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1368—1644）政府于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禁止民间以银作货币来交易。但不久以后，宝钞的发行额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低落，从而失去信用，人民在市场上交易时都争着用银而不用钞。自明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交通不便地区征收田赋，由米、麦改为金花银，同时正式准许市场交易用银[1]以后，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废除银本位，改发法币为止，中国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前后约共五百年左右。
自明中叶以后，银在中国各地所以能够越来越普遍的作为货币来流通，原因当然有种种的不同。就银的供应方面来说，作者曾经撰文指出，西班牙人以美洲为根据地，于1565年开始占领菲律宾后，来往于美、菲之间的大帆船，每年自美运菲的大量白银，大部分都通过贸易关系，由中国商人赚回本国。[2]复次，葡萄牙人于15、16世纪间经非洲好望角航海东来，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占据澳门，于是派遣商船在澳门与日本长崎之间来往贸易，自长崎输出大量银子（光是在1599–1637年间，共运出五千八百万两），而这些银子多经由澳门流人中国。[3]到了18世纪，其他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商船，也载运巨额白银前来购买茶、丝等物。[4]这许多外国银子的长期输入，当然是明、清两代中国银流通量增加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中国国内银矿的蕴藏虽然并不怎样丰富，但自明至清（1644—1911）国内银矿长期间的采炼，对于本国银供应量的增加，事实上也有多少帮助。而在中国各地的银矿生产中，云南银矿更是长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本文拟研究明、清两代云南银矿生产情况，以说明为什么自15世纪后银能够长期在中国作为货币之用这个问题。
二
云南银矿采炼的历史，可说相当悠久。在汉代，朱提县（故治在今云南昭通县）“山出银”；律高县（故治在今云南陆良县东）“东南監町山出银”；贲古县（故治在今云南建水县东南）“西羊山出银”。[5]到了唐代，云南为蒙氏南诏所据；由五代至宋，为段氏大理国所据。及元宪宗三年（1253）十二月，云南重新归人中国版图，故自元代起云南的天然资源便逐渐开发；而在各种资源中，云南的银矿也加以开采。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五月，“尚书省遣人行视云南银洞，获银四千四十八两。奏立银场官，秩从七品”。[6]元代云南采炼银矿的地方，为威楚（今云南楚雄县）、大理、金齿（今保山县）、临安（故治在今建水县）及元江。[7]当日各地银矿采炼所得，提出百分之三十作为银课（银矿矿产税）缴纳给政府。根据第一表，我们可知在元天历元年（1328）各省银课收入总额中，云南银课多至36，784．3两，占百分之四七．八，位居第一，故可以推知当日云南银矿的年产额，高达122，614（+）两，将近要占全国总产额的一半左右。
第一表 元天历元年（1328）银课收入
资料来源：《元史》（百衲本）卷九四，页7下，《食货志》。[8]又参考《续文献通考》卷二三，页23；《云南通志稿》卷七三，页11，《银厂》。
虽然元代云南的银矿产额，在全国产银各省中，已经跃居第一位，到了明朝初叶，尤其是在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年间，云南的银矿生产，却似乎没有浙江、福建那么重要。明代政府征收的银课，也约占银矿产额百分之三十。[9]在永乐、宣德年间，浙江每年银课由八万七千余两至九万四千余两，福建由三万二千余两至四万两多点。在永乐年间，两省银课每年约占全国总额百分之五十一．六，及宣德年间约占百分之四二．八。但自此以后，浙、闽的银课更激剧下降，[10]而云南银课却特别增多起来。
在景泰二年（1451）前后，“云南产银，民间用银贸易，视内地三倍；隶在官者免役纳银，亦三之，纳者不为病”。[11]因为银矿生产比较丰富，云南每年银课收入，在15世纪中叶后，远在产银各省之上；根据第二表，我们可知天顺二年（1458）及四年（1460），云南每年银课都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后，经过长时期的采炼，到了崇祯十年（1637）左右，宋应星在谈论到当日全国银矿生产的情形时说：“合八省[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四川、河南、陕西]所生，不敌云南之半。”[12]由此可见，除却明初数十年以外，在明朝中叶至末叶将近两个世纪的期间内，云南在全国银矿生产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表 明天顺二年（1458）及四年（1460）银课收入
资料来源：《明英宗实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卷二九○，页2，“天顺二年四月壬戌”；卷三一四，页1下，“天顺四年四月己酉”；《明宪宗实录》（史语所校印本）卷四○，页7下，“成化三年三月辛巳”。又参考《明史》卷八一，页11—12，《食货志》；王鸿绪《明史稿》（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志六四，页7，《食货志》；《续文献通考》卷二三，页33。
