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制糖业大都是在产蔗农村就地煎炼，也属于农产品加工性质。据我们研究，它的生产，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商人资本支配。但在清前中期，主要产糖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制糖作坊，其情况与烟、茶等加工稍有不同，因此另作一节论述。
一、制糖技术的发展
西方国家通用的甜菜制糖，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在这以前，我国都是用甘蔗制糖。我国很早即曾用甘蔗计调味【1】，东汉时已有用甘蔗做馅汤的记载，亦称为糖【2】。而用甘蔗制成现代所说的结晶的糖，据说还是七世纪时唐太宗派人从印度学来的。【3】甘蔗在生长期喜高温和雨水，到成熟期又需干燥晴朗的气候，并不耐霜，产区有一定的限制，在我国以广东、福建、台湾、四川为宜，其他江南各省亦有少量生产。明代以前有获蔗，亦用以制糖，以后则皆用竹蔗。蔗中密节之种，则主要用作食蔗。
制糖工艺一般是制黑糖（红糖）比较容易，制白糖较难，而制冰糖（糖霜）属精致工艺。在杨罕的《异物志》中，即有将甘蔗汁“煎而曝之，即凝为冰，时人谓之石蜜”之说。到宋代，则确已有冰糖生产，实属可贵。不过当时制造冰糖尚无一定的加工程序，生产很不稳定，工具亦简单，产量不多。南宋人王灼著《糖霜谱》，记四川遂宁的撒山一带，有糖霜户近400家。他们将甘蔗去皮，剁成小片，再碾碎或舂碎成泊。将泊入额蒸透，然后用榨床榨出糖水，所余蔗渣经煮后，仍可再榨。所收糖水，煎稠后放人瓮中，插入竹片，听其自行凝结，过五、六个月后将冰糖沥出。但是，“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沥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铣两无获，域〕收数十斤近百斤”。并且，在山后、山左一带人家，“霜成皆下中品”，有的地方，还“不能成霜”，只好将糖水卖给山前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前和山右的300家糖霜户中，已出现拥有数十瓮的上户（小户只有一、二瓮人这种上户用工达“一、二十人”。不过，这一、二十人只是用于削甘蔗皮和剁甘蔗这一工序，不需多少时间，若有雇工，亦是短工，很可能是地主雇工。
到明代，种蔗制糖，转以广东、福建为盛。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其他地方产量合计只能占十分之一。不过，崇锁时，荷兰人占据台湾南部，在那里推行单一种植业的殖民主义政策，使蔗田面积达到稻田面积的三分之一，砂糖年产量达170余万斤，宋应星大约未予计入。
明代制糖业，照《天工开物》所述情况，在工具、技术和工艺上，都比宋代大有进步。首先是蔗车的使用。广东的蔗车都是木制，主要构件是一对坚木（荔木）制的轴辊，直径约2.2尺，高3尺，竖立在车床的上下两块横板（天盘、地盘）间。轴上端凿成阴阳凿，使两轴相接。其中一轴有长出1尺余的轴颈，出样于车床的天盘，接以担犁，用半拉着绕场转走，带动两轴相向转动。投蔗于两轴间，即压榨出汁，下有潜接收，流入缸中。压榨三遍，尽得其汁。这就比前述的削皮、剁蔗、碾碎、蒸熟再榨汁，工省而效率高得多了。蔗车的制造，也比用于榨油的各种榨槽（都是靠人力打入楔子）进步得多。
其次是炼糖。明代采取三级炼糖法，即蔗汁“经炼为赤糖，再炼燥而成霜为白糖，再炼而凝之则曰冰糖。”【4】按《天工开物》，糖灶设三锅，列如品字。先将蔗汁加入0.5%的石灰，除去杂质，依次人三锅煮炼后，凝成黑砂，即是红糖。将这种黑砂置于陶制漏斗（瓦溜）内，用黄泥水将黑渣淋下，溜内所存糖的最上一层变白，即为白糖，其下层仍带黄褐色。将白糖加水煮沸，用蛋清澄去浮渣，置于钵内，撒入约一寸长的竹蔑片作媒剂，使自行结成冰块，即为冰糖。每次煎炼，都要看水花火色，掌握时间、温度，须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天工开物》说：“种蔗十亩之家，即制车釜一付，以供急用。”【5】这样，上述糖的生产过程，完全可以在农民家庭中完成，他们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若说每家蔗农都置备用牛驾驶的蔗车，恐怕是不可能的。该书所说，大约是指富裕之家。在前引《糖霜谱》中说，“碾缺则舂”，即置备不起石碾的人家只好用石臼舂蔗压汁。在明代，碾或舂的这种原始方法，仍是大量存在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讲福建的制糖法就不用蔗车，而是“取蔗入硾杵烂”【6】。鉴于在明代史料中，还没有看到较有规模的制糖作坊的记载，我们只能认为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到清前中期，广东蔗糖的生产扩大到番禹、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而罗定州的糖厂林立，伊然成为制糖的中心。同时台湾成了重要的产糖地区，康熙末年产量达1亿斤，【7】嘉庆以后稍衰。而四川的沦江流域却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地区，由内江发展至资阳、资中、简阳等县。
