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郭松义著．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6
前言
《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是一本专题性文集。我之所以将此类论文编辑成集，是因为农业和农民，不但关系着当时社会的稳定和朝代的兴衰，即使在现代同样十分重要。而我所关注的农业、农民主要指清代，与近代时代相近。那时发生的事和遇到的矛盾，有的到今天仍可寻见源头，甚至有借鉴意义。其次，在我从事的研究生涯里，农业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我的研究成果，除著作外，已发表的百余篇论文中，有关农业、农民的达30余篇、60余万字，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此次，我选录24篇，约40万字，恰好是一本中等部头的书。
我所选录的24篇论文，从内容上可分为5个方面：
一、从国家政策角度作讨论的，像《清初垦荒政策分析》、《由重征九厘银看清初的三饷蠲免》、《清初的更名田》、《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政策投入》、《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清代的灾赈》、《清代的“黄宗羲定律”》，都是针对朝廷的一些重大政策，诸如垦荒、减免赋税、兴修农田水利、告劝精耕细作，倡导多种经营，以及变更田制等而写的。它们与有清一代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
二、直接谈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和农民》、《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清代的男女并作》、 《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清代的牛租剥削》、《清代的灾害和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关系》、《清代的“农转非”》。这里有的是从生产力领域着眼的，如粮食生产量、玉米番薯传播、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灾害与农业；也有与生产关系接链的，如伙种关系、牛租剥削；更有两者兼具的，如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另有若男女并作、“农转非”，则是连系清代社会环境和土地压力加大情况下，在生产领域出现的劳动新组合、新变化，所作的一些考察。
三、关注农产品的流通领域，谈商品粮和商品粮的集散，共两篇：《清代粮食贸易》、《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
四、几篇与农事有关的考证性文章：《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清代的量器和量法》、《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花生别称考略》。这前两篇针对的是清代复杂的度量衡，就田土计量和量器量法作了某种梳理和考订；后者是从玉米、花生传入中土后，因各地称谓不同，常引出混乱，故稍作辩证。
五、在时段上不限于清代但又与清代有所牵连的文章：《略论我国战国至清代的粮食生产》是应当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之约与张泽咸、王曾瑜二兄合作完成的，我负责明清时期和篇末结尾部分。收入此文的目的，是想稍稍摆脱一下单纯说清代，使读者对我国长时间里粮食种植历史的发展轨迹，有一个纵向了解。另一篇是《明末的三饷加派》，它与前面的《清初的三饷蠲免》属于姊妹篇。两稿早在1966年前已完成，因遭遇“文化大革命”，延至l982年、l983年才发表。它们都是谈赋税，先是明朝搞加派，后来才有清初行蠲免但又遭遇困难，都关系到农民。考虑到先已收了《清初的三饷蠲免》，故决定稍占篇幅，将《明代的三饷加派》忝附于后，以示全璧。
上述24篇文章，早的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晚的是近一两年里刊登的，其中也有先在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上的演讲或发言，‘经修改充实被收进论集或在刊物上发表的。在所选文章中，有的具有学术探索性质，像《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清代粮食市场的商品粮数量的估测》。前文以明清两代的粮食生产记录为依据，对其平均亩产和总产作了大体的匡算，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后文前段谈清代粮食销售由多级市场网络所组成，后段推算全国各时段商品粮的数额。虽然我在演算时，采用了上千个基本数据，但由于资料本身的局限和其他客观原因，要作如此大范围、大时段计量研究，必然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主要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不过作为一种学术尝试，或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应仍有其价值。另有一些文章，如讨论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讲牛租剥削、伙种关系、“农转非”等，多是些在学术界触及较少或尚无涉及的问题，多少具有求全补缺的意思。
“更名田”是清初国家出台的一项重要土地政策，治清史者不断有所提及，但在涉及更名田诏旨发布前后事件的演变过程和更名田的数额方面，学者们的论述常有缺误。为此，文章详细考订史实，对其过程和结果，包括更名田数额，力求作较完整的论述。《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的政策投入》一文，是要说明清代农业经过近百年的恢复、发展，又进入到新的转折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繁荣给农业生产带来机遇，同时又因人地矛盾加剧和城镇化的增速，给农业造成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国家是通过哪些政策调控来缓解矛盾的。这除了加大财政注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如兴修农田水利)，减免田赋，扶植农民复兴生产外，还告劝精耕细作，倡导多种经营，而其中的核心便是各随土地条件，勿强民树所非宜，亦不必强有作为，造成滋扰，要使民有余资。即政策要顺从民意，尊重种植规律，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对一个正处于强势的政府尤其显得重要。再就是适时关注生产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妥善加以解决。应该说，上述内容，直到今天仍颇具新鲜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是我从档案、方志、文集、农书等史籍中搜辑30多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资料与邓自燊合编，已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初，我在美国作学术访问，曾以此为题，在加州大学作过演讲，与会者认为类似成果虽有不少，但我的报告仍表现了新意，有新的研究进展。
灾害和环境史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写《清代的灾害和农业》，也是根据提纲先有会议发言，后补充成文。文章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有清灾害数骤增的原因；二、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和农民的应对举措；三、怎样看待农业外延式发展的得和失，即生态环境和灾害的关系，重点放在人们如何应对灾害，积极进行防治上，是以史带论。《清代的灾赈》原是我承担的《清史·农业志》中的一部分。写完后发现它与《清史·灾赈志》内容有所重叠，故抽出另文刊于《清史论丛》中。《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和《清代的“农转非”》是两篇短文，前一篇系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农村费改税3周年向我采访后有感而写的；另一篇则是有关“三农”问题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曾被选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因为多少有以古为鉴的意思，结果被一个内部刊物看中，分别登载，最后又收入《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l辑中，得公开出版，算是说史资政。
以上便是我对所选论文所作的择要说明。至于我的未选文章中，也有经常被人提及或作征引的，甚至在我已选文章里，亦有引述它们数据的，此次所以将其摈斥在外，一是有的文章字数过多，如《论“摊丁入地”》有75000字，太占篇幅；二是还有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已纳入到我的有关专著中了；当然也有别的一些考虑。在这本集子的最后，我作了一个附录，将其未经收录的有关农业、农民文章和所登书刊名称、日期加以罗列，以方便有兴趣者进行检索。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就考虑写一本关于清代农业和农民的书，并注意搜集资料，可却困于偿还旧账新欠而难以动笔。到了90年代中，又因工作关系改变研究方向，离我原先的距离又远了一步，以致拖到今天，眼见年过古稀，精力惫倦，当日设想似已很难完成，故编此文集以示寄托，同时也算是一种交待。
需要说明的是拙作编成后，曾得到著名经济史学者吴承明先生和著名农史专家闵宗殿先生的学术推荐，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