把第二表中列举的各省银课数字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在15世纪中叶后已经是全国银产量最大的一省。复次，我们又可根据有关记载，把云南历年银课收入，及其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列表如下。表中关于全国银课总额的详细数字，均见于《明实录》，在拙著《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一文中已经列表整理出来，兹从略。
第三表 明代云南银课及其在全国总额中的百分比
续前表
根据第三表，可知自天顺二年（1458）后的一百二十余年中，云南每年银课收入，多时超过十万两，少时为二万余两，在全国银课总额中每年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有时竟达百分之一百。因为银课来自银矿生产，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云南在明代银矿生产中所占地位的重要。
在元代已经开始采炼的云南银矿地区，大部分到了明代仍然继续开采。上述元代产银的楚雄府（威楚）、大理府、永昌军民府（金齿，治今保山县）及临安府，在《明史．地理志》中都有银矿生产的记载。[13]由于自元至明长期的开采，有些银矿到了成化（1465—1487）年间，已经发现“矿脉微细”，[14]“年久矿微，额恒不足”，[15]或“矿洞愈深，中有积水，矿夫采取愈难，因而致毙者不可胜数”。[16]可是，到了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仍然说：“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17]可见在云南中、西部，以大理为中心，东至楚雄，西至永昌，大约因为银矿储藏量比较丰富，虽然经过自元代至明季的长期开采，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耗竭的现象。这显然是云南银矿生产能够在全国产额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根据上述银课的数字，我们又可以判断，明代银矿生产的规模已经相当的大，因此要使用大量资本与劳力才能进行生产。万历（1573—1620）中叶左右，王士性在谈论云南银矿时，说每一矿硐约需“千百金”（约银千百两）才能从事开采工作。[18]至于开矿所需的劳力，大约因为明代云南人口比较稀少，[19]往往利用军士、[20]囚犯[21]来充当矿夫。这主要是15世纪的情形；其后到了正德（1506–1521）年间，又有许多“四方流移”在云南采炼银矿。[22]换句话说，到了16世纪，因为云南银矿对于劳力需求较大，就业机会较多，故吸收不少外省无业游民前来工作。
三
经过元、明两代长时期采炼以后，到了清朝初叶，云南若干银矿或因矿脉衰微而封闭，或因粮食及燃料价格昂贵、成本过高而不宜开采。换句话说，当日云南银矿生产已经出现成本递增、报酬递减的现象。[23]为着要挽救银矿生产的危机，清政府必须设法鼓励人民继续投资采炼，因此有减轻他们租税负担的必要。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年（1681）平三藩之乱，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定云南省属银矿招民开采，官收四分，给民六分”。[24]大约因为这“官收四分”（即桉产额征收百分之四十）的矿产税率太重，引不起人民投资的兴趣，故云南总督蔡毓荣建议，对银矿课税，只按产额征收百分之二十。[25]可是，事实上，就当日云南的情势来说，蔡氏建议的税率仍嫌过高，故政府只按照银矿产额征税百分之十五，称为“课银”。[26]这种课银，相当于明代的“银课”，不过后者的税率高达百分之三十，约为前者的两倍那么重。
和明代比较起来，清代云南银矿的矿产税既然减半征收，因为利之所在，自然要引起人民投资开采的兴趣。清代云南银矿采冶的场所，称为“银厂”。[27]在康熙（1662—1722）中叶后，“厂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余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十余万石”。[28]这些一共雇有十万余人的银厂，“皆招商采办，矿旺则开，竭则闭，征课视出产之多寡，岁无定数”。[29]不过，《会典》这几句话只是就长时期来说的，事实上在不太长的期间内，当日云南各银矿缴纳给政府的课银是有一定数额的，故称为“额课银”。现在根据有关记载，把清代云南各银厂每年缴纳的额课银，分别列表如下：
第四表 清康熙（1662—1722）后期至乾隆（1736—1795）前期云南银厂每年额课银数
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三，页1—3，《金银矿课》。
注：根据《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三，页25—26，《食货志》，我们可知，表中石羊银厂的额课银，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缴纳的数额；马龙、土革喇、永盛及个旧银厂的额课银，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缴纳的数额；古学银厂的额课银，为乾隆十七年（1752）缴纳的数额。故我们可以推知，表中所列云南各银厂的额课银，约为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每年缴纳的数额。
第五表 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廿五年（1845）云南银厂每年额课银数
续前表
资料来源：吴其濬纂《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一作《滇南矿厂图略》，何年刊本不详，哈佛大学中日文图书馆藏），页15—20，《银厂》第二。此书蒙王业键先生自哈佛大学影印寄来，特此致谢!