在制糖技术上，清前中期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但在量上有发展。在蔗车的构造上，台湾、四川挪用石轴代替木轴，以加大压力。石轴上端凿20个孔，各镶硬木成阴阳齿，互相带动。同时加大了体积。四川蔗车的石轴直径有3.4尺，比明代的大半倍，高也加长为3.4尺。不过，这也使它变得十分笨重。明代蔗车，按《天工开物》所绘图式是一牛挽车，清代则是三牛，行动缓慢。在炼糖设备方面，四川糖灶用9口锅，为明代的3倍。其前夕口锅排成圆形，后5口锅排成一行，利用火力从第一至第九锅依次减弱，各有不同的用途。第一第二锅称泡子锅，煮蔗汁去泡沫；第三第四为糖锅，蒸发蔗汁水分；第五第六锅为紧锅；第七锅为出糖锅，糖饧至此成糖；尾部两锅供烧热水用。使用这些设备，产量增大，效率也提高了。
工艺方面，清前中期亦略有改进。原来糖作为商品运销，是以白糖为主，在明末即称洋糖，因“西洋糖绝白美，故名”【8】。《广阳杂记》有段记载说；“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9】这里“偶值屋瓦堕泥”一段，未必可靠，不过白糖的制造，可能是明后期才通行。请前中期，仍沿用泥水淋漏这种原始的方法。不过，到道光初，在制白糖中已形成一套“蔗汁——水糖——糖清——白糖”的工艺流程，不必再由砂糖重炼。并在漏斗上铺纸，泥水自纸上淋漏，渐干后，连纸带泥揭去。所制自糖有上自、中白或上档、二档、三档等名色，其上等者，可与西洋糖比美。漏下之水，复制各种粗糖。制冰糖时，未凝结的冰水亦可复制成二档冰糖。这都扩大了原料的利用率，品种多样化，有利销售。
二、糖市场和商人资本的作用
总的说来，我国糖的资源并不太丰富，制糖手工业的发展也比较晚，长期以来，糖并不是人民每天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半奢侈品。但它的生产从来就是商品性的，并且体小价高，适于远销。清代以来，随着糖产量的增加，糖的市场特别是京畿、江南和海外等远距离的市场迅速扩大。虽然它在整个商品交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我们专作一些考察。
清代糖的产销，以台湾的资料较多，我们先就白糖作一些分析。前已述及，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即把它作为掠夺糖产的基地。他们用贷耕牛、贷资金等办法发展蔗糖生产，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按指定价格收购，运往波斯、西欧等地销售。在此期间合糖出口额，崇须十二年（1639）为18.8万斤，顺治五年（1649）为30万斤，顺治九年（1652）为58.7万斤，顺治十八年（1661）为85.6万斤【10】，20年间增加3.5倍。因缺乏同期产量数字，无法看出各年出口比重，但可从一些年份的情况看出它的趋势。顺治五年（1648），台湾生产砂糖90万斤，其中30万斤运销波斯，60万斤运销荷兰，即全部砂糖都用于出口。十年以后的顺治十五年（1658），台湾砂糖的产量增加到170万余万斤，这年运往日本的有60万斤，运往波斯的有80万斤，留在台湾销售的只有33万斤，这就是说，出口部分达到80%。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他在台湾仍奖励种蔗制糖，并派人去福建带回蔗苗分给农民种植。这时。因兵燹之后，加以西欧、波斯销路断绝，糖的产量有所减少，年产量大约在100万斤左右。、台糖出口则转向日本、菲律宾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台糖运销日本达99.2万斤，几全部为外销。【11】
次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糖产迅增，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超过5，000万斤【12】，康熙末期更达1亿余斤，雍正和乾隆年间，估计分别在8，400万斤至8，800万斤之谱【13】，嘉庆、道光年间约在7，000一8，000万斤的水平上【14】。清政府平定台湾之后，继续出口合糖，同时规定每年运销东洋200万斤【15】。康熙三十六年（1697），“台人植蔗为糖，年产二、三十万，商船购之，以贸日本、吕宋诸国”【16】。这里二、三十万是指银两，当时白糖每百斤值银1.3—1.4两，即合ｌ，500至2，300万斤，约为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时，清政府放松海禁，大陆成为台糖的主要市场。康熙时，“福建、广东准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乾隆时，又将准商人使用“横洋船”，这种船，梁头达两丈以上，装载量大，从台湾直驶天津，称为糖船，又称透北船【17】。此外，台糖还通过厦门运销东南各地。“赤色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18】
贩运台糖的，有台湾商人，但很多“系江浙客民赴台湾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19】，而“海船多（福建）漳泉商贾贸易”【20】。漳泉商人从漳州、泉州、兴化、福州载当地土产运台湾，国船时载台湾的糖和其他物产到厦门、上海、苏州等地。在台湾，雍正初年就有了商人的组织，名叫“郊”。最大的有北郊、南郊和港郊，谓之“三郊”。其中北郊，主要是配糖兴贩华北诸地。此外，还有专门贩卖台糖的糖郊。乾隆以后，糖郊发达，商贾云集，糖市文渐由南向北转移，彰化一带形成新的糖区。糖的贸易利润很大。朱小阶在其所著《小琉球漫志》中说：“漫讶飞霜暑路中，舳舻货殖倍三农，海东千里饶甘蔗，何啻人间千户封。”又在其序中说：“糖之息倍于谷，台地富户每岁货糖吴越，所息不赀。”【21】
