为，朱元璋区别对待何真的势力，其部将大多获授官职，而家人却无一授官，说明朱元璋虽然起用何真，但又要防范其尾大不掉，重新称霸广东。参见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5—116页。
【68】【69】《家记》第50页。
【70】（万历）广东通志：卷八·军制[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71】《家记》第51页。
【72】明初卫所中的总甲、小甲应为卫所的基层建制，其编制形式为总小甲，编制原则为每10名军人设一小甲，每50名军人设一总甲。参见王裕明：《明代总甲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1页。
【7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乙未条[Z]／／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洪武十五年十月戊子条[Z]／／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
【74】《家记》第66、67页。
【75】（天顺）东莞县志：卷二．历世事迹[Z]//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76】《家记》第77页。
【77】《家记》第81页。
【78】《家记》宣德九年（1434）何崇祖序。
【79】《家记》第89页。
【80】《家记》第90——95页。
Country Gentlemen, Salt Officers and Local Politics: Guangdong Society
in Time of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from “Record of He’s Family of Lujiang County”
Duan Xueyu
Abstract：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Guangdong was a society dominated by country gentlemen. The pattern of country gentlemen’s dominant and,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 was impartibility. The Record of He’s Family of Lujiang County taking the story of He Zhen’family as a clue was an amply re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course of rise and decline of Guangdong’s country gentlemen 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In late Yuan Dynasty, many powerful men appeared and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gentlemen held four large salt sites and railings. They did not only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common salt but also control local salt people. The growing up of He Zhen was impartibility with local salt site of Dongguan and Huizhou. The social phenomena of salt sites dominated by country gentlemen in the time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inted us that common salt system under Kingdom should be carefully treated. Taking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salt system in the time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s as if similar to that of after Ming’s, whatever the management of salt people and the transport and marketing of common salt, the force of government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did not penetrated into the society of salt site, the force country gentlemen was an important form in the structure of salt site society.
Keywords：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He Zhen; “Record of He’s Family of Lujiang County”; Society of Salt Site
原载《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