注：（一）书中说：“以上十五厂，嘉庆十六年定年额课银二万四千一百一十四两三钱。”而本书编纂者吴其濬于道光二十三至二十五年（1843–1845）任云南巡抚。故上述十五厂每年缴纳课银二万四千余两的时间，约由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
（二）书中在列举上述十五厂课银之后，紧跟着说，大理府白羊厂（乾隆三十八年开）、元江州太和厂（嘉庆十七年开）及东川府角麟厂，“三厂年解课银五六百两，无定额”；顺宁府悉宜厂（乾隆四十八年开），“岁课银八百两，闰加六十六两余”；此外又有七个子厂，即永北厅东昇厂（道光十一年开）、东川府矿山厂（嘉庆二十四年开）、元江州白达母厂（道光十二年开）、镇玩州兴隆厂（道光十七年试开）、鹤庆州白马厂（嘉庆二十年试开）、文山县兴裕厂（道光二十一年试开），及南安州鸿兴厂（道光二十四年试开），“以上七厂，尽收尽解，抵补各厂缺额”。
清代云南各府略图
第六表 清代云南各银厂每年额课银增减的趋势（两）
续前表
资料来源：《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三，页25—29，《食货志》。
看完以上三表之后，对于清代云南历年课银的数额，或银矿生产的情况，现在拟提出几点，分别解释或讨论一下：
（1）第四表所列云南银厂每年额课银数，来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但后者并没有清楚注明年代。我们虽然根据《续云南通志稿》的记载，说大约在康熙（1662–1722）后期至乾隆（1736—1795）前期，各银厂依照这种定额来缴纳课银，但事实上有时银产量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以致不能足额。例如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查雍正三年（1725，云南）各银厂缺额银共一万三千五百余两零。今核算雍正四年（1726）分各银厂应完额课银六万六千四百余两零，内据报收过银六万一千四百余两，较之雍正三年分少缺银八千四百九十余两。”[30]因此，虽然表中若干银厂的额课银，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或四十六年（1707）缴纳的数额，但在康熙四十七、八年（1708–1709），云南每年课银总额不过二万七八千两，其后到了乾隆初年（1736）左右才增加至七万两。[31]
（2）把第四、第六两表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云南北部昭通府的乐马银厂，于乾隆七年（1742）缴纳课银多至四万二千余两，但在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做成的第四表中却没有记载。复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于记述各厂课银之后说：“永昌府属茂隆银厂，收课多寡无定额。”可是，事实上，茂隆厂有时产额甚至超过乐马厂[32]，故课银亦相当的多。[33]因此，在某些年份，云南课银总额可能远在七万两之上。
（3）根据以上三表，再加上其他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云南银厂每年缴纳的课银总额，在十八世纪上半有时多至七万两左右，及19世纪激剧下降，以每年二万余两的时候为多。现在把历年数字列表如下。
第七表 清代云南每年课银总额
续前表
注：《清史稿》志九九，页456，《食货志》说：“道光初年（1821）……其时岁人有常，不轻言利。惟云南之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岁课银五万八千余两，其余……银矿岁至数千两而止。”如依此计算，道光初年云南课银总额约多至六万余两。但《清史稿》显然有误，因为石羊银厂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额课银为22，393．32两，个旧银厂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额课银为36，613．78两，合起来共五万八千余两，是康熙（1662—1722）后期的事，到了道光初年事实上已经减少许多了。参考第六表。
（4）约15世纪后半，或明中叶左右，云南每年银课总额，多时超过十万两，其后到了乾隆初年（1736）下降为七万两，数额要较明代为少。但明代政府按银矿产额征收百分之三十作为银课，清代则只征百分之十五；由此计算，清中叶左右云南银矿每年产额约为四十六万余两，显然要较明中叶的三十四万余两为多。