广东的制糖业历史悠久，制作较精，其白糖也供出口。“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次白者售于天下。”【22】国内市场亦行销甚广。如“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3】“琼〔州〕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4】潮阳“黄糖白糖，……商般装往嘉［兴］、松（江）、苏州，易布及棉花。”【25】澄海之糖，“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26】。这些糖货，经”海船（广东称增船）北运，说明它已经成大宗的贸易。福建的糖也是海运天津。直隶总督刘于义在《奏闽船到津拆》中，所列商货，首项就是“白糖、松糖”【27】，其价值可知。
四川的糖，除省内销售外，主要是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也逐渐扩大，竟与台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注云：“台地糖米之利，近济东南，远资西北，乃四川新产之糖价廉而货美，诸省争趋之。台糖因而减市。”【28】
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是促使制糖业扩大生产规模、以至出现一些工场手工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是商人积累资本、并渗入以至支配生产者的过程。他们首先是通过预购、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蔗农的家庭制糖手工业，同时，也会以同样办法控制一些制糖作坊，最后，他们还可能直接投资，开设一些雇工生产的手工糖厂。下面是一些事例。
（广东）“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29】
（四川富顺）“种得万挺千挺蔗，预贷十万八千钱，始春得钱十胜千，半果饥腹半入田。”【30】
（广东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桔，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31】
（台湾）“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指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32】。
这里第一个广东之例，是贷款给蔗农，他们是“家家晒糖”的小生产者。出贷者是“糖房”，广东的糖厂通称“糖寮”，这里所说的糖房大约是商人经营的糖栈，故说“旧糖未消，新糖复积”。第二例四川，也是贷款给种蔗的小生产者。出资人未详，看来也是商人，惟原注有“种蔗者皆以春初贷钱霜户”，这霜户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商人开的糖房。总之，蔗农经常是靠借高利贷作为糖本，这在以后的文献中就更多了。第三例澄海，明说是“富商巨贾”放账给糖寮。第四例台湾，是“客人”即各地来的商人向糖厂（在台湾通称糖廍）预买。这两则是商人资本控制糖厂之例，看样子也是普遍现象。
糖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在还没有巨大的产业资本投资制糖专业的时候，由商人控制生产，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以远距离贸易为主要市场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如台湾在康熙末年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嘉庆初年发生蔡牵起义事件，这时海运受阻，商人裹足，台糖生产即大幅度跌落。不过，上举这些资料，还只反映商人资本通过买卖或借贷关系控制生产，剥削生产者，他们还不具备包买商的身份，因而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前面提到，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到清前中期，这种小商品生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从上引广东“家家晒糖”的记载可知。但是，清代已有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糖廍、糖察、糖房，这些糖厂的性质如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们的生产规模，再探讨其生产关系。
（台湾）“十月内筑届屋，二蔗车，雇募人，动廍硖糖。”
“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到廍，又二牛负蔗尾以饲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
“廍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车工二人（将蔗入石车硖汁），牛婆二人（鞭牛陕蔗），剥蔗七人（园中砍蔗去尾去箨），采蔗尾一人（采以饲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价逐月六、七十金。”【33】
这里所记台湾的糖廍，每廍用牛18头，用工17人，一般是分两班，昼夜生产。其中两人是糖师，他们要“知土脉，精火候”，属技师性质，也是生产的指挥者。其余15人各有分工，大约火工、车工需稍有技术经验，其余是粗工。每月工资支出银60—70两，平均每人3石一4.1两。榨糖季节是阴历十月至次年三月，约半年时间。如每廍可榨36甲（合407.16亩）的甘蔗（甘蔗采轮种制，另有36甲休耕）。如是上等的甘蔗，每廍可出乌糖2，400担，每担值银八、九钱，即总产值达2，000两上下。再加工成白糖，价值更高。我们不知道一个糖廍的投资有多大，但从雇工和产值看，规模不算小了。
广东的糖厂，也是入冬在场地“搭寮”。广东是用木制蔗车，较轻巧，也是三牛驾驶，炼糖则较精。其规模无记载，可能比台湾的廍要小。下列雇工记载，仅反映工人多来自雷州、琼州，一般有人身自由而已。
“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34】。
（罗定州）“杨仕奕在马兰苗搭祭榨蔗做糖发卖，雇钟亚卯、钟蒂保赴寮榨蔗，言定每人每日工钱二十五文，按五日一次发给工钱，未有写立文约。”【35】
（英德）“钟统化雇吴书城在蔗察帮工，议明每月工钱五百文，未立文契年限，并无主仆名分。”【36】
四川的糖房，也无雇工材料。下面是内江的两个记载。
（艺蔗为农者）“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入冬轮护煎者，昼夜轮更，其雍资工值，十倍平农。”【37】
“按欓（糖）之类有六：曰欓清、曰红欓、曰白欓、曰结欓、曰水欓、曰漏水欓。业此者有三：曰欓房、曰漏棚、曰冰橘房。”【38】
第一条，“数十百人”是又种蔗、又制糖。内江蔗车、糖灶都很大，到制糖季节大约“数十百人”一齐动手。第二条反映制糖的分工过程。将甘蔗榨汁，除去杂质，即糖清。糖清经煎熬，成红糖。红糖或糖清经泥水淋漏，成白糖。白糖下面的黄色物经加工，即橘糖。漏斗淋下之水，即漏水糖。将白糖溶于水，加工成冰糖。冰糖下面未凝结的糖水，称冰橘水，用以煎橘枣等水果。这里是把全部作业分成三部分，即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好象三个专业化车间。不过，这个材料较晚出。
单从分工、雇工和规模上还不能断定它的性质，还需要从投资者或业主方面来考察。下面是台湾的情况。
“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二曰头家廍，业主所设者也。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犇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犇，以六犇运蔗，三犇碾蔗，照园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39】
这里糖廍分为三种。先说头家廍。头家廍是独资经营的。投资人有商人，也有地主。他们自置生产设备，雇工生产，并有头目管理业务。如果是商人开设，向蔗农购买原料，加工生产，则其生产关系已完全是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了。如果是地主开设，给自己农场生产的甘蔗加工，所用雇工也可能就是自己农场的工人，则其性质尚可斟酌（见下面广东糖寨的讨论）。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多，比较道行的是将廍租给蔗农加工，其中又有“大租廍”、“小租廍”之别。大租廍是蔗农将自己的甘蔗拿来加工，除割蔗是蔗农自理外，其余人工均由康主供给。蔗农付给廍的租金（包括工人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事前订立的契约，分一定比例的产品即糖给廍主，通常是廍主分45%，蔗农得55%。小租廍是蔗农出甘蔗，由廍主组织生产，双方按事前商定的比例分糖。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仔细分析，它实际并未改变头家廍的性质，仅是业主的收入，名义上变成实物租而已。同时，由于采取租廍制，地主开设的廍，也和商人开设的廍一样，是给他人加工，获取收益了。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台湾的头家廍，基本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当然象资本主义萌芽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完整的，有些地主开设的廍，可能还属例外。
公司廍又名公家廍，是合股组织。商人合股，商人与地主合股，有时也有蔗农以耕牛或提供运费的形式入股。它也是雇工生产，有头目管理，经营方式与头家廍相同。如果没有或只有少量蔗农的入股，那么，它的性质也可以和头家廍同样看待。