（5）自13世纪以来长期成为中国银矿主要产区的云南，于15世纪后半每年多时缴纳银课在十万两以上，及18世纪前半每年多时缴纳七万两左右，在全国银课总额中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和约略同时的世界重要银矿产区比较起来，却相差很远。例如在16、17世纪间每年产银约占世界总额百分之六十多点的秘鲁，16世纪中叶西班牙王室在那里按产量征收五分之一的银课，每年超过一百万两银子。[34]
（6）明季出产最旺盛的银矿，依照上引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位于以大理为中心，东至楚雄，西至永昌的云南中、西部地区。可是，到了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之间，如第四、第六两表所示，在云南各地银厂缴纳的课银中，只有楚雄府的石羊银厂年纳二万二千余两，仍然相当重要；除此以外，每年缴纳课银最多的银厂，为云南北部昭通府的乐马银厂、南部临安府近越南界的个旧银厂及西部永昌府近缅甸界的茂隆银厂。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明代生产最丰富的云南中、西部银矿，经过长期的开采，到了清朝中叶已经渐渐耗竭，故银矿采炼地区，向北推广至全省最北边的昭通府，向南及向西伸展至靠近安南（越南）、缅甸边界的地方。
（7）不特如此，清朝中叶采炼银矿的人士，并不以在云南边境开采为满足，而且向外扩展，挟同他们的熟练技术和经验，在缅甸、安南开采蕴藏丰富的银矿。[35]缅甸的大山厂，在乾隆（1736—1795）中叶左右，经常有四万名中国人（以江西、湖广人为多）在那里采炼银矿，每人每年平均获利三四十两，故每年约有一百余万两银子输入内地。[36]复次，缅甸“又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37]安南的宋星厂（一作送星厂），也有许多中国人前往开采，以广东人为多。在乾隆中叶及其后，由于利之所在，他们常因争挖矿砂而互相斗殴。[38]大约因为矿藏丰富，在道光（1821–1850）中叶，他们每年约得纹银二百万两，运返中国。[39]安南靠近云南的地方，又有都竜厂，在雍正（1723—1735）初叶也有中国人前往开采银矿。[40]
四
云南银矿的开采，由13世纪至19世纪，约延续六百余年之久。虽然中国银矿蕴藏不够丰富，产量也不算多，但云南银矿能够长期采炼而不怎样耗竭，在全国各省银矿生产中当然要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曾经对中国流通白银的来源加以研究，他说：“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41]假如魏源的估计并没有和事实距离太远的话，在当日全国流通的大量白银中曾经提供百分之三、四十的各省银矿，云南银矿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此，明、清时代中国各地市场上之所以能够普遍用银作货币来流通，把赋、役折算为银来缴纳给政府的一条鞭法之所以能够实行，除外国银子的流人[42]外，云南银矿的长期采炼，应该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虽然这个因素并没有外国银子的流人那么重要。
十余年前，作者曾经发表《美洲白银与18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一文，认为美洲白银的长期大量输入中国，是乾隆（1736—1795）时代物价剧烈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康熙、乾隆之际，云南靠近安南、缅甸的地方，既然有个旧、茂隆等丰富银矿的开发，而北部昭通府的乐马银厂又复大量产银，对于乾隆时代银流通量的增加应该也有多少关系。不特如此，在乾隆中叶前后，我国采矿业者，又纷纷前往云南边外的安南、缅甸采炼银矿，每年自那里把巨额银子运回本国，当然也要影响国内白银流通的增加。其后到了道光（1821–1850）中叶，当因为鸦片走私进口而白银流出，以致银价昂贵[43]的时候，我国人光是因为在安南开采宋星银矿，每年便输入纹银二百万两，这对于当日因银贵而使人民生活蒙受的不良影响，是否曾经发挥或多或少的缓和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3年4月22日初稿
1974年3月30日增订毕
附记 本文在付印前荷蒙陈正祥教授斧正，文中地图又蒙帮助绘制，谨此致谢!
注释：
[1]拙著《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其原因》，《新亚学报》（香港九龙1967）第八卷第一期，页171—177。
[2]拙著《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九龙，1968）第一卷，页27-4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人中国》，同上刊物（1969）第二卷第一期，页59—79。
[3]拙著《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3）第五卷第一期。
[4]拙著《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台北，1967年），页517—550。
[5]《汉书》（百衲本）卷二七，页37下，《地理志》。律高、贲古属益州郡，朱提属犍为郡。《食货志》下，“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
[6] 《元史》（百衲本）卷一六，页5下—6，《世祖纪》；《续文献通考》（光绪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卷二三，页19；阮元等主修《云南通志稿》（道光十五年刊）卷七三，页10—11，《银厂》。
[7] 《元史》卷九四，页1下，《食货志》；王文韶修《续云南通志稿》（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四八，页17，及卷五八，页1下—2，《食货志》。
[8] 《元史·食货志》原文说：“天历元年岁课之数……银课：腹里，一锭二十五两；江浙省，一百一十五锭三十九两二钱；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锭三两五钱；湖广省，二百三十六锭九两；云南省，七百三十五锭三十四两三钱。”按文中说的银课，是按照银矿产额征收30％的银两。《元史》卷九四，页3下，《食货志》说：“……在湖广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每年输银三千两。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罗山县银场，课银三定（锭）；四年，李珪等包霍丘县豹子崖银洞，课银三十锭。其所得矿，大抵以十分之三输官。此银课之兴革可考者然也。”因为每锭等于五十两，故在第一表中把银课由锭数折算为两数。
[9]拙著《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新亚书院学术年刊》（香港九龙，1967年）第九期，页257—259。
[10]梁方仲《明代银矿考》，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昆明，民国二十八年）第六卷第一期，页110—111。
[11] 《明史》（百衲本）卷一六八，页8下，《陈文传》。又王士性《广志绎》（有万历二十五年序）卷一五，页19说：“采矿事惟滇为善，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是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
[12]宋应星《天工开物》（崇祯十年刊；台北市，1955年重印）卷下，页330—331，《银》。
[13] 《明史》卷四六《地理志》说：“（临安府）蒙自……西南有西溪二，出银矿。……纳楼茶甸长官司……北有羚羊洞，产银矿。”（页4下—5）又说：“（楚雄府）广通……东有卧象山，东南有卧狮山，俱产银矿。……南安州东有健林苍山，又西南有表罗山，俱产银。”（页7下）又说：“（大理府）邓川州……东有豪猪洞，一名银坑。”（页10）又说：“（永昌军民府）腾越州……西北有明光山，有银矿。”（页13）又《明武宗实录》（史语所校印本）卷一一三，页3下—4，载正德九年（1514）六月乙卯，“云南澜沧卫军丁周达奏：云南银矿，如大理之新兴、北崖，洱海（在大理以东）之宝泉，楚雄之南安、广运，临安之判山……皆可采办，以益国课。……诏……令如先年崔安例釆办，且以镇守太监梁裕等管理”。
[14]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页1下，“成化八年六月己巳”。
[15]同书卷二二八，页8，“成化十八年六月辛酉”。
[16]同书卷二四七，页1下—2，“成化十九年十二月戊辰”。又同书卷一一四，页3下，载成化九年（1473）三月壬寅，“巡按云南监察御史胡泾等奏：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采办之初，洞浅矿多，课（银课）额易完。……今洞深利少，而军夫多以瘴毒死，煎办不足……”由此可知，到了成化年间，有些银矿经过长期开采后，坑洞越挖越深，已经发生水患及通气设备等问题。
[17] 《天工开物》卷下，页331，《银》。
[18] 《广志绎》卷五，页19说：“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準（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人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