牛犇廍，是蔗农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主要是加工自己种的甘蔗，也接受他人委托加工。因蔗车运转以三牛为一挂，故用犇字来表示股份，有一户出数犇的，也有数人合一犇的。后来，就不限于牵牛供役，而是在开工以前按当年牛价，折合现金入股。牛犇廍由入股者选出头目主持管理工作，蔗农参加劳动，有的也有雇工。这里边，大小户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劳动者合作组织，并主要为合作者加工，不能视为资本主义性质。【40】
台湾的糖廍，“系各就田园设厂”【41】，季节性生产，还是就地加工的性质。但因台湾人口密度较低，所出的糖历来是大量出口外洋和远销大陆，它的生产也主要集中在糖廍，农民家庭煎制的已居次要地位了。康熙中有人描述说：“蔗田万顷碧妻萎，一望葱笼路欲迷，捆载都来糖廍里，只留蔗叶响群犀”【42】。这种生产的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部，乾隆时有蔗车370部【43】，糖廍的数目，大体相同。前引资料说牛犇廍“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三类廍中，可能是以小生产者合作组织的牛犇廍较为普遍。这说明，即使在台湾，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是微弱的。
广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前引屈大均的说法，“广人饮撰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似乎农民家庭煎制还占优势，这大体是明末清初的情况。但广东的糖也是远销东西洋和京津、江南，糖察在清代颇有发展，其规模则较小。看下述记载，也有与台湾糖廍类似之处。
（广东东芜）“春月以糖本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复榨为糖。其法：……糖户之利，亦不逊氓山千亩，芋埒封君也。”【44】
（广东罗定州）“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45】
这里第一则是说糖户春天以糖本贷放给蔗农，冬天收蔗榨糖。这个糖户实际是个糖房，或者开有糖房的大户。从其“不逊岷山千亩”来看，他是个没有土地的商人；从其“芋埒封君”来看，规模不太小。这种糖户，看来可算资本主义萌芽了。不过，此例资料较晚。
第二例是说榨糖时，上农一家搭一个糖寮，中农5家合搭一寮，下农8—10家合搭一寮。下农的糖寮，有类台湾的牛犇廍，是小生产者合作社的组织。中农的糖寮，看来也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即使雇工也不会多，顶多是小业主合伙。上农一家一寮，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雇工生产，有类台湾的头家廍。但是，头家廍常是将廍租给蔗农收取加工费（按实物计），这里的“一家一寮”，从文义来看，象是榨自己农场所种甘蔗。这些甘蔗亦不知是地租收入，还是业主雇工所种。因有这些考虑，这种“一家一寮”虽可能有资本主义性质，却是不那么肯定了。
在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乾隆时，有个富农租地种蔗，并开设糖房，雇工熬糖发卖的例子。【46】这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比较明显了。
四川的糖房，规模颇大，但其生产关系如何，未见记载。若前引叙州府资料，有专业分工，其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若属一家所开，雇工必多，当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若分属三家，则漏棚、冰橘房不需榨车，用工无多，就可以是小作坊以至个体户了。场外专业化分工妨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在清代手工业中是常见的。
福建的制糖业，未见集中糖厂制糖的资料。有个兴化的记载说，农家十月蔗熟，“入确捣烂”，熬成红糖；明年正月，把红糖加工成白糖，封存过夏；九月，“各处客商皆来贩卖”。【47】这还都是农民家庭手工业。
【注释】
【1】《楚辞·招魂》：“腼鳖炮羔，而拓浆些”。应劭注：“柘（拓）浆，取甘蔗汁以为饮也。”
【2】杨孚：《异物志》：“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
【3】《新唐书》卷二二一：“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迫使取熬糖法，即用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按摩揭陀，即今之印度。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是太宗时外国贡使所传。
【4】王世懋：《闽部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该书所记炼糖方法也与《天工开物》稍有不同，如制红糖是用草木灰洒蔗汁，用油滓点化，制冰糖用泥封等。