[19]据《明史》卷四六，页1下，《地理志》，云南人口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只有259，270口，在弘治四年（1491）只有125，955口（以上两数大约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在内），在万历六年为1，476，692口（参考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l959，PP．9，258．）。这和清代云南人口由二百余万至七百余万（见拙著《中国经济史论丛》，新亚研究所，1972，页600，612—617）的情形比较起来，可说少得很多。
[20] 《明宣宗实录》（史语所校印本）卷二八，页9，载宣德二年（1427）五月“壬戌，云南都司奏：（大理）新兴等场煎办银课，其矿初以大理等卫军士充之”。又上引《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四，页3下，“成化九年三月壬寅”，说“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又同书卷二二八，页8，载成化十八年（1482）六月辛酉，“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吴诚奏：云南楚雄等七卫银课……官司拨摘（《校勘记》作摘拨）军余，以为矿夫，月追人银一两二钱，通计一年该银十有四两四钱……”。按明代正式军役，由特定的军户担任。每一军户出正军一名。每一正军携带户下余丁一名，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这个供给正军的余丁名曰“军余”，或通称曰“余丁”。参考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52；拙著《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页265—266。
[21]李东阳等撰《大明会典》（东南书报社本）卷三七，页21下，《金银诸课》说：“（天顺）四年（1460），奏准云南都、布、按三司，及卫、所、府、州、县，凡杂犯死罪，并徒流罪囚，申尤力者，俱发新兴等场充矿夫，釆办银课。”（参考《续云南通志稿》卷四八，页17，《食货志》）又张萱《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印本）卷九二，页30—31说：“陈公家曰：臣初留神思永，虚心博访银场利害……云南银场……采挖之夫，中间亦有逸贼逋囚，亡命无赖……”按陈察于正德（1506–1521）中叶后，巡按云南。见《明史》卷二○三，页20下，《陈察传》。
[22] 《明武宗实录》卷八七，页8下，载正德七年（1512）五月癸亥，“镇守太监张伦又奏：云南……各（银）场夫役，又皆四方流移，仰给于此。一旦封闭，恐生他变……”。
[23] 《续云南通志稿》卷一七八，页10—11，《艺文志》，载蔡毓荣（康熙二十一年，官云南总督）《筹滇十疏》说：“一、矿硐宜开也。滇虽僻远，地产五金。……一经开挖，或以矿脉衰微，旋作旋辍，则工本半归乌有。……今除（滇省）全书开载，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银、锡等厂……无庸置议外，查……寻甸之歪冲，建水之黄毛岭、判山，广通之广运，南安之戈孟、石羊，赵州之观音山，云南之梁王山，鹤庆之玉丝，顺宁之遮赖，俱有银厂；鹤庆之南北衙、金沙江，则有金银厂。或封闭有年，或逆（指吴三桂）占既开，寻复荒废。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为艰，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终弃之，良可惜也!”按粮食、燃料费用的开支，要构成银矿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参考拙著《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页257—259）。在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后，云南既然米贵，自然要影响工资水准的上升；这样一来，再加上燃料价格的昂贵，银矿生产成本当然要递增了。何况当矿脉衰微的时候，优良的矿脉开采完了，较劣的矿脉也得采掘；同时，如果越挖越深，则离地面越远，其产品的运费越要增加。
[24] 《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三，页22，《食货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台湾中文书局影印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卷二四三，页3，《金银矿课》。
[25]上引蔡毓荣《筹滇十疏》。
[2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五，页5，《金银矿课》，载乾隆七年（1742），“又题准：云南省金鸡厂，每出银一两，抽正课一钱五分……”又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光绪十一年刊本）丙集，《云贵奏稿》卷九，《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道光二十九年，1849）说：“况查滇省……课银章程，本系一五抽收，民间采得十万两之银，纳课者仅一万五千两，可谓敛从其薄，于民诚有大益。”（页18）又说：“查云南各属……历办章程，迤东各厂硐户卖矿，按所得矿价，每百两官抽银十五两，谓之生课；迤西各厂硐户卖矿，不纳课，惟按煎成银数，每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谓之熟课。皆批解造报之正款，必不可少。”（页23）由此可知，在云南西部地区，按煎成银数所纳的课银，更低于百分之十五。
[27]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国风出版社影印本）卷五二，页38，载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约乾隆元年）说：“凡采取五金之处，古俱曰冶场，今音讹曰厂。……今天下之厂，于云南为最多。……今请言银厂。”
[28]同上。
[29]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台湾中文书局影印本）卷二二，页1。
[30] 《雍正朱批谕旨》（台北市文源书局影印本）第九函第二册《鄂尔泰》页57（第五本页2651）。又同书第一函第二册《杨名时》页2—3（第一本页107）说：“雍正元年（1723）七月初六日，云南巡抚杨名时谨奏……查银厂缺课，每年约至二三万两。……”又页34—35（第一本页123—124）载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七日，杨名时奏：“（云南）银、铜二厂，臣自康熙六十年（1721）正月到巡抚任后，见银厂自五十八、九年（1719—1720）约各缺额课三万数千余两……自雍正元年……粮道张允随历年管理厂务，调剂得宜，力除厂弊，银厂缺课渐少。……”
[31]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页38—39，载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约乾隆元年）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滇省荡平，（银）厂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辈，具呈地方官，查明无碍，即准开采。……及康熙四十七、八年（1708—1709），贝制军始报课二万七八干两，至今二十余年，陆续增至七万两。”
[32] 《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三，页20，《食货志》，载檀萃《茂隆厂记》说：“茂隆之出，由吴尚贤家贫走厂，抵徼外之葫芦国，其酋长大山王蜂筑信任之，以开茂隆厂，大赢，银出不訾，过于内地之乐马厂。二厂东西竞爽，故滇富盛，民乐而官康。尚贤志渐张……大吏……恐其回厂生变，拘而饿死之（按事在乾隆十八年）。厂遂散。……论者以银币之济中国者，首则滇之各厂……滇昔盛时，外有茂隆，内有乐马，岁出银不訾。自尚贤死，茂隆遂为夷人所据，而乐马亦渐衰。于是银贵钱贱，官民坐受其累。”（又见于《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页35，檀萃《厂记》）又页24载檀萃《滇海虞衡志》说：“中国银币尽出于滇……昔滇银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岁出银不訾。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按茂隆银厂约于乾隆（1736–1795）初叶开始采炼，其后继续开采至嘉庆五年（1800），才因为“开采年久，硐老山空，矿砂无出”，而加以封闭。参考《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三，页14，《户部杂赋》；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本）卷四三，考七九七四，《征榷考》十五，《坑冶》；《续云南通志稿》卷四三，页20，《食货志》。
[33] 例如《乾隆东华续录》（台北县文海出版社本）卷七，页26下，载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甲午，议政王大臣议覆：前据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滇省永顺（永昌?）东南徼外，有蛮名卡瓦，其地茂隆山厂，因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彼开采矿砂大旺，该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为数过多，可否减半抽收等语。……该督……称：‘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乐享其利。……民人或遇赀耗，欲归无计，不得不觅矿谋生。今在彼打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今生蛮卡瓦葫芦酋长……献纳，实出诚悃。……请……准其减半报纳，仍将所收以一半解纳，一半赏给该酋长。’应如该督所请办理。从之。”（又见于《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六九，页30下—32，“乾隆十一年六月甲午”）又参考《清史稿》（香港文学研究社本），列传三一五，页1656，《缅甸传》。大约因为茂隆银矿位于永昌府滇、缅交界处，为生蛮卡瓦葫芦酋长所统治，故课银特准减半缴纳。
[34]拙著《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页260—26l；《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页30。