【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载；“三县（即台湾）每岁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
【8】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9】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1980年版第192页。
【10】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朔。所列出口额，指运往波斯、荷兰等地的数字，不包括运销日本等东洋的数字。
【11】产销数均见徐方研：《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12】郁永和：《稗海纪游》载；“又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担）”。按此系郁永和于康熙三十六年从福建去台湾采办硫磺期间的记事。
【13】据余文仪等：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张，乾隆时有370张，按平均每张车年产糖24万斤计算，分别如上数。
【1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页四四四。
【15】“兴贩东洋白糖一项岁定二万担”，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苏拜、总督姚启圣等会议疏，载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
【16】郁永和：《稗海纪游》。
【17】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18】黄叔璥：《台海使搓录》卷三，赤嵌笔谈。
【19】《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三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拆。
【20】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
【21】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22】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按所记为乾隆间事。
【23】嘉庆《雷州府志》卷二。
【24】道光《琼州府志》卷五。
【25】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一。
【26】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27】载《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28】引自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1957年版第90页。诗中“闽糖”即台糖，当时台湾属福建省。
【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30】陈崇哲：《富顺蔗欓诗》，载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
【31】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
【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
【34】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5】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
【36】清代刑部钞档；嘉庆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
【37】道光《内江县志要》卷一。
【38】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
【3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
【40】此外，台湾还有官府和驻军经营的官田、官廍，为数有限，不在我们考察之列。
【41】丁日昌：《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
【42】郁永和：《稗海纪游》。
【43】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
【44】宣统《东芜县志》卷十五。
【45】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
【46】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本。
【47】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