[35]赵翼《檐曝杂记》（櫻山文库本）卷四，页13，《缅甸安南出银》说：“银本出内地。……今内地诸山有银矿处，俱取尽，故采至滇徼。……滇边外则有缅属之大山厂，粤西边外则有安南之宋星厂，银矿皆极旺。而彼地人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釆，彼特设官收税而已。”（又见于赵翼《粤滇游记》，《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七帙；魏源《圣武记》，《四部备要》本，卷一四，页46，《军储》第三篇补注）按赵翼于乾隆三十一至三十四年（1766—1769）任广西镇安府知府。
[36]上引《檐曝杂记》紧跟着说：“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大山自与缅甸交兵（事在乾隆三十三、四年，见同书卷三，页9，《缅甸之役》）后，厂丁已散，无复往采者。明（瑞）将军曾过其地。老厂、新厂两处民居遗址各长数里，皆旧时江、楚人所居。采银岁常有四万人，人岁获利三四十金，则岁有一百余万，赍回内地。当缅酋攻厂时，各厂丁曾驰禀滇督，谓只须遣兵三千来助声势，则厂丁四万自能御敌。时滇督恐启封疆衅，遂不果。”（又见于《圣武记》卷一四，页46）按明瑞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翌年，与缅甸战，兵败，自缢死。参考《清史稿》列传一一四，页1195，《明瑞传》。
[37] 《清史稿》列传三一五，页1656，《缅甸传》。又周裕《从征缅甸日记》（成于乾隆三十四年；《明清史料汇编》初集，文海出版社本）页5下说：“……波奄厂（波龙厂）有银矿，往时内地贫民至彼采矿者以万计，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自边地不宁，商民尽散，山麓下败址颓垣，弥望皆是，可慨也!”又参考《圣武记》卷六，页20下，《乾隆征缅甸记》上。
[38] 《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1年）第二十二期，天七九七，李侍尧（两广总督）折说：“缘安南一带山场多产五金，送星银厂矿砂旺盛，夷民不谙采炼，向为内地人开挖。张德裕先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间自籍（广东长乐县）起程前往彼处雇工，继充客长。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内，有张任富等，与张南特等争挖矿砂，纠同张德裕帮殴，致死古老二、古质禺二命。经该国镇目差拿，张任富等逃回被获，审拟治罪。张德裕仍潜匿安南。乾隆三十七年（1772）张德裕复回厂内，与张万福、锺上钦……合本开矿，分管<石曹>口。古以汤与李乔恩另在一处合伙开挖，相距约二里，古以汤兼充该厂客长。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内，古、李两姓工丁挖穿张刀福、锺上钦硝口，互相争论，张德裕投报古以汤处断。古以汤并不分清界址，就挖穿处所挂线为界。张德裕不服，起意商同张万福等，于十月初四日带同厂内工丁，前往争闹。古以汤亦率同李乔恩并工丁赴阻，彼此口角而散。十二月二十九日，两造率众持械相殴，夷官禁阻不依，均各受伤。……”又《檐曝杂记》卷四，页13下，《缅甸安南出银》说：“宋星厂距余所守镇安郡仅六日程。镇安土民……一肩挑针、线、鞋、布诸物往，辄倍获而归。其所得银皆制镯贯于手，以便携带，故镇郡多镯银。而其大伙多由太平府之龙州出口，时有相杀事。恃人众，则择最旺之山踞之．别有纠伙更众者，则又来夺，古（故?）以是攻剽无宁岁。安南第主收税，不问相杀事也。有一黄姓者，广东嘉应州人，在厂滋事，由安南国王牒解广督。余讯以所得几何，而在外国滋事如此?渠对云：利实不赀。矿旺处，画山仅六尺，只许直进，不许旁及。先索僦直六百金，始听采。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其利可知也。”又参考《圣武记》卷一四，页46，《军储》第三篇补注。
[39] 《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二○二，页23，载明命二十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遣办理产部潘清简往太原，开采送星银矿。初帝（阮圣祖）览清国‘京抄’，见清直隶总督琦善言，我国（安南）送星银矿极旺，而仅征商税，听清人采取，岁得纹银二百万两，階资以归，因派御史阮文振就处勘验。振奏言：此矿银气稍旺，试采之，则用工亦易。……乃命清简带同侍卫驿往矿所，拨省库钱四五千缗，雇多人，并与矿夫等采办”。
[40] 《雍正朱批谕旨》第十四函第三册《高其倬》，页82—83（第八本页4771—4772）说：“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十六日，云贵总督臣高其倬谨奏，为奏闻事：窃查云南开化府，与交趾都奄厂接壤。……因都奄厂广产银、铜，内地及外夷俱往打矿，货物易消，贸易者亦多。……”又参考同上，页34（第八本页4747），雍正二年二月十八日高其倬奏折。
[41] 《圣武记》卷一四，页33，《军储篇》一。
[42]拙著《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
[43]拙著《中国经济史论丛》，页596—597。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二册
